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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制度变化的抵制方面，中华文明始终拥有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她那卷帙浩繁的历史档案中，记载了大量的战争、叛乱、王朝更迭等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看起来似乎都是在一个经久不息的社会里循环往复地上演，而不是持续变化的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耸立的一座座里程碑。通过翻阅这些历经千年搜集整理的档案证据材料，中国的多位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得出结论：在与人相关的历史事件中，存在着一个由兴盛与衰亡构成的自然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是人的才能（即人才）。从哲学角度分析，这个学说是19世纪统治中国思想的宋代新儒家学说中的一部分。根据19世纪中叶一位著名哲学家兼史官倭仁搜集整理并呈送皇帝的文献可以发现，中国古人经常把历史事件的循环进程，类比为阴阳两极交替发展的过程。每个极在发展的同时，都承载着另一个极的缘起；当一个极到达其顶点时，另一个极则已经处在即将取代它的发展过程中。照此进程发展下去，“由于思想主宰世间万事万物，所以官员的才能必将决定帝国的命运。” （注1）
如果采用尽量避免形而上学的术语来表述，这个关于盛衰恒久循环的概念，起因于人类天才无所不能，以及万事万物皆可通过人的努力加以改变的理论，这个概念广泛渗透于19世纪全体中国人对于政治及社会事务的思考过程中，不论他属于哪个学术流派。梅曾亮（卒于1856年）曾在文中写道，灾难时刻的降临，并不是发生于事件偏离正轨之时，也不是国家灭亡之际，而是出现在官员不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时候。 （注2） 大臣左宗棠写道，尽管一个国家会循环不断地出现守序与叛乱、安全与危险等时期，但是，叛乱的平息以及安全的保证，都取决于人的行动。 （注3）
正是这些深受此种天道观念灌输的人，创立了朝代循环理论。
简而言之，这个理论的含义是：一个新朝代首先要经历一段拥有巨大能量的强盛期，一群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新任官员会把这个帝国的内政及军务都管理得井然有序。在世代赓续的历史进程中，继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阶段之后，紧接着就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虽可以守住先前继承的版图，却没有继续开疆拓土。学术活动和艺术事业在一个气息优雅的氛围中得以繁荣发展。政府通过维持安全环境、关注公共事业及限制税收标准等措施，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福利事业提供了支持。然而，这个黄金时代却孕育着走向衰亡的种子。统治阶级先是会失去建设高标准儒教政府的愿望，而后会丧失这方面的能力。日渐增长的骄奢淫逸之风，造成国库负担加重，财政形势逐渐紧张。计划用于农业灌溉、控制洪灾、公粮储备、通信交通以及军饷开支的经费，被挪作他用，以致流入个人腰包。由于道德水准已遭到彻底破坏，贪污腐败积弊丛生。
针对这种衰败进程，组织官员及民众接受儒家社会哲学方面的强化训练，虽然有可能起到延缓衰败的作用，却无法改变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统治阶级漠然无视那些唯一可以挽救其命运的改革，迟早都会向农民征收超出其承受极限的赋税，并且迟早会抛弃公共福利事业。各地零星出现的叛乱，将会导致统治阶级采取加征额外赋税、从不满情绪日益加剧的民众中征召兵员等必要措施。一旦统治阶级把维系现存秩序的统治资本全部输光，人民就会以一场大规模起义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如果起义取得成功，则按照历史学的观点，“聚众匪帮”就成了“正义之师”。
大规模起义往往都会成功。作为一名起义军首领，要想逐渐巩固其权力，只需把握住以下三点：（1）军事上的优势；（2）文人的支持——通过给文人提供一个将由他们来管辖的复兴儒教的根据地来换取他们的支持；（3）来自农民的支持（即使农民不愿支持，至少也要让农民保持沉默）——通过给农民提供和平、土地、减税及一套保护农业经济的公共事业计划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于是，新的朝代就这样从前朝开始的地方起步，它的命运也将与前朝如出一辙。
然而也有例外情况。因起义纲领无法实现，大规模起义遭到镇压，旧的王朝得以在有限时间内恢复其统治地位。有关大规模起义成功与否的问题，导致起义结局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同时具备以下两种情况：（1）起义首领未能采取对于起义成功至关重要的上述三个要点；（2）现政府活力再生，通过展现军事优势、重新赢得文人的支持并稳定农村经济，以此来支持其暂时延续天命的企图。
这种朝代被续命延期的例外情况，被称为中兴时期（中兴）。
它既不是一起军事政变，也不是一场革命或一个新时代，而是一种末日迟来的兴旺期。
在此期间，整个士绅官僚阶层施展其才华、付出其努力，将历史上原本不可避免的衰败进程暂停一段时间。自然界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和谐关系，暂时得到重建。重建的办法，并非通过掀起社会基本变革，而是通过将重要因素紧急投入构建和谐关系的过程，而这个重要因素，指的就是：深受儒家思想教化的官员为了恪尽职守而展现出的牺牲奉献精神。
这场中兴确切发生的时间是在1860年之后的数年间，因此，当时那个年代的人认为同治皇帝在位统治时期是历史上中兴现象的一个罕见特例。薛福成在他所著的《中兴叙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的实力在几年之内得到强化，并恢复到与原来一样的水平。这难道不是人们努力（人事）的结果吗？《传统》一书中指出：‘得到人才就能奔向繁荣富强。’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这句话呢？” （注4）
需要强调的是，中兴的概念是一个晚景繁荣的概念。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这是一个暂时的稳定期，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内有灾难、外有祸端”的时期。中兴时期的官员当然会循规蹈矩地说，中兴必将永恒，人们将保证享有长久和平与万世荣耀。然而，这只不过是官方维护体面的说辞。忠诚的士大夫们显然不会在他们的奏折中说，甚至或许都不会对他们自己说“王朝注定灭亡”这样的话。重要的是，他们将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定义为中兴时期，从而明白无误地把这个时代与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开创时期相区别，而将其归入成功克服危机与最终遭遇灾难之间的这个时期之类。
纵观中国历史，每逢遇到相类似的时局环境，就会有相似的思想观念一再出现。这种引人注目的思想观念再生现象，其成因应归咎于中国思想的社会及政治导向问题。 （注5） 同治时期的士大夫专注于历史研究，当他们把自己所处时代与周宣王、汉光武帝、唐肃宗统治时期作对比，当然就会领悟其中的内涵。因此，对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中兴时期进行一次回顾，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同治中兴的基本目标，并对当时的政治家们所付出的努力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