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儒家观点,实现政府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首要必备条件,是拥有一批既才能出众又廉洁清正的官员,这个观点在格言、俗谚以及正式作品中均有所反映。 (注1) 要争取得到最具天赋才能的人才,训练他们的思维,塑造他们的人格,基于他们的优点把他们任用到合适的岗位上,并根据他们的行政表现有效实施奖惩——这是中兴时期的首要任务。 (注2) 一位从不纸上谈兵的学者左宗棠写道:
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 (注3)
人们认为,官吏的才能与其道德品质密切相关。如果有人说道德高尚的人有可能政绩平庸,或者说道德败坏的人却有可能才能出众,那么他肯定会遭到斥责。耆英在咸丰皇帝登基之际,向他提建议时说道:“如果一个人被委任某个职位,而他的才能有限并不称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是个‘好人’(君子),却很有可能辱没交给他的使命;相反,如果委任一个‘卑劣的人’(小人)去干他力所能及的事,他可能仍有机会取得业绩。”皇帝谕旨在答复时,谴责耆英观点的罪恶程度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并有力支持了倭仁所提出的传统观点,即道德价值是凌驾于任何活动之上的最高标准。 (注4)
中兴时期的政治家们肯定会热衷于探讨“人才”观念。 (注5) “军事活动的组织实施取决于人员,而不是工具手段”(兴军在人不在器)这句格言所代表的观点,甚至广泛存在于技术性最强的军事讨论中。与之相似的是,同治时期降低田赋所取得的成效被认为是依靠胡林翼、曾国藩和左宗棠此三者个人才能的结果,而随后的失败,却又被归因于缺乏人才。用《中庸》里面的话说:“得人者昌,而失人者衰。” (注6)
中兴时期的改革很少涉及行政架构和组织程序,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改革中,只有总理衙门的创建和海关总署的发展属于重要的改革项目。 (注7) 曾国藩反对重新绘制并合理规划行政区划图,以便把长江设立为省界的观点,经过对当时主流观点的总结,他说:“臣愚以为,疆吏尚贤,则虽跨江、跨淮而无损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虽划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治之废。” (注8)
中兴时期的一位低等官员也发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观点:“自来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乃建非常之事。” (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