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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曾经遭到许多轻率而又错误的解读，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回顾一下当年确立英国对华政策的基石。按照英国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所持有的观点，对华贸易对于英国的重要性，还没有达到需要英国冒着帝国衰落的风险在中国发动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的程度。
因此，正当中兴时期开启之际，英国方面做好了准备，要支持清政府反对其所有敌人，这些敌人包括：国内起义军、地方民众中的反叛者，以及外国的驻华商人和传教士。这项政策既是英国官方连续多年保持对中国特殊国情开展仔细研究的结果，也反映了英国政治思想的普遍倾向。
1850—1870年，竭力鼓吹英国殖民地赢得自治权的分裂主义运动达到高潮。这种分裂主义观念，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让步，“大约在1869—1870年前后……人们普遍认为，格莱斯顿政府即将切断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的联系，让殖民地漂流出去”。 （注9） 虽然分裂主义者只是一个以曼彻斯特学派为中心的小型激进团体，却得到了一大群人的支持，直到1870年前后帝国主义发展出现转机之际，这些人还认为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是不可避免的。格莱斯顿本人并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但他提倡实施收缩战略。
一些人认为英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过度干涉了那些在政治方面比中国安全得多的地区，他们宁愿选择任何可替代的其他地区加以干涉，不管这个地区多么软弱，他们也不愿看到大英帝国继续在海外地区为了显示“家长作风”而背负天价负担的不利前景。曾于1865—1870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克拉兰敦，长期以来坚持反对大英帝国向海外扩展承担义务范围，因此，对于那些有亲华倾向的英国公使发来的实地考察报告，他给予了最深切的同情，公使们谴责了那些经营通商口岸的顽固帝国主义分子所持有的立场。 （注10）
这并不是英国政治生活中最新出现的观点。自从鸦片战争时起，就一直存在着反对“激进政策”的观点。1847年，格雷和惠灵顿都同意，如果得不到女王的明确授权，任何时候都不准对中国动武，他们还压缩了军队规模，以免将来出现擅自远征的情况。 （注11） 1857年，反对巴麦尊对华激进政策的势力日趋强大，足以迫使这届政府倒台。按照英国政府的观点，1856—1857年爆发的亚罗号事件是为了维护国家尊严而必须采取的军事行动，因为当时中国人登上了一艘由英国注册的船，还扯下了英国国旗。对此，在英国国会辩论中获胜的反对派的答复是，以这种名义发动战争，与其说是为了国家尊严，不如说是对国家的侮辱，这种做法比征服印度还不光彩。 （注12）
需要着重注意的是，作为英国保守党领导人，于1866—1868年出任英国首相的德尔比勋爵，是对曾经引发亚罗号事件的激进政策持最强烈反对意见的政客之一。记者兼撰稿人卡尔·马克思对中国知之甚少，却对英国了如指掌，令他倍感震惊的是，英国政坛居然发生了以下现象：
作为英国世袭贵族的首领……和征服者的后裔……德尔比勋爵用“一系列可悲的事件”“不光彩的战斗”等词汇来谴责英国海军（在中国）所采取的作战行动……纵观英国国会的全部历史，或许还从未上演过这样一场贵族从理智上战胜暴发户的辩论。 （注13）
相似的现象还有，继1860年英国出兵远征之后，格雷在回顾检讨激进政策所犯下的罪恶时断言，这项政策使中国愈加贫困，除了能导致战争和叛乱以外，别无他用。 （注14）
合作政策的反对者坚称这项政策是对克拉兰敦政策的一项临时性改革；直到蒲安臣当着克拉兰敦的面诋毁英国驻华代表、劝他改变英国对华基本策略之前，一项非常明智的武力征服政策一直收效良好。 （注15） 实事求是地说，这项政策深深根植于英国政治思想之中，首先把这项政策准确应用于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例如：卜鲁斯、阿礼国、赫德等人，美国人只不过是做了对这项政策的原则进行全面阐述的工作。
