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世纪60年代，无论从实力还是从威望上看，英国都是远东地区的主宰者，因此，对于它制定的对华合作政策，即使其他国家没有给予明确有力的支持也能取得成功。英国需要其他国家做的，仅仅是形式上的赞同并表达一下美好愿望就够了。结果，其他国家对合作政策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支持，其中，美国的支持慷慨无私，法国的支持小心翼翼，沙俄的支持含蓄隐晦。
就在中国面对西方世界保持开放状态的整个历史时期，法国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主要存在着两条思想路线之争。其中的一条思想路线占据主流和统治地位，走这条思想路线的政策制定者，在中国开放时期的绝大部分阶段，既不相信中国政府，也不相信与中国利益攸关的其他西方列强，所以，他们极力主张设立专属租界、给领事授予殖民地的最高行政权，以及给天主教会和法国在华公民权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也有人倾向于推行一种体现自我克制且与其他列强及中国保持合作的政策。回顾中兴时期，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引人注意。 （注60） 支持合作政策的法国政客认为，法国在远东地区所享有的有限权益与英国所享有的保持一致，应当避免承担过多的额外义务；既然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天主教会已经享有充分的权益，无须为其提供进一步的特殊援助；而且，还应当对领事的权力加以约束。反对合作政策的人则认为，中欧文明相互之间和平调整的时机已经随着伏尔泰时代消失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期待北京方面能实行亲欧政策了。于是，他们呼吁要为天主教会的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还要以对中国实施文化演变为目标，推行一项“坚定的政策”。 （注61）
虽然法国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存在的两条思想路线之间的分歧，甚至一直持续到中国的中兴事业达到顶点之际也仍未能得到化解，但从总体情况看，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政府及其外交代表们都支持合作政策。1860年，对于中国现状一旦被打破可能产生的后果，法国甚至比英国更担心。 （注62） 截至1867年，法国政府认为新制定的对华政策正在收到良好效果，“双方由来已久的偏见，正逐渐被双方对于彼此共同利益更准确的互信所取代……” （注63） 直到天津教案的发生，以及阿礼国协定遭到否决，世界各国对合作政策的态度不再乐观，法国政府仍强调其享有的条约权益，同时命令外交代表要注意克制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并充分估计到中国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注64）
19世纪60年代，法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也保持了强化与其他西方列强密切合作的政策导向。尽管位于上海的法租界独立于国际公共租界，巴黎方面却宣称法国反对“寻求独霸一方影响力的胜利”，并坚持要求法国领事在整顿法租界时，做到与其他外国领事保持合作。法国曾公开发表声明，放弃自己在中国地区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力。 （注65）
要想简明扼要地概括沙俄在中国的中兴时期所采取的政策并不容易。1860年以后，为了贯彻执行对华政策，西方列强中的其他国家纷纷在北京开设公使馆，用于取代早些时候建立的外事机构，或是成为其附属机构。而沙俄任命的公使仅作为沙俄处理中俄关系的一条辅助渠道。中俄两国之间陆地接壤，通过长期交往，沙俄在中国设立的军事、商业和宗教机构得以成长壮大，
（注67）
它们在某些程度上仍然可以独立于外交公使的职权范围之外。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尽管从表面上看，驻在北京的沙俄公使基本同意他的外交伙伴制定的合作政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采取了阻止侵略西伯利亚的外交行动，但是，沙俄仍继续以牺牲中国利益的方式，通过采取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受本国驻华公使控制的武力和欺诈行为扩张其领土面积，拓展其专属特权。
当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及其爪牙掠夺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广袤领土，并以1858年 （注68） 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作为其掠夺行为的巅峰之作时，俄国公使兼水师提督叶夫菲米·普提雅廷伯爵也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敌对状态中渔利，并按照“居间调停”的思路为沙俄攫取利益，从而把沙俄塑造成一个左右逢源、兼顾中西方的“朋友”。1857年，普提雅廷提出议案，请求对深陷广州事件困境的中国施以“援助”，但该提议遭到中国拒绝。《天津条约》谈判期间，普提雅廷继续把自己扮演成所有党派团体的朋友，尽管外国联军和中国人都已对他失去了信任， （注69） 他却仍然设法把自己装扮成似乎是双方都想争取拉拢的关键人物。
