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巴渝诗歌是巴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至于近代，巴渝先人和过境文士探骊得珠，逸兴联翩，创作出了难以尽数的、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谣，给当今重庆留传了一份极珍贵的文化遗产。置诸中华诗歌发展史，也是一份独具风神、不可多得的精神成果。

其间的“巴渝”一词，最早见于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巴俞宋蔡，淮南于遮”。继后的史传典籍，叠加出现了“巴渝乐”“巴渝舞”之类话语。分而言之，“巴”指巴山、巴地、巴国、巴郡，“渝”指长江上游的最大支流嘉陵江。合起来看，“巴渝”就是一个地域历史概念。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先秦巴国最强大时“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汉代的巴郡在其析分为“三巴”以前，也涵盖了今四川省的巴中市、广元市、南充市、达州市、遂宁市和今重庆市的绝大部分地区。因此，原初意涵的“巴渝”，实即“巴”的同义词，“巴渝”就是“巴”，巴渝文化就是巴文化。巴文化与蜀文化融合为一，就积聚式生成了巴蜀文化。

地域历史文化从来都可以按层级细分。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重庆学者为主，并得到了全川范围及全国范围的部分学者响应，开始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川东北和当时的川东南，细分出“巴渝文化”开展学术讨论。1997年重庆直辖之后，从学界几乎直达整个社会，逐渐地在将巴渝文化认作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的前提下，也将巴渝文化认作重庆文化的同义词，其适用范围包括当今重庆全部辖区。这样一来，原初意涵的巴渝文化就变成了广义巴渝文化，继续由川渝两地共承共享，而与重庆文化相对应的巴渝文化则构成了狭义巴渝文化，主要由重庆本土追源溯流。本选本追溯的巴渝诗歌，理所当然是在狭义上使用巴渝概念。

就地域历史而言，自古及今，巴蜀之间山共脉，水同文，川渝一家亲毋庸置疑。但巴楚之间关联紧密也不容忽视。诚如《华阳国志·巴志》所述：“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从有文字记载的行政建置看，战国中晚期，今重庆自涪陵以下的渝东北和渝东南，多属楚国黔中郡、巫郡辖地。从两汉至于六朝，今巫山、巫溪两县多数时候归荆州管，今酉阳、秀山两县多数时候也是荆州武陵郡属地。唐代实行道、州、县三级体制，当时的忠州、万州、夔州属山南东道（治在襄州），开州属山南西道（治在梁州）。一直到宋代设置夔州路，与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合称为川峡四路，后简称为四川，才没有与巴蜀再分开。其间长达1360余年，“其人半楚”的民物风情必然注入巴渝文化，也必然影响巴渝诗歌。

山，多年属荆楚，如今主要属重庆的大巫山，襟带三峡，钟灵毓秀，曾是远古中华巫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巫文化与楚国历史相融合，润育出了楚辞，也滋养了屈原和宋玉。尤其是屈原，他在巫山下成长，不朽长诗《离骚》便有不少诸如香草美人、彭咸遗则之类巫风的描写，《九歌》里的《山鬼》更被现代学者指认为再现巫山神女。尽管屈原之后千余年间大巫山地区再没有出现过青史留名的本土诗人，但诗歌创造一直活跃，在民歌民谣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淬炼加工，相继催生出了《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之一的曲目“巫山高”，以及教坊曲子词牌“巫山一段云”，在全国名山当中独树一帜。巫山与巫峡美美与共，还产生了诸如《女儿子》《峡中行者歌》之类的“三峡谣”，特别是举世无双的诗歌奇葩“竹枝词”。受润于这种自然与人文完美结合的文化生态，从六朝至于隋唐，骚人墨客们纷至沓来，竟然形成了“行到巫山必有诗”（繁知一《书巫山神女祠》）的诗史佳话，历宋元明清长盛不衰。以巫山诗为引领的“三峡诗”卓荦不凡，早已成为巴楚共有的三峡文化的一大核心构建，放诸全国的名山大川罕与伦比。正因此，大巫山不仅是巴渝诗歌的不竭源头，而且是彪炳中华诗史的雄伟诗山。

山离水不灵，水离山不秀。与诗山交相辉映，次第生成，还有一条波谲云诡、妙曼无比的峡江诗廊。那便是在今重庆境内，沿长江流向，上起涪陵，途经丰都、忠县、万州、石柱、云阳、奉节、巫山等区县，连接今湖北巴东、秭归，下迄宜昌的，江与城共生的千里走廊。千里走廊中，今属重庆的地域约占五分之四。对巴渝诗歌发展来源来说，除了诗山的一切尽皆包罗其中而外，历时态的诗史波涛也同样地丰赡多彩。至迟从六朝发轫，由于多种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行经或者流寓于其间的文士迁客、名流达人迁延不绝，流连寄情，所作的诗词含英咀华，别开生面。个中尤以唐宋两代超群绝伦，不特数量超过当时巴渝诗歌总量的五分之四，抑且不少名人名作不愧为唐宋高峰，这一诗廊也不愧为唐宋高地。民歌竹枝词演进成为文人竹枝词，“巫山高”曲牌和“巫山一段云”词牌广为流传，就是在这七百年间实现的。降及明清，盛况犹在，只不过总量占比降到了一半左右。应该毫不含糊地说，这条诗廊的人文价值不亚于前述诗山，巴渝诗歌的华彩乐章响贯全廊。

