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合作政策并没有对同治时期的中兴事业起到积极的进步作用。它只是让中国处于一个国际环境保持和平安全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兴事业最终取得成功还是走向失败，则几乎完全取决于中国人对国内正面临的问题的思考。

范文澜认为，西方列强从来没有真正打算过要去加强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一旦“地方上的傀儡”李鸿章和曾国藩干出为外国人效劳的事，西方列强就立马对恭亲王施与冷遇。 ^（注103）

与之相反，胡绳尖锐地批驳了认为清政府以一种可怜巴巴的形象出现在外国人面前并经常遭到帝国主义列强虐待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往往源于纯粹的民族主义情结”。他相当详细地描述了19世纪6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援助中国政府实现自强所付出的努力，并得出结论：外国势力真心诚意地帮助了清政府，他们这么做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一己私利。但他坚持认为，西方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从政治上控制中国。 ^（注104）

从证据材料上看，历史却展现了另外一种情况。一连串的英国外交大臣——罗素、斯丹莱及克拉兰敦——和一连串的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卜鲁斯、阿礼国及威妥玛——也许有时曾经怀疑过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摆脱困境并让中国重现繁荣，但他们所秉持的必须让中国政府充分享有自由的坚定信念，却从未发生动摇。这种自由，不仅包括摆脱外国军事力量的干预，还包括摆脱外国以提出意见建议、提出商业请求和组织传教活动等手段向中国过分施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英国政府准备牺牲掉眼前利益，甚至期待中国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步骤，依据自己的条件，为解决现代问题而进行必要的调整。

历史文献档案从总体上证实了阿礼国对于中兴时期英国对华政策所做的评论：

英国政府既不希望也不打算给中国施加不友好的压力，以便诱使其政府在与外国交往过程中采取违背国家安全策略、不尊重中国人民感受的过于冒进的发展步骤……通过缓解北京政府的种种担忧，即担心在改革中外国列强想通过干预让中国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或是把变革进程强加到超越中国人自认为安全或可行的前进道路上。他们可能会在英国政策的引导下，更乐意听取那些关于支持开启合作政策的观点。 ^（注105） xSmsxyWpqovVql5qfGNC1dWcbjdjelhZc1DSpj9TQVHpbIY8zPCRwKgusG/39F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