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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兴”这一术语，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首次使用，出现在《诗经》当中，用以指代周宣王统治时期。 （注6） 19世纪的学者曾把同治时期与中国历史上的另外三次伟大中兴相提并论，而周宣王统治时期就是这三次伟大中兴中的第一次。 （注7） 西周的衰败始于周穆王统治时期（按照传统纪年，应是公元前1001—前947年）的西北地区叛乱，此后由于穆王的继任者统治无方，朝廷持续衰败。然而，周宣王却是一位才能出众的统治者，他继位后，采取军事行动，赶跑了与周朝作对的条戎、奔戎等部落，通过研究前朝皇帝犯过的错误并采纳有经验的官员所提出的指导建议，从而改善了国家的内部环境：国民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王朝疆域向南最远拓展至长江一线。然而，到了宣王执政后期，条戎、奔戎部落卷土重来，劫掠山西、陕西两省，西周王朝便在宣王死后不久彻底崩塌了。 （注8）
奥托·弗兰克在对中国历史上所有中兴时期的特点进行归纳的基础上，描述了周宣王的执政表现：“周王朝新取得的胜利持续时间很短；宣王留给他儿子和继任者的，是一个衰败趋势无法遏制的王国，再也无法拥有与内外威胁相匹敌的国家实力。” （注9）
作为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领导的中兴事业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的四次伟大中兴中最震古烁今的一次。在此期间，大汉帝国在伴随着王莽篡位之后形成的战火废墟中得以重建， （注10） 这次汉代末期迟来的繁荣一直持续到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的爆发。
光武帝于公元24年定都洛阳，彼时，赤眉军及其他派系的叛军首领仍在长安乃至全国别的地方忙着称王称帝。光武帝稳扎稳打地击败了赤眉军，并把叛军中能力最强、精力最旺盛的人收编到自己的军队中。而后，他着手推进军队削减，以优厚的薪金补贴为保障，将军队中的许多老兵遣散回乡务农，还制订了一整套休养生息计划。凭借以上措施，光武帝在三年之内将全国赋税额度降低三分之二。光武帝采取的以上措施，就是历史上中国在平息叛乱之后清除叛乱影响的经典模式，从古到今，仍在沿用。
国内叛乱被镇压和平定以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重新确立中国作为宗主国对边远地区的藩属国的领导权。安南地区的反叛势力于公元42年被马援出兵镇压了下去。兴安地区已经被收复回来，置于朝廷直接掌控之下。鄂尔浑地区则加入了由中国牵头缔结的盟约。直至光武帝统治时期的末年，中国恢复了对远东地区行使统治权，曾经失去的领土不仅被重新夺回，而且对当地居民实施了汉化。
汉代中兴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儒家制度及观念的巩固和强化。该朝代自身的政治活力在此前的数年间曾表现得极其引人注目，结果却在公元25年之后，迅速衰败下去。但是，伴随着中央政权在奢靡腐化、宦官揽政、太子无能等因素的作用下日渐衰弱，文人士子阶层的势力随之成长壮大；他们坚定地确立儒家学说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借此延缓朝廷不可避免的衰败趋势。直至20世纪，这种儒家思想的正统观念，始终都是中国保守主义巨大的力量源泉。
黄巾起义终结了东汉王朝，更准确地说，是公元184年的太平道起义，宣告了东汉王朝的覆灭。凭借着一支强大的军事组织、一种团结互助公社式的生活氛围和一套以公开检讨罪责为手段的严明纪律，黄巾军向广大民众发出了承诺实现平等的战斗宣言。这场叛乱本身虽然被贵族阶层和文人阶层联手镇压了下去，但这一天毕竟来得太迟，这场叛乱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有利于军阀势力的增长，却不利于儒家政府的复兴。 （注11）
汉光武帝的中兴，在恢复军事力量、重塑官僚政府、重现艺术繁荣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尽管如此，它却只是一次晚年的繁荣，是一个衰败趋势被暂缓的时期，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王符（约公元90～165年）在他所著的《潜夫论》里，对东汉的灭亡深感痛惜，写下一段关于“前朝强大后世衰弱、前辈富裕后代贫穷”这种社会现象的经典描述，揭示了中兴时期在朝代循环过程中的永恒命运。他谴责了极尽奢华、讲究排场以及过度使用稀有珍品等社会不良风气。随着商业及手工业社会地位的提高，农业日渐式微。朝廷在中兴时期所表现出的行动迟缓、欺骗民众的做法，证明政府缺乏善行，需要实施严格的法治。 （注12）
这一时期被《后汉书》的编纂者正式界定为一次中兴时期， （注13） 对于历史上的某个朝代在先失败后成功的两次叛乱之间的短暂时期内能否实现中兴这个问题，汉光武帝的中兴，始终为后世中国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成功范例。
唐肃宗时期的中兴，是19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中兴时期当中，与同治中兴关联度最大的一次。时值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之前的饥荒之年，民间叛乱活动在全国各地广泛蔓延。赋税、徭役和兵役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已经使黎民百姓难以承受，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为了还债而变卖耕地。驻守边防的要塞部队经常招募少数民族来充当士兵，东北地区多省（当时的直隶与山西）的分裂情绪与日俱增。
随着安禄山起兵反叛，实力已经遭到削弱的唐朝财政体系彻底崩溃。偏巧赶在国家出现全面战乱、急需增加军费时，公共财政国库却已经耗尽。由于赋税额度上涨，占全国人口总量1/3以上的人通过与官府勾结捐购头衔，或采用到寺庙里当和尚的办法，从而获得免除赋税的待遇。如此一来，其余人口所面临的缴税负担变得更加难以承受。
唐肃宗在世期间，曾被叛军攻占的大部分城市均被朝廷收复，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叛军最终被打败。然而，唐帝国所取得的这次军事上的胜利，是由于叛军发生了内讧以及唐朝从回纥那里搬来了救兵，并非由于国家实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恢复。从外部环境看，中国丢掉了除安南及东京湾地区的所有属国领土。就内部环境而言，地租仍然要价过高——至少占农民全年收成的一半——自耕农的生存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国家财富及人口数量锐减，而且佃农实际上已经消失。在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内战中，物价上涨3倍，加之连年干旱、粮食歉收，国内局势恶化到了顶点，终于酿成公元785—786年的大灾难。
截至8世纪末，土地拥有者的数量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政府觉察到了这种不利趋向，在公元806年举行的殿试考场上，对科举考生发出提问，要求他们就“怎样才能遏止衰败趋势并使国家恢复往日繁荣”这个问题提出建议。在众多考生中，后来成为伟大诗人的白居易的建议尤为中肯，他的话语即使穿越到19世纪末，仍可以让国人深有振聋发聩之感：
老百姓的生活贫困应归咎于沉重的赋税，沉重的赋税应归咎于军队兵员的增加，军队兵员的增加应归咎于叛乱数量的增多，而叛乱数量的增多则应归咎于政府的弊端。 （注14）
另一位名叫元稹的诗人兼贡生，在他那段更有独到见解的回答中，预先说出了19世纪从冯桂芬到康有为等一众伟大改革家的观点：建议改革科举制度，以便能从社会各界征召更具有实际管理才能的人。 （注15） 但是，这些建议仍未能阻止国家的衰败形势。作为这个传统国家的基石，地主及自耕农已经沦为农业上的无产者，唐朝终于被公元874年的一次成功的起义推翻。 （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