1859—1860年，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围绕《天津条约》的签署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与谈判。在这些战争与谈判期间，新到任的沙俄公使、陆军上将尼古拉·伊格那季耶夫遵照普提雅廷制定的策略，取得了比他前任更大的成功。
他经常往返于交战双方阵营之间，以承诺提供优厚职位为诱饵，拉拢一方反对另一方。尽管参战双方都怀疑他居心叵测，却还是给他提供了一些特许并做出了一些让步。他利用参战双方对彼此意图的茫然无知大做文章，经常拿一些自己根本决定不了的行动向参战双方邀功请赏。
他最大的成就是劝说中国把乌苏里江对岸的领土割让给沙俄，以此作为对他的报答。因为据说，英国在《北京条约》签署之后所采取的撤军行动，是在他的劝说之下完成的。而后，他组织了一次穿越多个省份的“真实可信的胜利进军”。据报道，他在那些省份收获了“令人心醉的欢乐”。
（注70）
显然，恭亲王并不信任伊格那季耶夫，只是想利用他，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恭亲王根本无法获取到真实情况。而实际上，英国已经作出“只要那些省份的中国人宣布签署条约，英国就撤军”的决定。
沙俄政策的某些其他方面同样不值一提。早在1860年以前，沙俄就已经明白无误地得出结论：支持中国的现政府比支持太平天国起义军更有助于促进沙俄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沙俄外交官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一直都在采取支持清政府的行动。沙俄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对于扫清中西方之间正常开展现代贸易及外交关系之路的障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注71）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沙俄安插在远东地区的地方官和军队领导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始终通过回避这些新开启的外交途径来掠夺中国的领土，并迫使其向沙俄作出让步。
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和驻华公使蒲安臣从最一开始就相信中兴政府会“善待进步事业”，而且，外国势力必须谨慎从事，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本国“排外”政党污蔑清政府的举动。 （注72） 出于这个原因，美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一样，也反对“炮舰外交”。例如，1866年美国驻烟台领事桑福德为了报复中国人冒犯公墓的行为而出动海军炫耀武力，但他当即遭到了西华德的严厉斥责，因为他没有事先请示北京的公使馆。西华德认为索赔应该通过中国的中央政府才能实现。 （注73）
相比于英国，华盛顿方面更乐于同中国展开合作。根据西华德所作的指示可以判断，他认为与古老中国的政府打交道比较让人放心，不像古老英国的政府那样值得怀疑。
（注74）
有一次，约翰逊总统在对中国政府派来的蒲安臣代表团致欢迎辞时，
提到了一些在贯彻合作政策过程中享有特殊声望的人，他们是恭亲王、文祥、蒲安臣、卜鲁斯、柏尔德密、巴留捷克和倭朗嘎哩。
（注75）
颇有意味的是，在这份名单中，沙俄公使名列其中，而阿礼国、威妥玛、赫德等大名鼎鼎的人竟被忽略了。
可蒲安臣本人却很享受他与各国外交官同行们和谐共事的那段时光，每逢出席北京的外交场合，他都能与各国外交官保持着最真诚的合作关系，就连华盛顿方面也承认他国的那些特使个个“思想开明”。如果翻阅那段时期美国方面的历史档案，会发现美方在提及英国对华政策时语气略显尖刻，对此，我们不应小题大做、过度解读。在这些文献记载中，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美英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的直接证据。相反，有证据表明，美英两国在处理诸如管理通商口岸外国租界一类的具体问题时，与平时发表的政策声明相比，都体现了相同贯彻程度的合作政策。 （注76） 蒲安臣所做的外交让步，即使在合作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看来，也被认为是幼稚而荒谬的。然而，如果按照政策术语的表述，美国人的对华政策与欧洲人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欧洲人之所以会既小心翼翼又偶尔陷入绝望地支持中国政府，是因为除此之外不存在更有希望的备用选项；而那些狂热的美国人则相信，通过不顾一切地迁就中国，西方就能从中国得到一切。
1868年，J.劳斯·布朗接替蒲安臣成为美国驻华公使，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外交局面。
（注77）
与蒲安臣相比，布朗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他也会口口声声地说要确保中国的稳定和独立，但显而易见，他正在考虑让外国势力对中国实施监管。与此同时，国务院仍然公开宣布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或施加压力，并且显然还对中国政府抱有信心，认为只要给中国政府提供充足的时间和行动上的自由，它就会自觉地制定并执行有利于保障西方列强全部合法权益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