当传教士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末演变为一场危机，并成为中国问题相关辩论的焦点时，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士运用他们所持有的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思想，来强化他们的政治观点。 （注16） 反帝国主义的政客们利用反教权主义来支持其政治观点。按照克拉兰敦的观点，“传教士要求得到保护，这是在害他们自己”；说得更直白些，他们是英国利益的长期威胁。 （注17） 最近退休的英国海军大臣萨默塞特公爵，针对被指控的传教士辱骂中国民众这件事，用逻辑缜密、语锋犀利的言辞，向国会提出质问：“我们有什么权利跑到中国人自己的国家里去试图改变人家的信仰？” （注18） 格雷也意识到武力解决不了宗教问题，他支持克拉兰敦关于削减在中国海域执行任务的炮舰数量的观点，其理由如下：
这就是英国对中国施压带来的后果，如果手头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那么它就很可能被拿来一用；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可以用来霸凌中国人的炮舰，我们的商人也好、传教士也罢，就都会规规矩矩的，比他们看到自己身后有一支强大军队时表现得更加审慎克制、平等相待。 （注19）
外交部发言人在下议院对形成政府立场的总体考量进行了概括总结。他断言，中国政府衰弱的原因，部分在于对外战争；通过避免使用武力的方法使中国政府变强，而不是通过进攻中国而使其变得更弱，这是维系英国利益的根本。克拉兰敦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曾一直把中国当作一个文明国家来看待，并且由于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国防现代化，所以英国也应该尽快作出在任何情况下都停止使用武力的决定。关于开放内地的问题，他指出，如果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被准许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那么中华帝国将会分崩离析；假如他们放弃治外法权并遵守中国的法律和风俗，那么他们也完全可以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依照外交部的观点，关于中国人坚持认为经济现代化尤其是引进铁路项目，应以非常慢的进度着手推进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这些项目将会给中国复杂的经济环境带来影响。而且中国人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措辞，英国政府都不应该过于看重这些。 （注20）
支持外交部立场的人并不限于高层人士。就大众的群体情感而言，英国国内民众也对政府出台的政策表示赞同，反对那些“中国通”所鼓吹的扩张主义政策。即使是那些居住在通商口岸的人也承认，英国国内民众的意见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北华捷报》在回顾1860年的历史事件时写道：
那种事先不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事后就把大英帝国置于对华战争窘境的做法，必将首先极易导致我军同鞑靼军队（指清朝军队）开战，其次，还将被迫面对群情激愤的英国民众。大英帝国再也不能容忍此类无休无止一再挑起的对华战争了！对于那些负责处理英国在华利益的官员来说，通过尝试采取一种同样坚决但比以往更妥协的对华策略，在对国内民众呼声作出承诺的同时，也向事发当地的中国民众情绪作出让步，这种做法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将会是一个明智之策。 （注21）
八年后，这家报纸承认，国内公众舆论日益强烈地支持在中国推行安抚调和政策：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欧洲民众舆论是一支无须征得我们同意即可决定我们命运的强大力量，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清楚地发现，最近几年在处理外国事务过程中，英国民众反对出兵征服、出兵占领和出兵干预的政治情绪持续高涨……从目前英国公众情绪的倾向来看，可以设想，一旦出现对外战争，民众就会对此表达强烈不满，任何企图吞并他国领土的政策都会引起严重恐慌……所以说，我们的公使和领事很可能将会在民众舆论的引导下，采纳一项越来越小心谨慎的政策。 （注22）
在当时的这种形势下，唯一有可能实现英国目标的政策就是：对中国人为实现中兴所做的努力提供支持。
