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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人的看法，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镇压叛乱并实现清帝国复兴的，并不是职业军人。他们基本上都是文官，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他们之所以能升至高位，是因为他们在处理地方行政及军队事务的过程中，个人能力得到了证明。他们在文学及学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他们声名显赫，而且从步入仕途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要经常从事书法和写作。
（注10）
甚至对于纯粹的军事问题，他们的侧重点也集中在人文及社会方面：比如教化、道德，以及通过性格培养塑造领导艺术。很显然，军事技术能力只是他们获得权力晋升的次要因素。
整个清朝时期的绝大部分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才获得身份地位的升迁机会的，
而产生官员数量最多的省份也产生了数量最多的学者。
（注11）
例如：曾在都察院担任职务的3087人中，大约有2168人的入仕是通过“正确的道路”——科举考试制度——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京官学位（进士）的获得者，这是他们在一场要求用半生时间去准备的全国性比赛中，通过战胜众多选手才有机会获得的。
（注12）
在后太平天国时代，清朝的官僚阶层仍旧由学者型官吏构成；甚至像湘军这样一个新型军事组织，也掌握在出身于科举制度的人的手中。
事实上，中兴时期的杰出领导者均为士大夫，正如一份关于他们职业生平的回顾所显示的那样。
“中兴时期有历史功绩的官员”（中兴功臣）已成为所有中国人评论19世纪的一个常用语。这个常用语如果从保守派的口里说出，通常就会以一种颂扬的语气；如果从马克思主义者的口里说出，通常会以一种嘲讽的语气；如果从比较缺乏激情的史学家口里说出，则会采用一种描述事实的语气。然而，所有人都会赞同一个基本观点：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一个由“有功绩的官员”组成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恢复并延长了清帝国在传统秩序下的寿命。
实质上，相同的名字在出处各不相同的所有名单上都赫然在列。京官里面的中兴功臣有：恭亲王奕䜣、文祥、沈桂芬和李棠阶；地方官里面的中兴功臣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和骆秉章。他们中的大多数有既当过京官，又当过地方官的复合任职经历，在任职经历上不存在明显的区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