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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俄、美等几大列强的驻华公使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一种对中华文化富有同情心的共同利益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合作政策的成功推广。据当时的一位在外交及史学领域均有建树的传教士说，“既然有像卜鲁斯、倭朗嘎哩、柏尔德密和蒲安臣这样如此友善可敬的人担任这四个最主要的驻华使领馆的掌门人，这真是荣幸之至，怎么赞美都不为过！” （注78） 虽然当初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才酝酿构思了合作政策，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驻华公使的远见卓识，合作政策就根本不可能得到具体化的制定与出台，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些驻华公使的支持，合作政策就根本无法贯彻执行下去。
在19世纪之前的数百年间，到访这个中央王国（即中国）的欧洲人曾经表现得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如同任何一支朝贡使团。对他们来说，中国在物质文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以及文化艺术遗产等方面，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学习和模仿。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陌生而又崭新的欧洲横空出世，没等西方文明发动攻势，亚洲社会就已经开始崩溃，这一切都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总体看法。
在19世纪定居中国的外国侨民中，绝大部分由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组成，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眼里，中国是一个野蛮、落后、原始的国家，它所拥有的各种制度，根本无须认真对待。
即使是《北华捷报》这样一家经常向着上海商人说话而不愿维护北京外交官利益的报社，在目睹了外商试图横行霸道地闯入这个“拥有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古老的法律和风俗”的“现存古代国家遗迹的心脏地带”之后，也感到了震惊。“只有同时熟悉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人”才有能力消除误解，这种误解产生于任何一方在“理解另一方在头脑中对于任何问题形成的不同观点”时的无能。 （注79）
即使是最不热衷于探索这一领域的人，也必须承认，如果我们能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有利条件就会自然而然地与日俱增。因为只有通过调查研究一个国家的思维方式，我们才能够掌握指导这个国家行动的基本原则。 （注80）
19世纪6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派到中国的公使，既是深谙西方传统的人，又是怀着热切心情、钦佩“中国思维方式”的学者。这对于中兴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祉。早在1855年，阿礼国就曾写道：
一个人如何考虑问题？他在观察问题时习惯采取怎样的视角？他平时的行为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处世原则是什么？同这些外交伙伴打交道时，如果我们想给他们施加影响，弄清以上三个问题尤为重要。如果回答不了这三个问题，我们就如同在没有海图、罗盘的情况下贸然出海航行，既不知如何规划航线，又面临着暗礁和浅滩，我们或许正在一边对抗着足以致命的自然伟力，一边驾驶着我们的船去经历一段必死无疑的航程。回答以上三个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对于中国事务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更加特殊的情况是，由于我们的思维习惯、行事风格与我们的邻居之间存在着某些较大差异，如果把我们自认为存在于欧洲的这种思维习惯及行事风格整体照搬过来，这将是一个危险的做法。 （注81）
在中兴期间，外交使团大多专注于对中国的学习研究，这方面的情况，可以从官方信件中得到广泛体现。例如，阿礼国在开始分析中国问题时，他采取的前提预设立场刚好与商会的截然相反：
刚才大家的一席话通篇都在指责中国的政府、制度及其臣民——在华居住的外国人会自然而然地受到舆论引导，他们吃过中国制度缺陷上的苦头，就会对此耿耿于怀。而对那些没有给他们带来直接好处的中国的各种优点，他们却往往熟视无睹——中国已经向我们精彩诠释了政府全体工作人员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中国是在一个统治者的领导之下，把占世界人口总数将近三分之一的民众紧密团结起来的国家；经历了绵延不绝的众多朝代，这些民众都已经被教化成一个热爱和平、遵守秩序、吃苦耐劳的民族。凭借这样的制度，中华帝国的赓续时间超过了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帝国，而且如今，中华帝国正以其巨大的人口数量和广袤的领土疆域，令其他国家相形见绌；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对于各国统治者而言，中华帝国向人们诠释了长达四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实践经验总结。”也许这句话存在夸张的成分，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文明程度，这是他们所特有的文明……他们有太多值得自豪的东西了！如今，面对他们至今尚未学会承认其并非蛮夷的西方列强突然提出的种种要求，如果他们仍不愿与那些曾被他们引以为豪的东西说再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对他们给予充分的谅解。 （注82）
