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持有各种政治观点的20世纪中国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适应现代世界，西方帝国主义是罪魁祸首。他们当中的真正保守派认为，由于外国人憎恨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于是就无情地摧毁了能够为近代中国提供一个坚实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来自新兴的商业及其他职业阶层的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从另一个角度指责西方。在他们看来，西方应该从一个不同的方面对中国未能适应现代世界这件事负责。他们的论点是，从传统社会内部衍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仅仅发展到萌芽阶段，就被帝国主义列强彻底粉碎了。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中国实现经济强大，一旦中国经济变得强大，就可以在商业和工业领域与西方平起平坐、展开竞争。
任何企图洗白西方在华特权可耻记录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历史上某些时期的某些外国政府以及各个时期的一些私人集团，当然都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既软弱又听话的国家。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关键转型期的若干事实表明，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并要求其他列强遵守的，是一项以不干涉中国内政和适度与中国合作为宗旨的基本政策；同时，英国政府还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施以有效控制，防止其利用中国的动荡局势趁火打劫、过度开发和掠夺。
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国内发展所起的作用，左、右两派争论不休，从中兴十年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出，这两派的观点都值得怀疑。后续几章将会呈现，古老的清帝国在这十年间的实际表现已经证明，这个国家甚至连最低限度的适应能力都不具备，根本无法起死回生；中国内部不可能出现任何有能力改造旧制度的现代资产阶级。假如能把帝国主义这个幽灵的实力缩小到一个适当的规模，古老的清帝国才有可能把注意力放在查找保守派屡次改革失利的真实原因上，也才有可能去认真分析儒家传统体制内无法实现近代化的现实原因。（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与古老的清帝国二者之间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清帝国还没来得及完成保守主义的改革和近代化，就被帝国主义列强打垮了，根本没有机会适应近代世界，也根本没有可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环伺之下起死回生。）
“合作政策”这个术语最初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享有在华利益的西方列强相互之间开展合作；二是指西方列强与中国政府开展合作。可是，到了1864年，这个术语所体现的可普遍接受的含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确保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逐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由英、美、法、俄这四个国家与中国开展合作。1864年6月5日，美国公使蒲安臣在给美国驻华领事下达的指示中提出了一项政策，该政策包含四项原则：（1）在西方列强之间展开合作；（2）与中国官员展开合作；（3）承认中国的合法权益；（4）公平公正地贯彻条约中的各项条款。“你们要有这种认识，我们正在努力以公平的外交行动来代替武力。” （注1） 对于这项政策，各国驻华代表及其所属国家政府都公开表示了支持。 （注2）
截至1867年底，合作政策似乎已经取得成功。《北华捷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事实证明，外国的各种权益非但是一致的，而且确切无疑地实现了利益最优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凭借的是谈判与沟通，而不是军队和暴力。后者只能使中国人最初看待外国人时所持有的恐惧和仇恨永远延续下去。前者则会慢慢地消弭那些偏见……” （注3）
就在通商口岸外国侨民的对华态度持续变化并最终出现180度反转之际，英国政府在其他西方列强的普遍支持下，遵循了一项旨在与中国政府开展合作的长期稳定政策。应当注意的是，此时西方列强在这个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并不意味着所有西方列强都认为中国是个殖民地，就像后来出现的情况那样。相反，19世纪60年代的合作政策，不仅给中国提供了一个使其免遭侵略和压迫的坚实的国际保证，而且给中国提供了国际援助，以便其恢复国力，强化中央集权。
英法两国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就达成了彼此利益的广泛认同，后来，为确保《天津条约》得到批准，英法两国还相互配合、从中斡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美、英、法、俄这四大列强中，虽然美国和沙俄这两个国家曾寻求走独立发展的外交路线，但四大列强相互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某些带有普遍性的理解和共识。 （注4） 在1860年的谈判期间，尽管英法之间曾经互不相让， （注5） 但在随后的几年中，两国联手对付太平天国起义，再次印证了两国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在合作政策的贯彻执行过程中，英国政府始终充当主角，而美国则逐渐取代法国，成为合作政策的第二大支持者，并且恰恰是美国正式发表了这项政策法案。
合作政策建立在外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19世纪60年代，这种敞开大门似的开放路线似乎给中国保守主义提供了一个可以东山再起的真正有利时机。英国早在十年前就一直寻求一项政策， （注6） 但是，只要清政府令人失望地表现出衰弱和无能，英国的政策顾问就会发生意见分歧：一些人主张找太平天国起义军首领进行谈判；另一些人却宁愿以武力为后盾，找实际掌控指定地区的地方官进行谈判。在19世纪60年代一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的阿礼国力排众议，坚决捍卫合作政策，对于上述两种意见，均表示了反对。 （注7） 就在中国国内局势发生逆转、新政府着手推进一项旨在实现中兴及有限现代化的方案之际，阿礼国爵士及英国政府终于找到了一项既切实可行又能令双方感到满意的可替代性政策。
合作政策虽然有时不那么奏效，但英国的对华政策却始终保持坚定不移。正如1867年，阿礼国正遭遇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他在这种情况下写道：
尽管从事态的总体形势上看，合作政策的现状非常不能令人满意，毫无前景可言，但我相信，即使不在皇室成员内部，也会在统治阶层中间，尤其是在外交部这里，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正是这个因素使我们摆脱了失望和沮丧。只要能找到使中国人避免一切外来干涉和控制企图的方法，那么，我们还是有理由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但是，这些方法激起了强烈的抵抗本能和民族自豪感，给倒退的盲目排外分子提供了新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担心一个或更多的外国列强乘机找到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借口，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从而影响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于是，这种局面使一切能给有益于进步的事业带来希望的努力化为乌有……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局势会发生巨大变化，至于说到这个曾反复出现的障碍——这是中国人所面临的真正的大麻烦……但是，哪个民族都不喜欢看到外国列强干涉其内部事务，不管这种干涉是否出于好意，对此，中国也不例外。相反，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们自以为在文化方面所拥有的超越所有外族的真正的优越感，将会使他们在外部冲击的刺激下变得极度焦躁、难以驾驭。如果放手让他们自主发展，他们将会发展得更快更好，我对此满怀信心。 （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