早在1860年，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就曾坚持认为，英国应当只与中国中央政府打交道。他指出，对中国某一局部地区施加的压力能否有效，唯独取决于这种压力激起该地区发生叛乱的程度如何，而一旦清政府垮台了，这将给英国不以侵略领土为目标的利益带来灾难。卜鲁斯分析了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而得出结论：英国在中国某一地区采取的行动或与中国某一地区政府所举行的谈判，这最多也只不过是临时采取的权宜之计；英国的利益取决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存在，因为中国中央政府所行使的管辖权适用于中国全境，从而有能力承担外交事务之责。对中国某一地区采取行动，将削弱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英国利益受损。 （注23）
即使在“中兴”开启之前，英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迫使清政府签署《天津条约》将有可能削弱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并因此危及英国的长期在华利益。
1860年，英、法两国政府分别派遣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前往中国，希望能在不引起清政府垮台的情况下达到他们的最低要求。外交大臣罗素在其指示中写道：
在对中国的华北地区执行作战行动过程中，对国际形势保持敏锐感知的女王陛下政府将面临一种危险……（中国皇帝可能拒绝接受和平条约而选择逃之夭夭）。如果中国皇帝面对欧洲军队的进攻放弃他的首都而逃跑，那么在舆论的谴责之下，他将被迫承认外国列强凌驾于中国之上，而昏庸愚昧的中国朝廷迄今为止还以蔑视的态度看待外国，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名誉声望必将极大受损。
而造反的起义军将会重拾信心。此时，中华帝国的高级军官可能会发现很难维持中央政权的统治，各省的总督或许在平息叛乱时感到无能为力。总之一句话，整个中华帝国都可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女王陛下看到中国的事态如此发展，必将感到极大的担忧。这甚至可能引发一场重大灾难。而且，以彼此忠诚为纽带缔结的条约关系一旦出现松动迹象，也许就再也不能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注24）
英、法两国公使与罗素所见略同，都表达了对事态的担忧。葛罗向法国政府报告说：
当前局势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可能是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在此报告的中国皇帝逃往鞑靼地区这件事。为此，我和额尔金爵士都认为，如果我军能像我预想的那样进抵天津，那么我们就应该驻扎在那里，从那里威胁北京，而不是进攻它。 （注25）
皇帝确实逃走了，可是，令人担心的后果却并没有随之出现。相反，一个新朝廷带着一项新政策返回北京，从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1860年以前，西方列强都做好了对中国使用武力的准备，以维护他们自认为属于自己的权益。1860年以后，情况几乎发生了彻底的反转：只要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外国政府甘愿动用自己的部队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而出兵，
可若一旦让他们出兵为本国利益而战，他们如今却变得极其勉为其难。
从短期情况看，中兴事业的前景如此光明，以至于英国商人和传教士都赞同政府的决策。但是他们为了实现眼前利益，总是寻求收获立竿见影式的回报。只要回报没兑现，他们就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政府转变对华政策，使用暴力手段对付中国，并提出既不考虑英国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甚至也不顾及自身长远利益的短视要求。
直至中兴时期出现危机乃至最终失败的年代，绝大部分在华的英国商人和许多英国传教士重新捡起以前的老观点，认为中国政府本质上是一个随时准备犯下各种暴行的敌人，只有对其实施残暴的武力威慑，它才会热情地欢迎我们。
（注26）
而英国外交官们却坚持奉行耐心安抚的政策，在极少数情况下，当他们被中国方面挑起的事端彻底激怒，以至于考虑动用炮舰外交手段时，来自英国本土的政府指令就会及时扑灭他们的胸中怒火。19世纪60年代末，中国人爆发的排外浪潮达到顶峰，当时甚至阿礼国都对谈判不抱任何希望了，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却坚持认为，军队只能用来保护直接遭受威胁的生命和财产，绝不能用于惩罚或报复。在中国境内，凡不能以友善方式得到解决的问题，都应交由大英帝国国内政府裁决。
（注27）
