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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的清帝国直至旧中国被共产党推翻，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强地方、弱中央”的势力格局始终存在。二者之间的对比反差如此鲜明，以至于许多研究领域都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地方分治主义的持续发展，始于太平天国时期。
毫无疑问，中央政府权力的瓦解确实出现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按照中国人的理论，精明强干且已经实现区域半自治的地方官，一定会趁这个机会做大做强，而从历史事实上看，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从理论上说，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必定要通过重新确立儒家社会控制体系的办法，竭力克服这些异己分子的分裂倾向，而从历史事实上看，中央政府也是这么做的。第一个层面，即这个历史进程中的离心阶段，其中的有关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讨论；第二个层面，即向心阶段的相关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忽视。
叛乱与中兴，是传统中国在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经的互为补充的两个阶段。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就已崭露头角，之后遭到了正在持续壮大的地方分治势力的暂时阻遏，在儒家思想如同布施魔法一般的教化之下，叛乱时期所形成的离心力，被转化为中兴时期的向心力。
地方势力在中国一直存在——只是一个程度轻重的问题罢了。根据中兴时期的一位著名理论家冯桂芬的观点，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权力集中与权力下放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中央集权，幅员辽阔的疆域就不能被统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帝国就有可能分裂为类似于战国时期的数个小国；没有权力下放，统一的政府就无法将统治权尽可能远地扩展到覆盖众多人口的偏远地区，于是国家就会发生叛乱。
（注56）
道台、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代表着国家的中央权力；士绅及士绅控制的当地组织，则代表着国家的地方权力。
1861年以后，中央及地方军队在一段时期之内经过频繁的沟通联系，实现了相互之间的支援配合。几乎与此同时，整个统治阶级，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对于国内叛军及国外列强带来的军事威胁深感震惊之余，只能龟缩不前、畏首畏尾，苏醒过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有国民普遍接受的儒家学说才是逆境求生的希望。按照最佳的解释方式，科举制度为增强中央及地方对于共同利益的认知提供了一种表达方式。 （注57）
曾国藩常被后世视为清代后期拥兵自重的地方实权派的领袖，他在地方事务上握有巨大的实权，这是毋庸置疑的。批评观点认为：他行使那些权力时，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又为了实现一个怎样的目的？大量证据表明，在曾国藩眼中，效忠于国家与效忠于地方并不矛盾，而且他运用自己的才能、权力和威望去实现中央儒教国家的中兴事业，而这个中央儒教国家，又是牢固地建立在当地儒教社会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个由底层向顶层延伸的社会习俗压力链条中，士绅作为维持儒教秩序的中流砥柱，时刻保持严阵以待的状态，曾国藩及其同僚作为贯穿其中的链条，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为中央政府提供支持。而在这个由顶层向底层拓展的领导指挥链条中，中央权力通过曾国藩及其同僚实现了对地方事务的有效管理。虽然曾国藩是地方领导人当中权力最大的一位，但在为中兴政府提供支持这件事上，他又代表了所有人的利益。
反过来说，身居京城的中央高级官员拥有与地方官员一致的目标，也使用与地方官员一致的方法。事实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过在中央和地方交替任职的经历。
例如，如同曾国藩是中兴时期地方官员中的典型代表一样，沈桂芬也常被认为是中兴时期中央官员的典范，而实际上，他对制定中兴政策所做的主要贡献，是在他作为地方官担任山西巡抚时完成的。与沈桂芬的成长路径正好相反，曾国藩在他成为一名封疆大吏之前所拥有的一部分权势，也来源于自己长期担任京官时的积累。
因此，从同治时期的历史档案记载中，找不到相关资料可以说明中央权力集团企图从北京直接攫取整个帝国管辖权，与一大群羽翼渐丰的军阀密谋为自己创建总督领地之间存在着裂痕。恰恰相反，档案记载表明，在同治时期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重新建立起传统意义上的平衡。曾国藩或许可以去反对一个忘记了儒家遗产祖训的政府，但绝不会去反对作为儒家遗产唯一守护者的政府，无论它是多么的软弱。
一种观念认为，中兴时期的士绅及文人与太平天国做斗争，并不是出于对清政府的忠诚，因此他们拒绝接受朝廷赏赐的官职，这种观念似乎纯属虚构。如果没有关于拒不接受政府任命的著名人物的例证做支撑， （注58） 就往往会出现这种泛泛而谈的观念。关于彭玉麟这个事例，有时在进行一般性论述时，会以证据的形式加以引用，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彭玉麟有很长一段职业生涯是在为皇帝而战。他曾于1862年接受了兵部右侍郎的任命，并于1863年被朝廷任命为长江水师提督，还曾经于1864年被授太子少保衔。虽然1865年以后他宁愿待在家中著书立说，但他几乎一直都在充当着政府的顾问，而且他还于1883年重返现职岗位，就任兵部尚书。 （注59） 彭玉麟的职业生涯，远远谈不上对清政府不忠，而是一个与之相反的鲜明例证，它说明即使是一位有强烈隐居生活意愿的学者，也有可能被吸引到支持中兴时期中央政府的行列中。
至19世纪末，中兴事业早已失败多年，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裂痕逐渐加大。地方大员的势力已经发展到越来越不受中央控制的地步，而中央政府则试图以书面立法的形式推行极端化的中央集权政策。原本完整统一的儒教国家分崩离析——从国家支离破碎到变成一系列过度地方化或过度中央化的政治派别的分裂。虽然国家分裂始于太平天国运动，但这个过程并非持续不断。就在中兴这十年期间，分裂过程出现逆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传统平衡再度得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