中兴时期的杰出京官

中兴伊始，中央政府在人员构成上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格老的政治家重返领导岗位，取代了名誉扫地的载垣集团成员， ^（注13） 实际控制权移交到恭亲王奕䜣和文祥手中。 虽然1865年恭亲王奕䜣曾受到皇帝的严厉斥责，但这次短暂的贬谪遭遇看起来并未对他在中兴期间剩余阶段的权力地位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他没有变成傀儡，慈禧太后也没有变成独裁者，直到同治时期之后，他才变成一个傀儡，慈禧太后也才变成一个独裁者。 ^（注14）

虽说都是满人，恭亲王奕䜣和文祥却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满人特有的目标及思维方式。他们写出的作品、制定的政策，都是人们对于那些彻底沉浸于儒家传统的人所期待的那样。作为学者，他们与曾国藩不在一个档次；作为政治家，他们却是京官中可与曾国藩在地方官里面的地位形成相互对等关系的人物。

虽然文祥现存于世的作品带给人们的反响没有恭亲王的那样强烈，但他那直抒胸臆的自传，以及他对自己所担负的特殊使命的描述，都展示出他具有远见卓识的洞察力、克己奉公的责任感和坚强有力的道德信仰。 ^（注15） 在有机会跟随他一同参加外事活动的外国人眼中，他是“政府里面最进步、最爱国的人”； ^（注16） “或许是中华帝国里面最能干、最开明的官员”； ^（注17） “是众所周知的北京政府最有能力的成员”； ^（注18） “被外国使馆认为是总理衙门的大臣里面最具领导思维且最精明强干的人”。 ^（注19）

一些最资深的观察家都众口一词地称赞文祥。在阿礼国看来，文祥是“迄今为止在总理衙门和内阁大学士的众多领班大臣中思想最进步的一位”。 ^（注20） 卜鲁斯认为除文祥以外“从未遇到过比他更有权有势的知识分子”。 ^（注21） 按照蒲安臣的观点：“在中国的政府里面，有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就是文祥，他掌控着局势并且洞悉朝廷事务的严峻形势，满怀热忱、拒腐防变，努力保持着政府的清正廉洁。” ^（注22） 根据卫三畏的观点，文祥是“一个行为举止具有非凡魅力的人，也许是与外国公使馆保持接触的所有中国官员中最受人尊敬的一位……一位最富有敏锐洞察力和高效执行力的政府顾问。他的离世（卒于1876年），使中国政府从此失去了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致力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敏锐观察家”。 ^（注23） 赫德称文祥为“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睿智、心胸豁达的中国人之一”。 ^（注24） 丁韪良着重强调了文祥的“开明见解”，以及他虽身居高位却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个人生活作风。 ^（注25）

文祥也同样受到汉人同僚的高度景仰。翁同龢赞扬他的忠诚、勤奋，以及他在制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中所做的贡献。金梁写道，文祥的个人历史地位相当于“中兴事业的主要支柱”，这得益于他的勇气，以及他为这个国家所制定出的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战略规划。 ^（注26）

在恭亲王奕䜣和文祥的保护之下，有才干的汉族官员得以升至高位，不仅是在地方上的官僚体系中，在中央的官僚体系中，也同样可以崭露头角。恭亲王奕䜣、文祥、沈桂芬和李棠阶被认为是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复兴者，正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是地方行政机构统治权威的复兴者一样。 ^（注27） 按照梁启超的观点，19世纪60年代是“属于文祥和沈桂芬的时代”。 ^（注28）

沈桂芬于1847年考中进士，在升任军机大臣及内阁大学士之前，他拥有典型的既当过地方官又当过京官的任职经历：先后当过山东巡抚、山西巡抚、兵部尚书。 ^（注29） 虽然中国人普遍认为他是一位中兴时期的领导者，却对他的情况了解得相对较少。 ^（注30） 他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官员 ——尤其是在他1867年升任军机大臣之后——但相关的历史记载支离破碎，用来证明他地位显赫这个事实是可以的，却无法证明其成就如此显赫的原因是什么。

作为中兴时期京官队伍里面的第四位重量级人物，李棠阶主要是一位新儒家学派的理论家。他于1822年考中进士，从那时起直至1860年，他变换过不同的职业岗位，既担任过地方官里面的职位，也曾赋闲隐居钻研学问，还曾在曾国藩领导下的团练里供过职。尽管他曾于1850年拒绝了北京方面对他的任命，却于1862年响应了朝廷的征召。 ^（注31） 到北京后不久，他就拜访了倭仁，二人围绕“全局事务”进行了一番彻夜长谈。倭仁仔细审阅过李棠阶写的那篇曾闻名于世的题为《论条陈时政之要疏》的奏折草稿。 ^（注32） 其内容着重强调皇帝教育、京城道德氛围、复兴国内政府等问题的重大意义。摘录其中部分原文如下：“臣窃谓：欲平贼必先安民；欲安民必先择廉干之督抚。” ^（注33） 作为一名地方官，同时也是一名宋代儒学主要拥护者的吴廷栋（号竹如）写道，由于朝廷已经把李棠阶和倭仁放到能为政府基本方针及总体规划建言献策的岗位上，政府的前景确实是一片光明。 ^（注34）

在中兴政府的编制架构下，李棠阶迅速擢升，很快就进入了政府高官行列，先后担任礼部侍郎、都察院御史，直至军机大臣。他放弃了写作但与人们保持书信联络，所以他的名气比他的同僚沈桂芬更大，但是，关于他如何利用书信来施加对人们的影响力，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清晰明了的答案。他亲笔写的奏折相当少，尽管他那些为数不多的奏折影响广泛。他在进京赴任之前的那些年间写的日记披露——在国难当头之际，他尤其专注于研究汲取历史教训——但在时间进入1862年及之后，他在日记中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变成了平铺直叙的“流水账”，不能给《清实录》增添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注35） 根据目前掌握的历史档案信息，李棠阶的职业生涯主要揭示了新儒家哲学思想在中兴时期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融合的方式方法。虽然他在1862年以前的职业生涯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带有“地方主义”的色彩，但他最终是以京城中兴事业支柱的形象，被载入史册的。

有些中国的历史学家曾经撰文说，同治时期的中兴事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影响所及主要是地方上的高级官员，而没有得到朝廷中“除了文祥以外的尊敬曾国藩、李鸿章的人”的支持。 ^（注36） 问题在于“像文祥这样的人”确实控制着朝廷，而且与京官一样，地方官中有能力的汉人领导者的升迁，都取决于北京方面做出的决定。朝廷里面确实存在着各种派系集团，却没有哪一个集团有能力去挑战恭亲王奕䜣及其同党的权威。 NbTEpnmV+86Wdq1bTq3YWpeuDtJuKZuWsSv5Ujb+hdUbDVnRNNJuqoQqW3aaQU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