1864年，一名英国士兵被中国人杀死。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非常平静，差不多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充分体现了英国新政策的显著效果。正如《北华捷报》指出的：
此类事件如果放在短短几年前，无论解释与否，都会激起民愤。在义愤填膺的民众眼中，正在着手的调查工作很可能是在蒙蔽视听，企图把人们的视线从事件真凶身上引开。如果拿出事件调查结果，民众也根本不会予以理睬，随后产生的各种事件都将酝酿着一场战争的最终爆发。 （注28）
关于英国政府不替本国在华侨民说话反而充当中国政府辩护人的这个奇怪角色，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早期的例证：修订版的长江贸易规则。当英国商人们抗议卜鲁斯“同意中国政府出台的限制英国商人活动的政策”时
（注29）
，英国外交部严厉地警告上海商会：经修订后的长江贸易规则体现了中国政府已经作出更大的让步；商人们认为被收回的权利，实际上中国政府从未给予；而且英国政府的政策是支持中国政府抵制外部势力对其主权的侵犯。
（注30）
更早些时候，卜鲁斯不顾当地民愤，支持中国政府享有对居住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国臣民征税的权力。
（注31）
英国商人只不过是在短期内接受了这项政策。 （注32） 截至1865年底，英国政府所期待的黄金时代终于没能降临，对这项政策表示反对的呼声变得越发尖锐和激烈。在许多地区，被激怒了的“中国通”以强有力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一位愤怒的《北华捷报》读者写给编辑的信，内容如下：
人们现在已经习惯于相信中国人没有能力对外国人做出任何敌对行动或者是任何坏事。正如英国女王所说，中国人不会犯错。如果我们真的被中国人捉住并被斩首，或者是被中国人杀害了，那么，编辑先生，您的报纸还是不想用文字来捍卫我们这些在这片乐土上长期饱受苦难的人，而且这个世界还将用“保障我们的权益”这样的字眼来作出心照不宣的裁定…… （注33）
报社编辑在认真回顾1865年发生的事件时，心情并不像回顾1864年时那样愉悦：
自从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就对中国政府能否最终重获新生这个问题不再抱有那些乐观的期待了，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乃至这场运动被平息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还曾确实怀有那种期待……不论产生什么样的发展趋势，都已经进行了展示……展示是由外国代表们所作，他们显然是怀着最迫切的心情，力图使本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启动西方武力这个动机的纯粹性。 （注34）
越来越多表达愤怒情绪的信件寄到《北华捷报》报社，都在抱怨英国当局没有保护好本国侨民的利益，从而使其遭受了中国人的侵害。
如今，施行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新政似乎超出了一位英国公使的职权范围……目前英国公使在维护本国利益方面存在着长期以来形成的玩忽职守现象，所以当务之急是，应该把这件事恰如其分地载入史册。 （注35）
报社编辑们表示赞同：
以往曾经打败中国的极限施压政策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我们面临着退回老路重新施行极端软弱政策的危险。 （注36）
尽管国内民声鼎沸，但英国政府却并没有因此调整外交政策。外交部继续要求其驻华公使根据中方处理意见尽可能地作出让步，要劝说和解，而不能诉诸武力
（注37）
。于是，阿礼国不折不扣地落实了外交部提出的要求。英国商人利用中国人的软弱可欺，借此向中方提出各种施压要求，而英国官员则把中国人的软弱可欺看作自己对英国商人所提要求加以限制的理由，因为他们“对中国官员不得不去面临的困境感同身受……在推行中兴变法政策的过程中……遭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排外国度所盛行的保守主义情绪的大肆污蔑……”
（注38）
在阿礼国向恭亲王递交的外交照会中，他就中国当前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强调中国必须主动，不应盲目听从外国人的看法和要求，而应当按照适合自己的时间表稳步推进。
中国人举行的一系列排外主义游行示威活动，全部发生于1868—1869年间，而这期间的英国政策却几乎从未因此出现过动摇。英国商人和传教士不断地向英国政府提出使用炮舰的要求，但这一要求只是偶尔得到英国领事的支持，得到阿礼国支持的情况非常罕见，
（注40）
更不要说外交部或海军部了，这两个政府部门从未支持过这一要求。