整条诗廊内，最大亮点莫过于诗城奉节。“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傅作楫《白帝城》），它的区位优势远在诸城之上。早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分封之际，它即为夔子国所在地。从西汉至于明清，也先后是巴东郡、巴州、信州、夔州、夔州路、夔州府以及江关都尉、三巴校尉的治所，处于下川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地位。基于此，六朝时期即有了乐府歌谣《滟预堆歌》，隋唐以降更有杨素、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轼、苏辙、黄庭坚、冯时行、王十朋、陆游、范成大、王廷相、杨慎、王士祯、张问陶等全国性的巨擘名流扬厉于其地，遂令“夔州诗”名扬天下，穿越古今。这样的一座千秋诗城，不仅只领异巴渝，雄视巴蜀，而且就算拿到当今中国全部城市当中去比一比，也找不出几个可以并肩比美的。

一脉诗山，一道诗廊，一座诗城，合称一山一廊一城，组合成了巴渝诗歌的壮阔风景带。上下两千多年间，举凡这一地带的山川形胜，人世变迁，古迹遗址，神话传说，生活习俗，生产劳动，男女情爱，友朋关怀，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诗歌素材，交相变成诗人笔下的锦词丽句。审美形式与之同时呈现多样化，犹如杜甫诗一样诸体兼备，气象万千。其中最独特、最重大的创造性贡献是竹枝词，越唐宋元明清至于民国，非但传播到全国，在各个省区、多个民族中激扬光大，甚而将薪火传布到了五洲四海，于历代起源于民歌的中华诗式实堪称独一无二。唯其如此，既有普适性传扬，又有独创性突破，理当视为夔州诗的显著特征。

与之相对应，很容易发现，唐宋时期的渝州诗远逊于夔州诗。事实上非但如斯而已，连黔中诗也有所不及。其根本原因在于，尽管它的前身江州曾是先秦巴国都邑和秦汉巴郡治所，却只具备单一的军事兼带行政功能，城市的发育极不完善。从西晋末年至南朝后期两百多年间，割据战争频仍，政权更迭频繁，生产凋残，人口锐减，更发生了大动荡和大倒退，以至唐代降为下州。一直到南宋时期，方才升格为府，得名重庆，进而成为整个四川抗御蒙（元）的指挥中心，成为一座兼行政、军事、交通、经济、文化等多功能的区域中心城市。但文艺发展相对滞后，延及于明清时期，重庆以及周边地区的诗歌创作才得以与夔州诗并驾齐驱。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人文荟萃，盛况空前，以“饮河诗社”为中坚代表的传统诗词与时代新诗同荣并茂，蔚为全国的高地、高峰，自然是夔州诗难以向迩的。这一切起伏消涨，主要是由社会历史铸就的，决然不会以任何个人或群体的意愿为转移。

通览全部巴渝诗歌，也容易发现，一切成就都是由客籍诗人和本籍诗人共同取得的，而且高峰基本出在客籍诗人。本籍诗人最早能追溯到晚唐李远，但他在唐代不过三流。宋有冯时行，明有张佳胤，清有傅作楫和李士棻，本籍诗人才跻身于全国前列，但仍不能同巨擘们争衡。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前已点及的诸多社会历史原因之外，从文化的视度看，积弱的症结主要有两点。一是巴渝地区处于巴蜀文化圈的东南边缘地带，文教事业兴起较晚。早在西汉景帝末年（约公元前141年），蜀郡太守文翁便在成都开设了石室精舍，兴学之风由之兴旺，历两千多年而迄今犹然。然而，巴渝却如嘉庆《四川通志》所说，“旧有学，学者不减旁近，郡不以教养为急，故散居郊野”，直到宋代方才官学、私学勃兴。这就严重制约了民智开发，人才成长，精神文明长期因之逊于蜀。二是在价值观念和风俗习尚上，太多的人都沉迷于片面解读《华阳国志·巴志》概括的“巴有将，蜀有相”现象，取其一端而自炫自大，自满自足。殊不知，看中前者固然体现出世世代代的巴渝人质直好义，勇毅强健，忽视后者却直接导致“无造次辨丽之气”“少文学”的负面根性贻害逾千年。好在宋以后渐次改观，明清之际终于顺应了全巴蜀的文化潮流，“五四”以降尤为长进。此间的正误得失，也是一份特殊的文化遗产，今人和后人都应当珍惜。

如今沿用《诗三百》《唐诗三百首》成例，选编一辑《巴渝诗歌三百首》，主观诉求一在鉴古，二在励今，两者相统一。所谓鉴，一指鉴赏，二指借鉴，合起来都指向励志今人和后人，有助于促成重庆诗歌拓展新局面。遴选的作品，以文人诗词为主，适度兼及民歌民谣。本籍诗人无论是在本土写，还是在外地写，均可以入选。客籍诗人则必须是在巴渝所写，疑是之作一概不收入。不分本籍与客籍，诗人和作品都要有代表性，有美誉度。整个选本，总体按照诗人出生的先后排列，分目则以人系诗。诗人简介和诗作注释，都力求做到准确无误，方便鉴赏。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比较精粹的选本，有待出版后，经受读者和岁月的检验。

2023年3月30日于淡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