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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8月22日，还在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突然驾崩。这件事使恭亲王推行的新政第一次遭受了考验。为了辅佐即将登基的同治皇帝，必须推选摄政人员，于是，朝廷中迅速形成两派，以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为一派，以载垣、端华、穆荫、肃顺为首的反对恭亲王且势力最大的官员团伙为另一派，两派之间为了攫取摄政王的权力，爆发了一场颇有戏剧性的争斗。 （注20）
载垣集团成功炮制了一份所谓的咸丰皇帝的临终上谕，其大意是要组建一个由载垣集团的成员们构成的摄政集团。 （注21） 咸丰皇帝临终前召集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任命其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皇帝驾崩。8月23日，咸丰皇后慈安及新皇之母慈禧被尊称为皇太后。 （注22）
与此同时，在热河、北京两地的朝廷政治舞台上，一场围绕着摄政权力之争的错综复杂的宫廷内斗正在上演。作为小皇帝的生母，年轻的慈禧太后成功得到了玉玺，如果没有玉玺，新的摄政王就不能发布合法有效的上谕。在反对载垣的政治势力支持下，慈禧和慈安太后火速赶往北京，把新的摄政集团远远甩在后面，而载垣、肃顺他们只能被迫按照清朝律例跟随在缓慢行进的皇帝灵柩之后，眼睁睁地看着慈禧太后一派抢先控制朝廷。
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的支持者迅速采取行动，纷纷递交奏折乞求两位皇太后在恭亲王的辅佐下垂帘听政。一些高级官员力劝恭亲王及两宫皇太后实施这个方案，其中有大学士贾桢和周祖培，御史董元醇及豫皖督军胜保。 （注23） 至此，采取果断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1861年11月2日，根据两宫皇太后向内阁下达的敕令，中国政坛上的载垣集团从此被彻底铲除。肃顺、载垣和端华均被革职，他们的支持者中有五人被逐出军机处。敕令还要求对上述人员的阴谋做进一步调查。 （注24）
11月8日，肃顺被斩首，身为亲王的端华和载垣被赐死。 （注25） 于是，他们后代的世袭爵位被显著降低。 （注26） 他们的罪名是“谋危社稷”（大逆），在宣布判决的上谕中还包括一项关于错误办理外交事务的有罪裁定。 （注27） 依据清朝法典，“谋危社稷”是“十恶”之一，仅次于“造反”，是一项危害家庭、国家、社会关系及良知的罪行——历来为天地良心所不齿，一旦犯了这种罪，既不可饶恕，也无法赦免。 （注28）
虽然11月9日的上谕宣布罢免了6名以上朝廷高官，但同时又下令中止对参与阴谋人员的进一步检举弹劾，要求案件侦破工作于近期内叫停，并且不再调查追究以往罪行。 （注29） 这种体现仁政的决定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意义，因为中兴的成功将取决于整个满汉官僚阶层能否化解彼此在总体利益方面存在的分歧。既然首犯已经被惩办，其追随者就可以通过接受再教育而实现弃恶从善。
与此同时，新任命的官员即刻取代阴谋政变者。领班大臣于11月2日提议组成一个由一名亲王辅佐两宫皇太后的摄政集团。恭亲王很快就被任命为“政府行政顾问”（议政王），同时，他和另外四名新成员被任命为军机处大臣。最初宣布的新年号是通常用来表示幸福的“祺祥”，后又改元为“同治”
（“回归秩序”），翌年生效。政府各个部门依据命令各司其职，随着同治皇帝在太和殿登基并颁布大赦令，中兴事业由此正式启动。
（注30）
大众舆论不会在一夜之间由悲观失望转变到信心满满，尤其是在传统的旧中国，这种转变往往可能会很慢。然而，到1862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无论是解决内政问题还是处理外交事务，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时局的大气候已然明显不同于1860年。
随着外国军队的撤离和1861年1月总理衙门的成立，中国看起来已经与外国建立了稳定的外交关系；
（注31）
1861年9月，政府军收复安庆，这标志着太平天国起义由此转入低潮；1861年11月，推行新政、不负众望的新政府取代了声名狼藉的残余官僚机构。善于见风使舵的地方官员一听说皇权发生了更迭，立马就意识到这在政策上意味着什么。罗伯特‧赫德记载了湖广总督官文的反应：当赫德告诉他恭亲王这一派已经在北京取代了肃顺集团时，官文的态度当即发生转变。
（注32）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政府都在按照这个众所周知的“中兴”模式有序运转——这是一个遏止王朝衰败并使之暂时得以复兴的历史时期。
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通过政治分析，还是通过夜观天象，
人们都有充分理由去相信，这个由满族统治并且正处于中兴时期的儒教国家将很可能再次承担起政府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