针对外国人的游行示威活动，始现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九江 （注41） 、扬州 （注42） 和镇江 （注43） 。在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就地使用武力，这种办法可以暂时解决问题。那些鼓吹“强硬政策”的人自鸣得意地指出：
（他们已经）预见到清朝官吏面对英国政府最近颇为温和的对华政策，傲慢和阻挠的心态必将甚嚣尘上；（他们）还预见到，通过展示武力，可以使这些清朝官吏立刻清醒过来。在北方及南方地区发生的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 （注44）
事实上，这些事件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否准确。至于说到英国政府为鼓励中国实现中兴而推行的“颇为温和的对华政策”（该项政策目前确实尚未终止），通过给中国人留出足够时间用于周密思考，以便想出破解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反过来一定可以减少因局部地区民众的怨恨情绪而零星爆发的盲目排外游行事件。所以说，该项政策的目的不是挑起暴动，而是防止暴动。由此可见，英国的官方政策是继续寄希望于中兴事业能够最终取得成功。克拉兰敦以官方形式正式谴责了支持在扬州使用武力的阿礼国及领事W.H.梅德赫斯特，并声称他对恭亲王那种颇有政治家风范的处事态度深表钦佩。 （注45）
1868—1869年间的台湾事件，清晰地呈现出构成英国政策的多元化成分。 （注46） 随着一则谣言的广泛传播，台南附近地区民众中的暴徒砸毁了当地的天主教堂和新教教堂，因为这则谣言的内容是：英国人正在使用一种神秘药品，企图将中国人转变为基督徒。代理领事约翰·吉布森和一位下级海军军官为了得到英国商人和传教士的欢呼喝彩，当场使用武力对中国民众中的暴徒实施了镇压。阿礼国采取相对克制的态度，请求总理衙门将负责管辖当地的道台予以革职。 （注47） 克拉兰敦对此事的看法则更为强硬，他于1869年2月23日下令把吉布森降职，将索要的赔款归还给中国民众，还正式否决了英国方面已经采取的行动，他的理由是：
显而易见，这两个下属机构（涉事的当地英国领事馆和海军司令部）无论如何也不应该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由此产生的对当地生命和财产所构成的威胁，至少是在事发当时就已经被中止了，而且这种中止状态已经持续了多个星期；这两个下属机构在承担适当赔偿的过程中如有任何疏漏之处，应当交由女王陛下的公使与位于北京的中国政府，由双方讨论决定…… （注48）
1869年1月，发生在福州附近地区的一件事，也表明了克拉兰敦相同的观点。当时一名英国领事为了支持传教士提出的要求而动用海军部队提供军事援助。对此，克拉兰敦再次重申了英国的政策：
英国领事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采取这种武力措施，直接导致英国政府挑起与中国政府及其民众之间的冲突；我不得不坚决命令你，要严厉斥责辛克莱尔的所作所为。 （注49）
1869年1—2月，在汕头附近发生的柯克查夫事件，非常清晰地表明英国只有在得到中国中央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才愿意干预中国事务。在这起事件中，海军中将亨利·凯帕尔与两广总督瑞麟经过协商后，派英国海军帮助一个中国官方的传教团去汕头附近获取当地因前期参加排外活动而缴纳的赔款。但是，没等两广总督的特使抵达现场，当地的领事和柯克查夫号战舰司令就直接采取了行动。凯帕尔将军非常清楚，特使被瑞麟指派到这里来，“是为了给我们在中国领土上的行动提供支持的”。在当时主流气氛的影响下，通过瑞麟与凯帕尔之间举行的一场会晤，这起事件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澄清：
这位总督说，军官们偶尔都会犯一些错误，他发现自身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但由于双方上级之间保持着完全的彼此相互信任，就像亨利·凯帕尔先生和他本人之间所达成的这种互信，而且无论是行动还是动机，双方都能以彼此宽大包容的建设性合作原则来加以对待，类似这种事件就会很容易地得到解决，甚至可以使两国之间保持相互信赖与尊重的纽带变得更为牢固。 （注50）
然而，在英国国内，海军部赞成外交部的观点，指出，由于英国采取的是一次单边行动，将会造成如下后果：
整起事件的性质因此发生变化；不再是由清政府当局自发组织的赔款行动，反倒成了英国军队单方面实施的与清政府当局无关的行动…… （注51）
