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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芮玛丽，本名玛丽克莱博赖特。1917年出生，1938年毕业于瓦萨学院，1951年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先后出版有《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历史和历史职业》《中国重新评估它的过去》《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等。
《同治中兴》初版于1957年，再版于1962年，曾引起学界的争论和批评。苏联《历史问题》杂志批评该书作者将“对中兴时期领导人的钦佩之情，转嫁到国民党身上”；但也有人将本书誉为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被指定为美国大学习修中国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
芮玛丽本人对此书颇为自信。在1962年的再版序言中，她虽表示本书出版后的几年之中史学界涌现出几十种有关清代历史的重要研究成果，她通过研读这些成果以及读者对她这部著作所提出的评论使她自己受益匪浅，但她同时却也指出，“当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要我修订本书并为再版作序时，我最初设想着通过这篇序言，至少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醒读者对我在书中发现的肤浅或欠妥的观点加以注意。然而，当我再次阅读这本书时，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叹的是，书中的主要观点至今看起来仍然有效”。
《同治中兴》出版后，不但引起国外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瞩目，而且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名为《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的译本。二十多年后，重庆出版社再次重译出版，于此，可见该书在中国学界的深刻影响、价值与地位。
初译本和重译本，都是根据1962年版本翻译的。初译本计约32万字，重译本近50万字。两个译本出现十余万字的差异，除翻译文字详略有异，主要原因是，初译本删除了许多为研究者提供指导的注释；重译本则完全保留了原书的结构与内容，仅最后的注释部分即多达13.5万字。就译本的结构内容而言，重译本保留了芮玛丽给老师费正清的“致谢”，更接近于原书原貌。初译本和重译本的文句表述虽有所不同，但文意却相同或相近。两个译本文笔各具特色，各有优长。
以往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大多侧重于讲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几大历史事件，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从根本上说是正确而必要的，但是远远不够。因为这一历史描述，并不能向人们展现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仅仅讲到了历史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涉及矛盾的另一方面，即清朝统治阶级方面，是如何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
《同治中兴》一书，详细叙述了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督抚大员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从而引导清王朝摆脱了政治统治的危机，出现了同治中兴的政治局面。所有这些，对当时的中国学界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以至一些学者称赞此书弥补了我们历史知识的空白，读来受益匪浅。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最早的中译本可能是1914年），中国学者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初版于1931年），虽曾论及同治中兴，但却并未对其成功或最终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美国学者芮玛丽，没有或很少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立场观点、叙事方法等的影响，有可能比较客观超脱，提出自己独到的分析与见解。作为中国人，不可妄自尊大，应该从中有所借鉴。“他山之石”，或“可以攻玉”是也。
此即重庆出版社重译再版此书的原因与价值之所在。
中外学者对同一历史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未必一定存在水平或层次的高低上下之分，但却可能存在认识与思考问题的指导理论、研究视角与维度之别。芮玛丽的个人独特见解，在各章节中皆有所表述，但更集中体现于第一章“引言”及第十二章“中兴的遗产”之中，读者可特别注意研读。
“中国保守主义”，既是一个与“激进主义”对应的政治概念，又是一个松散无形的政治派别，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价值取向。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特别是对其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的冲击，一些封建官员与士大夫，不能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他们试图进行抵抗的依据与武器，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文化。他们相信，“儒家的社会秩序、政治体制和伦理道德都具有永恒价值……它们是稍加调整就能适应所有新情况的基本原则，永远有效，一成不变”。
芮氏还强调指出了真正的儒家保守派与机会主义的区别。“前者因尊崇儒教的内在本质而珍视儒家秩序；后者却把儒家遗产要么当作刺激中国人产生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要么当作遮掩法西斯主义的面纱。”这一分析，不但有意思，而且有启示意义。
作者认为，国民党在其统治时期，极力称赞清代同治中兴的前贤，力图仿效中兴的理论和政策。然而，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芮氏认为，“国民党发动的这场新派中兴运动，完全就是一个凄惨的败局，其悲惨程度远甚于它所努力效仿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完成它的最后抵抗的真实事件经过，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而将国民党的效仿称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不但“将会辱没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而且是在“歪曲历史”。
本书有关历史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的两个问题，亦值得关注和思考。
芮玛丽表示，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需要警惕、摒弃两种错误的倾向或研究方法。
