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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制度建立以前，大多数在华定居的外国人也是在不大情愿的情况下逐渐认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已经与这个饱受非议的中央政府深度绑定了。正如《北华捷报》所述：
虽然就事实而言，这个由鞑靼人建立的王朝并不是一个好政府，但它是目前我们所遇到的最有能力发挥管理职能的政权。如果外国政府明智的话，就必须容忍清王朝的不足，并帮助它纠正自己的缺点，直到出现一个更好的政府取代它。 （注33）
随着载垣阴谋集团被镇压以及同治新时代的开启，外国人对这个从表面上看已经建立起新秩序的政府所采取的态度，由原来极不情愿的容忍，迅速转变为满怀热忱的支持。他们称赞皇太后慈安容颜美丽、有胆有识、才能出众、对外亲善，对恭亲王的评价之高甚至超过了以往。
中国过往的历史变成了值得夸赞的事情，
中国的未来更是一片光明。截至1862年5月，《北华捷报》的评论是这样写的：
目前的中国正经受着由内政及外交事务处理方针的转变所带来的改革阵痛，这将很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改变其未来世世代代发展命运的转折点……有如此丰富的物产和如此勤劳的人民，这个强大的国家只要有一套统治秩序，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到那时，中国就会像惩治不守规矩的人那样，同样有能力维护和平。 （注34）
即便置身于这样一种普遍亲华的历史时期，在华居住的外国人在满怀热情、翘首以盼清政府开启中兴事业的同时，却仍然持有一个并不乐观的总体看法，他们大多认为，中国政府重获新生的中兴步伐大小，将取决于其接受外国指导并接纳19世纪自由思想的程度的大小。
然而，时隔不久，就有显露出来的证据表明：一个儒教国家实现中兴后，不会去鼓励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反，这个国家注定要遵循其自身的基本发展目标，将任何西化倾向都扼杀在摇篮里。同样清楚的是，即使外国人给予再多的温情指导，一个儒教国家也不可能以渐进的方式过渡为一个现代化的主权国家，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道路。即便中国式的革命运动真能创造出由儒教世界向现代世界的转化条件，但是，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企图夺取政权的革命；外国势力虽然可以推动一场革命，却不能那样做。
最初的革命热情消退之后，局势变得更加明朗。许多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人的所有中兴事业都不能满足西方提出的条件，那么西方列强终将不得不去实现对中国的征服与统治。重点是19世纪60年代的外国政府对此持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无论是中国人自己实现革命，还是西方人主动征服中国，这些都会引起世人的反感，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加以避免。因此，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中兴事业取得成功，这样，中国的保守主义才可以起死回生，才可以制定出令西方世界感到满意的政策，这些政策才可以持续发展。即使在最悲观的历史时刻，他们也只能把策略建立在中国社会经过长久运行，最终有望重新证明其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基础之上。虽然这种可能性非常渺茫，但毕竟是避免走征服和革命这两条路的唯一备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