很显然，这些五花八门的意外事件的起因，都源于中国的中央政府没有足够能力全面掌控国家局势。即使是身受英国政府频繁施压的阿礼国也感到“在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下”， （注52） 外国势力可能不得不偶尔在中国的某个局部地区使用一下武力，尽管他也希望不通过实际战斗，只是通过向对方展示一下自己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武力就可以奏效。但是，英国政府仍然坚定地认为，如果外国势力充分做到自我克制，不去使用武力，中国中央政府才有能力维持其统治权威。
有关中国发生的这几起事件的新闻在英国国会引发了一系列辩论，通过辩论，政府阐明了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1869年4月5日，倍感震惊的萨默塞特公爵提到一份关于当地英国领事违反英国政府的命令在台湾使用武力的报告。克拉兰敦在答复中指出：“这些军事行动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他严厉斥责了当地领事的这种违令行为。他希望全体驻华领事机构都应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注53）
一周之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反对派搬出李泰国关于需要使用武力的观点，
为自己寻找出兵借口。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在下议院给出答复，尽管英国采取了调和政策，但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排外暴动，其根源并不在于调和政策本身。他宣称今后如再发生意外事件，英国公使应向中国的中央政府提出救助申请；只有在北京，才能得到相关赔偿和补救措施；如有哪个英国领事在当地使用武力，那么英国政府将不会承认其行动的合法性，并拒绝为其行动承担责任。
（注54）
第二年，反对派又批评阿礼国，因为他在处置另一起发生于1869年4月的安庆民众针对英国传教士的暴动时手段过于忍让和克制。外交部发言人的答复是，这些传教士在安庆不享有居留权，还称赞了清政府当局积极给予协助的态度。 （注55） 正如克拉兰敦对于此事的总体评价：
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做出的不理智举动、由此所引发的清政府当局及其民众的暴力抗争，以及英国领事和按照传教士要求去诉诸武力的海军部门所共同采取的未经授权的过激行为，确实足以使女王陛下的政府充满焦虑地等待每一封接踵而至的邮件可能带来的不利消息……英国的意图是应以友好方式来维持同中国的交往，而不应由于英国臣民方面所作出的不理智和莽撞的行为而中断这种交往。 （注56）
即使是发生了18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英国政府仍然坚持奉行这项对华政策。
1871年3月24日，萨默塞特和格雷重申：反对英国传教士的暴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英国传教士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必须制止英国海军军官们的莽撞行为。
（注57）
1857年，就在英国国会围绕亚罗号事件争论不休的时候，帕默斯顿政府发现，如果再用国际法为本国行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于是便否认中国是一个拥有合法权益的主权国家。 （注58） 如果这种观点曾经存在，那么等到《天津条约》被批准之后，它就再也站不住脚了。既然这些外国列强都坚称自己拥有向中国派驻公使的权利，就说明它们实际上都已经审慎地把中国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来看待了。
1865年发生的关于冲积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的雷诺兹和霍尔特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此案向人们展示了英国是怎样运用西方法律理论来保护中国主权利益的。为了表达自己对上海外国团体的愤慨，英国女王以中国皇帝的名义，着手起诉英国的臣民。英国商人急忙申辩，称英国女王不是涉及此案的利益方，因而无权干预此案的审理。上海租界最高法庭的英国法官答复说：
依我之见，目前的情况很清楚，女王陛下依据条约，经中国皇帝同意，获取了对居住在中国领土上的本国臣民保留行使独立司法的权力，女王陛下这么做的言外之意是试图迫使她的臣民既要尊重祖国的法律，也要尊重中国的法律。而且，通过采用这种程序，不应使国家主权（指中国的）受到来自本国所属领土（指位于上海的英国租界）上出现的民众愤怒情绪的侮辱，她的臣民将以一个被起诉人的身份出现在外国法庭上，从而迫使英国人怀有对中国法律的尊重。 （注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