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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一次中兴应该是一位手握重权、才能出众且品德高尚的统治者的杰作，而且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系统往往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的中央执行力，从而保证其在适当的状态下持续运转。因此，乍一看来，如果把同治皇帝的执政时期称为一次中兴，似乎很荒谬。因为这个皇帝既是一个孩子，又是一个虚弱、怯懦的人，而年轻的皇太后慈禧善于玩弄政治权术，她在这方面的名气要远比在实现国家复兴过程中所展现的实际政治才能更著称于世。然而，不应忘记的是，皇帝存在的意义，往往更在于他代表着一种功能，而不是一个具有突出个性的人。一个国家，只要同时具备一位能在仪式惯例上被接受的皇帝和一群有能力的官员，这就够了。在世代沿袭的正规礼仪约束之下，官员们小心谨慎地把他们的个人政绩全部归功于皇帝 （注26） ，从而能够实现皇帝保持社会秩序和谐的功能。这种由皇帝和官员构成的组合体，从它全部的实际用途来看，就相当于有了一位手握重权、才能出众且品德高尚的统治者。
当然，与真正有能力的皇帝比起来，“合成的”皇帝毕竟不够稳定。假如康熙在位，他可能已经冒险尝试了更多的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毕竟是一次事实上康熙或汉光武帝都不在场的中兴，就所涉及的皇帝角色而言，这种解释就在于恭亲王的威望和能力。
恭亲王提供了一条使中兴时期大臣们的政见得到皇帝的批准并予以实施的渠道，这也就体现了皇帝角色的本质。
慈禧太后在皇宫中的地位由兰贵人到懿贵妃逐渐攀升，直到1865年，才凭借垂帘听政的手段接触到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她攫取了独裁者的权力地位，则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注27）
中兴事业的实际缔造者是同治时期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高级将领。东汉时期的官僚阶层左右国家政局，直到皇帝日渐软弱无能之后很久，还维持着中兴事业的果实；相比之下，晚清时期的官僚阶层做得更好：他们是在皇帝原本软弱无能的情况下，亲手开创了一个中兴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