外交官们研究了中国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之后，就会被其中蕴含的魅力深深吸引，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官方角度，他们都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在外国政府看来，外国在华利益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外国外交官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几乎就等于在充当中国外交代表的角色。蒲安臣被任命为中国面向西方列强开展外交活动时的公使
，这件事竟然未引起任何异常反应：外国的驻华外交官都认为他们自己是代表本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共同利益的使者。在批评者看来，威妥玛、卫三畏、赫德以及蒲安臣等四人构成了一个“防御效果优于大沽口炮台的坚固的四角堡垒，保护中国人傲慢、自大及排外的思想观念免于遭到西方文明的侵袭”。
（注83）
英国的在华侨民认为，额尔金和卜鲁斯缺少足够的魄力，无法迫使中国政府答应英国提出的要求。 （注84） 阿礼国则使他们甚至感到相当恼火。他们指责阿礼国实际上是中国利益的代表， （注85） 并且在英国商人与清政府当局之间的每一轮争执中，阿礼国都在按部就班地偏袒中国。 （注86） 英国在华侨民认为，阿礼国在支持恭亲王反对开通铁路及内河轮船时所发表的讲话，比恭亲王本人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注87）
……中国外交部和卢瑟福·阿礼国爵士为了驳斥外国商人赞成开通铁路、电报及内地自由通讯的观点，用尽了一切辩论逻辑。 （注88）
总理衙门中能力最强的成员，是中国人当中最令人钦佩的诡辩家，即便如此，他也未能给本国政府的观点立场作出一番更有力的辩护（与阿礼国关于这起中国事件的声明相比）。 （注89）
这个案子将移交给北京方面——需要指出的是——阿礼国爵士却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将案子移交给国外的原告索赔方。 （注90）
西方外交官将中英两国政府看作一个利益共同体，这种做法并非偶然。阿礼国曾经很坦率地承认存在这种利益上的统一，还把英国侨民所提的要求定义为“商人对他们本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提起的诉讼”。 （注91）
由于工作性质使然，在通商口岸任职的外国领事理应比北京方面的外交官更偏袒外国商人，可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外国领事却往往表现出对中国人的支持，甚至与中国人联手制裁外国人的商贸活动。英国领事P.J.休斯作出裁决，认定在九江加征的某些商品税完全合法，此举却使他遭到英国商人的恶毒攻击，商人们声称采取一些反制措施是“绝对有必要的，这将使他们免于遭受由女王陛下外交代表指使的当地清朝官吏对他们施加的进一步羞辱”。 （注92） 英国驻上海领事查尔斯·A.温彻斯特宣布他决意去阻止任何“有可能冒犯清政府当局的行为”，甚至包括外国剧院的停业时间和标有“英国”“美国”字样的布告板的使用时机，都不允许对清政府当局产生冒犯。当外国侨民社团提到“向中国政府施压”这个话题时，温彻斯特的答复是：他拒绝充当“向清政府当局兴师问罪的工具”。 （注93）
对于各国外交官来说，由于他们被隔离于通商口岸之外，因此在处理中国事务时，更容易把全国通用的政策作为处理依据。正如上海总商会向位于英国本土的商会解释工作时所说：“由于被剥夺了与外国商人间的任何联系，又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外国公使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排外主义的鼓吹者，而不是扩大对外贸易的呼吁者。” （注94）
而且，居住在北京的外交官，要比那些散居各地的领事更容易被这个中央王国由来已久的古文化魅力所影响。引用一位观察员的观点：“北京方面给这些外国代表们施展了一种邪恶的魔法。他们已经彻底着魔。一些人为此神魂颠倒，虔诚地拜倒在中国的学术和历史传统面前；另一些人把这座伟大的城市当成一件巨大的‘古董’，享乐思想已经毒害了这里的一切。” （注95）
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则认为：“长期定居中国并与当地百姓亲密交往，这绝对会产生一种致使欧洲人盲目模仿中国人坏习惯的不良影响。”阿礼国“就像每一个冒险生活在深受北京内阁魔法影响之中的外国人。他已经逐渐相信中国人是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当中最正直、最善良、最有教养的一群人”。 （注96）
威妥玛“凭借着他那超越中国人天朝上国思想的激进观念和价值取向”， （注97） 几乎成为全体外交官中最著名的亲华人士。他自称当初之所以把海关作为其职业生涯的起点，主要是为了继续研究中华文明。 （注98） 关于威妥玛所从事的学业对其制定海关政策的影响，一位精明的英国评论员对此进行了探讨：
透过这片泛着光芒的古典历史迷雾，中国呈现在人们陷入沉思的头脑中的印象，不同于其他任何现存国家，而是一个令人尊崇的目标……如此庞大且古老的大一统帝国，对有志于研究中华文明的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足以使那些仅仅满足于从政的人感到不堪重负，为了把注意力集中于当前暂时发生的紧急事件，他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既要减少对文化艺术的关注，又要限制发表观点看法。 （注99）
香港出版的一幅漫画以一种略显粗俗的方式，对此提出了批评，漫画描绘了威妥玛与恭亲王正在亲切交谈，而另一边的曾国藩却在一面英国国旗上跳着角笛舞。 （注100）
外交官秉持的亲华立场，较之于友好国家政府使节之间的热诚态度，以及职业外交官彼此之间通常可见的同僚友情，这种亲华立场承载了更多的意义。它强化了制定政策时的考量，为中国政府提供了额外的保护，使其免于遭受外部势力的过度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