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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治时期的新式儒家思想体系中，最著名的当数一对互为补充的思想观念：其一是建立在礼（关于社会习俗的原则）
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稳定观念；其二是社会内部调整变化（变通）的观念。从这两个观念中，可以提炼出这一时代的价值观：一是实现国内和国际上的和平；二是以节俭的方式确保经济安全，而不是通过扩大物质福利的手段来发展经济；三是追求以儒家社会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和谐与个人安逸；四是对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保持文化上的自豪感和忠诚度，却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缺乏认同。
（注69）
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外国人总会惊奇地发现，规模如此庞大的人口能够显而易见地以一种和平、有序、礼貌的生活方式和谐共生，在历经足以使其他社会灭亡的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尚能保持其社会制度的完整性。
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中华帝国团结成一个整体？……每年都预测它会灭亡……（可是），在麦基洗德时代就充满活力的帝国竟然还可以比所有更年轻的国家都延续得更长，并且，当所有欧洲王国和皇权领地都被打败并摧毁时，这个帝国却依然保持着一种绵延不绝的活力。如今，把这些互有纷争的众多实权领地团结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 （注70）
答案就是关于“礼”的观念，它根植于中国社会思想的沃土之中，
并再度萌发，成为主宰中兴时期社会思想的基本准则。
使儒教国家结成一体的纽带，是这个自上而下谨慎遵循的社会等级秩序，给社会中的每个人及每个团体都明确规定了权利和义务。当这些权利都得到了承认，必然需要那些应承担的义务也都得到了履行，并且作为仲裁者的国家也同样履行这些义务时，国家就会呈现出一个总体上的和谐氛围。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和谐已成为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且具有激励作用的价值观。 （注71）
这种纽带所产生的约束力的大小，取决于这个国家对儒家思想观念的维护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儒家思想观念的普遍接受程度。然而，尽管思想观念问题是第一位的，可是，为了复兴正统教义所进行的斗争，却不是按照西方人理解的那种有关信仰的战争：斗争的对象不是那些起初就被虚假教义引入歧途的民众，而是对正统教义的弱化，由此破坏了政府的执政根基，进而间接地引导老百姓走上叛乱之路并成为虚假教义的追随者。所以，从总体上说，努力恢复正统教义，这件事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这是促使政府恢复执政能力并消除群众产生错误信仰源头的有力措施。直接对虚假教义发起进攻，显然是次要的，因为人们认为叛乱者的思想观念是外在症状，而非内在动因。中兴时期的官僚机构狂热地痴迷于一个使命和一本教义，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那种狂热信徒。
中兴时期的政策，以宇宙和谐、人性本善这个观念为基础；此外，这个观念还包括：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不是法律，而是以惩罚（刑）为补充的社会规范（礼）。恭亲王奕䜣在一篇题为《礼可以为国论》的文章中论述道：“那些想破坏国家的人，必定会首先清除这些社会习俗准则。”
（注72）
和平美好的生活，依赖于社会等级制度，而社会等级制度，又是适当注意遵守社会习俗准则的结果。用恭亲王奕䜣的话说，社会等级制度或许应该包括满汉统治阶级中的任何成员，当道德权威从顶层着手推进等级制度并从底层接受等级制度时，则可以确保国家基础的安全。
（注73）
相反，上下、长幼、尊卑之间的次序出现的混乱，是产生所有不安定局面的基本原因。恭亲王奕䜣接下来又论述道：“如果我们寻求找到控制帝国的方法，却无法获得这种控制方法，原因是什么？因为民众的志向不固定。如果民众的志向不固定，原因是什么？因为上与下、长与幼、尊与卑之间的区别不清楚。”
对等级制度的认可，不论是在基本哲学术语中，还是在日常实际用语中，都来源于礼教的道德权威，通过礼的约束，人们可以得到教化和改造。甚至正如《北华捷报》所承认的那样，“这种制度作为一个系统，拥有与生俱来的力量，可以把万事万物都维持在它们自己的位置上”。 （注74） 借助于国家有形的权力去执行法律，这是一种次要手段。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上看，政府基本上都是一个“德治政府”，它的力量的发挥，依靠各级官吏的道德权威，以及全体民众对于礼的接受。
在这种思想结构的影响之下，中兴时期政治家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重新确立儒家社会准则的主导地位，使之切实得到文人士子和普通百姓的接受。与复兴后至今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儒家学说相对比，太平天国运动教义思想中的那些异端邪说对受教育群体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但由于他们所钟爱的生活方式被太平天国运动的现实击得粉碎，因此感到震惊，文人士子便指望着北京方面能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引领，哪怕仅仅是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也会使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内感到心满意足；如果得不到北京方面的精神引领，而只能选择太平天国的那些异端邪说，文人士子必然对此感到极度憎恶。事实上，北京方面提供的帮助并不微薄，中兴时期的政治家们以强烈的热情与活力，向民众宣传推广了一门经过复兴和修订了的新式儒学思想教义。
中兴事业旨在实现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这种整合将致力于实现包括“老百姓”与士绅在内的统一。按照孟子学说规定的劳动分工，老百姓为了表达对上流阶层贵人的拥戴，只能用他们的双手辛勤劳作，而实际上老百姓和上流阶层的贵人们同属于一个社会。为了强化老百姓甘于劳作的忠诚信念，清政府制订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可以描述为两条令人肃然起敬的标语：确保老百姓的生计有保障（安民生）和稳定民众情绪（固民心），这两条标语充斥于当时的各种政治作品之中。按照这种假定，如果老百姓的生计得到了保障，再加上“上流阶层”的道德领导力得到了恢复，那么，老百姓就不应该再起来造反了。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统治者从来也没有公开宣布过要放弃使用强制手段（刑）。如果劝说无效，老百姓不去充当孟子学说规定给他们的温顺角色，那么他所受到的刑罚，将不只是必要手段，还是合理措施。那两条标语不过是一种教化。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曾国藩同时还是一位最严厉的信奉刑法的法纪执行者，这种情况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