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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儒家思想使满人与汉人团结了起来，使中央官员与地方士绅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正是儒家思想，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控制农民的主要工具，为实现有限的近代化提供了思想框架。
占据19世纪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学派，是唯一适用于这个时期政治任务的学派。就在国内战乱、国外威胁甚嚣尘上之际，汉学学派的学者著作却表现得越来越迂腐和不切实际。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复兴之后的宋代新儒学，特别是经桐城学派解读的宋代新儒学，不仅给人们以生活上的慰藉，也为人们提供了行动上的指南。
（注61）
那种把道德价值与物质条件相分离的思维方法，使困境中的人们得到心灵上的安慰，而且那种清晰、简洁，以及强调意义而不侧重突出注释的古文风格的行文方式，为当时获取各种重要的道德著述提供了媒介。
新儒家学说起源于朱熹哲学，它的复兴引出了这样的思想：尽管用于组建国家和社会的“原则”是客观存在的，且不可能遭到破坏，但它采取的形式，只有在人们遵守它时才能有所展现。与这种客观原则保持一致，是政府取得成功的关键。 （注62）
18世纪以来，随着对宋学思想的研究逐渐深入，对汉学的探讨黯然失色。乾隆末年，众多信徒开始成群结队地前往安徽北部的桐城。姚鼐、刘大槐和方苞在那里创建了一个学派。桐城学派从一开始就不太重视研究，而更侧重于德育教化。后来，在曾国藩的影响下，该学派才逐渐把注意力投向公共事务。 （注63）
在“落后的”湖南，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及其他许多人都拜师于桐城学派， （注64） 当汉学学派在传统学问形式正处于流行期间，湖南却避开了汉学学术的发展潮流。 （注65） 于是，在曾国藩的鼓励之下，桐城学派的影响力急剧扩大，其学说甚至被人称为中兴的理论依据。尽管曾国藩本人深受杰出汉学家顾炎武的影响，致力于实现一种更广泛的兼收并蓄，以便能为学子提供一种融合所有学派的教育，但他却更推崇孔夫子、周公和姚鼐三位一体的观点，并把他的统治哲学建立在桐城学派学说的基础之上。 （注66）
作为一个积极从事政论文章写作的学术机构，桐城学派后来逐渐落寞了。19世纪末，一批展现了独到见解的政治思想家，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早年求学阶段都曾追随过桐城学派，后来却都沿着其他学术思想路线继续深造。 （注67） 然而，在19世纪中叶，桐城学派集政治思想之大成，无论是道德还是文学都以它为鉴定依据。它是中兴时期所有关于公共事务治理思想的发源地。 （注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