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清帝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艰难处境使中兴时期的政治家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刚刚过去的十年，国家错过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因而无法在世界格局中占据其应有的国际地位。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之下，他们感到，当务之急是重新检验每项制度、每条惯例的可行性，使其再度形成一个可以有效运转的平衡和谐的内部机制。 （注88） 虽然中兴时期制订的工作计划既考虑到宏观的伦理道德问题，又注意解决了细节问题，但它却并不显得过于琐碎。
曾国藩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当时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时至今日，他仍然被看作近代中国最有才干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他承认在财政、公务、法律以及重建项目等领域实施具体改革的重要性，但是他强调要重视选拔和培养有才能的人（人才），以及要保护农业经济。曾国藩反复使用“老百姓的福利”（民生）这个短语，并且用极具说服力的语言，一再重申“农业乃国家之根本”这个传统观点。 （注89）
冯桂芬的观点尽管不如曾国藩的那样有名， （注90） 但也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且具有巨大的内在利益。按照冯桂芬的观点，中国目前的顽疾，应归咎于三大弊端：三个“lì”——吏（官僚主义），例（官员的“繁文缛节”），和利（利益）；国家之所以陷入混乱，是因为各级官僚运用官场上的繁文缛节为他们自己牟取利益。正如在中国古代，产生叛乱的原因是官吏不能真正做到体察民情。 （注91） 冯桂芬以其才华横溢的笔触著书立说，论著涉及教育、技术现代化、财政改革、地方行政、军事组织、有选择性地借鉴西方——包括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诸如此类的基础政治分析，并不仅限于像冯桂芬这样的杰出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经搜集整理的各种政治作品文集——具体有奏折、文章、信函等作品种类——涉及关于复兴儒教国家及拯救中国的数百篇书面形式的“总体规划”。下面将举一些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范围和整体水平。
御史杜瑞联写道：“在国家的基本计划中，应该把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摆在第一位，把军队补给问题摆在第二位。”需要采取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社会措施，他还提出了具体建议。 （注92） 根据浙江省的一位因治水工作表现突出而闻名的道台刘汝璆所述：
治民之道农事为先，而治民于大乱之后尤以养民为急。官不能养民，要在使民自养。 （注93）
前任知县蒋琦龄提出供参考的“十二项政策”， （注94） 论述范围从进一步提高儒学研究水平到抑制腐败、改善军事组织等内容。福建巡抚王凯泰提倡要增加生员配额，限制举荐制任命官员，废除捐官制，严格复审候任官员，以及提高军队战斗力。 （注95）
上述政治作品基本上都赞同改革地方政府的重要意义。按照真正的儒家政治理论观点，如果想通过信口开河的辩解就可以把叛乱归因于外部因素，并使当地官员免除罪责，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老百姓造反了，政府就一定有过错，尤其是那些与当地老百姓联系最密切的地方官，更是难逃罪责。 （注96）
总之，同治时期的大多数中国官员都能够正视中国所面临的诸多艰巨问题，并高度关注基础改革。他们并未设想过自己正在改革的对象，是好政府所遵循的历久传承的原则。他们探索追寻的目标，仅仅是调整他们的工作方法，以便在新形势下实现自己的初衷。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个最现实紧迫的问题：镇压叛乱和稳定对外关系。然而，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其中牵涉的问题要比掌握外交技巧和现代武器技术艰巨复杂得多。除此之外，解决这两个问题还需要把握以下环节，正如后续各章即将呈现的内容，具体包括：恢复由高级内政官员管理的政府系统；重建控制地方事务所依赖的复杂网络；在兼顾国家及百姓利益的基础上恢复经济；基本实现军队的重组；对外交事务作出新的展望。而且，还要在上述的每一个领域开展教育和学术研究，旨在重新确立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