一是“要防止开展‘搬砖式’研究。这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研究方法，将会误导我们产生‘一切社会现象都值得注意、任何课题的深入研究都有助于积累知识’的主观设想；等所有的砖都搬运到位了（几个世纪过去了），它们就会自动形成一个设计精美的建筑物，而不会是一个瓦砾堆”。也就是说，她认为那种只注重各个历史细节的研究，然后可升华为对历史整体研究的方法与途径，错误而不可行。
二是“要防止开展‘魔法式’研究”。意即反对那些试图发明或发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以此解释、说明所有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颇有些类似于人们常说的“以论带史”的方法。
芮玛丽对当时“中国问题的学术著作不是走了这个极端，就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的倾向表示不满。“有的是针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微小侧面所做的带有预测性的评论，有的是针对中国政权运行的内部机制所做的震古烁今的一揽子解释……运用这两种方法都不会取得成效。”她认为自己对同治中兴这一个案的研究，摒弃了上述两种错误的研究方法，因而“对于从整体上解释中国现代史具有重大意义”。
芮玛丽上述说法的价值，不在于正确与否，而在于向我们展示了外国学者的学术思维视野，可为我之镜鉴。
本书最突出的学术价值、最独特的学术贡献，是作者并未以传统的中外政治关系、国家关系，而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以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作为思考中国19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变化、评价历史功过的思维逻辑理路。
作者认为，清王朝同治中兴的“这种奇迹距离成功实现，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了”。其成功的内部机制、内在机理，在于儒家文化，而导致其最后失败的原因，也在于此。贯穿于全书的一条核心主线，是详细叙述和分析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
芮玛丽多次强调，“即使处在最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也无法把一个现代化的高效政权嫁接到一个儒教社会的根基之上。同治中兴既要求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又要求恢复儒家秩序，而事实证明，这两个要求完全是一对南辕北辙的矛盾，因此导致了同治中兴的失败。”
芮玛丽摒弃了中国史学界的传统思维定式和价值判断，对儒家文化如何直接影响并严重阻碍着中国步入近现代社会的分析，视角是独特的，论析是深刻的。对此，人们可以乐山乐水，可以见仁见智，但无疑开拓了人们认识历史的另一视野。
我以为，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固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或制约着中国顺利步入近代社会，但其只是起到某种密切的关联作用，但不一定构成必然的，更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二者不可混淆。同治中兴的失败，以及近代中国未能顺利步入现代国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芮玛丽力图从同治中兴这一历史事件中寻找中国未能步入现代社会的自身原因，这当然是一个研究与解释历史的视角，但将其原因全部归结为“儒家制度自身固有的本质”，则值得商榷斟酌。
通观全书，作者不但明确断言“一个已经出现崩溃迹象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非凡努力而得以复兴……中华帝国在1870年后的痛苦历史非但没有证明‘所谓的同治中兴从未出现’，反而映衬出中兴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且明确以“同治中兴”标示书名。据此，可以理解为作者认为清王朝出现过同治中兴，实属无疑。
但在另一处，作者又说，“同治中兴是上述努力中第一次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显然又认为同治中兴没有取得成功。
究为矛耶？盾耶？抑或矛盾一体耶？芮玛丽上述认知的矛盾，是中国近代复杂而混沌历史状况横看成岭、侧看成峰的反映。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王朝度过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皇位争夺危机；镇压了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代表的各地起义，恢复了在全国的政治统治；掀起了洋务运动，国力有所增强，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相对稳固下来。就此而言，似乎可说清王朝出现了同治中兴。
但清王朝所面临的外国侵略的危机始终未能解除。
1871—1900年，先后发生了沙俄侵占伊犁、日本侵略台湾、英国入侵云南等事件。爆发了中法战争、英军第一次侵藏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外国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中国就会丧失部分国家权利，同治、光绪两朝，是中国半殖民地日渐加深、逐渐向下沉沦的时期，何中兴之有？
就此而言，在清代实际上并未出现过同治中兴。
其实，清王朝未能实现真正的中兴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已被打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均开始渐入中国社会，清王朝所面临的，已不再是历史上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或是周边落后的蛮夷之国。面对社会制度更为先进、社会经济更为发达、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清王朝不可能如同中国历史上的某一王朝那样，凭借自身的力量战而胜之，转危为安，实现王朝的中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侵略，使清政府陷入了回天乏术、万劫不复的深渊。面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崛起与挑战，清王朝将永无王朝的中兴、复兴之日。
另外，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诞生，且日渐壮大，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他们迫切希望以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取代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这就从根本上，或政治方向上，遏止了封建王朝再次中兴的可能。
许多历史问题，不可能一次穷尽、发现最终的绝对真理。人们只能根据个人的知识积累与储备，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各自的分析。这是历史学不断发展进步以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必要途径，也是历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愿与各位读者共习、共思、共勉焉。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