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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是我国演讲的蓬勃发展期，演讲成为战时中国人民抒发爱国情怀、鼓舞抗战意志、坚定抗战信心、阐明救国道理和途径的重要武器。重庆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哨阵地、中国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远东指挥中心，为战时演讲提供了“大舞台”。
爱国民主人士是重庆抗战演讲大军中的一支劲旅，他们之中既有各抗日党派的领袖，也有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工商界代表人士；既有民族、宗教界领袖，也有地方实力派、海外侨领。在重庆，以宋庆龄、冯玉祥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以沈钧儒、梁漱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领袖，以郭沫若、老舍等为代表的文化界人士，以卢作孚、胡厥文等为代表的工商实业界人士，以喜饶嘉措、太虚等为代表的宗教界人士，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海外华侨等都在重庆发表过演讲，留下了诸多演讲名篇。
第一，传递“抗战必胜”的信心。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汪精卫在叛变投敌前后鼓吹“中国必败论”，影响极其恶劣。在这场国力对比悬殊的战争中，中国能够取胜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抗战到底”的民族精神。爱国民主人士通过演讲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了抗战必胜、公理必定战胜强权的坚定信念，鼓舞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斗争意志，讴歌在抗战中毁家纾难、众志成城的中国军民，为中国赢得抗战胜利构筑了精神上的“铜墙铁壁”。
第二，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发展。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团结抗战大局，接连发动“反共高潮”，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对呼吁一致对外、要求民主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打压、迫害。为了实现“在抗战中争得民主，以民主巩固抗战”目的，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掀起两次争取民主的宪政运动。爱国民主人士通过举办座谈会、开设讲坛、演讲等方式对“抗战与民主”问题发表真知灼见，推动国统区宪政民主运动不断发展。尤其对国民党“一党训政”体制进行的深刻批判，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根基，不啻于又一次“思想启蒙”。
第三，提供“合作建国”对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战建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也一再强调不仅要联合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而且要“合作建国”。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爱国民主人士就“战时怎样建设国家，建设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演讲，他们深刻分析了战时中国经济建设、工业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重工业、建设交通网、兴修水利、普及社会教育、振兴广大农村、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苏联学习等建议，这些建议中的大部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操性，集中体现了爱国民主人士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第四，树立大国外交意识。作为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的国家，中国以持久抗战和巨大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提供有力支持，与美英苏并列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尽管如此，抗战时期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在经济、工业、军事上仍是弱国，“以平等地位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战时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诉求。爱国民主人士力图解决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和国力疲弱之间的矛盾，通过演讲多次强调注重集体安全、加强对外民间交流合作，警惕新约成立后的事实不平等、努力提升国力等真知灼见，对推动形成对外交往新格局、助力战时外交获得胜利，以期真正实现“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多有裨益。
第一，以家国情怀为底色。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号召下，聚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周围，为抗战奔走呼号、竭尽全力。爱国民主人士虽有阶级、阶层甚至阵营差异，但都把以国为家、以身报国作为根本的价值指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一生爱国为民，奔走国是，抗战期间他通过广播面向民众郑重地指出“我们的抗战，是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的生死存亡问题”
。以实业服务社会的卢作孚以战时交通运输的重要性为话题，大声疾呼“国难当前，我人应以国家社会应做之事，作为我人之要求”
；民族工商界杰出代表胡厥文痛陈后方机器工业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发出“吾国欲争雄于世界，必须发展工业”
的呐喊。爱国民主人士是时代精英、社会栋梁，他们演讲和行动中透露出的深切的爱国为民的热情，使他们成为大众心目中自觉承担国家和民族使命最可敬可爱的人，其精神力量穿越时空仍能给后人以巨大的激励。
第二，以深邃思想为基石。爱国民主人士多为知识分子，具备极高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他们的演讲往往具有极强的思想性，给人以巨大的启发。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抗战初期面对强权抬头、公理不彰的艰难情形仍坚信“公理终必战胜强权”。他在演讲中阐明“战争虽然以实力为基础，但是实力却以真理为基础”的朴素道理，指出“违背了真理的力量是站不住的，不合乎真理的力量，一定是用不合理的手段来造成，也一定要使用于不合理的事体上，而结果必自促灭亡”。因此，他断言日本的侵华战争一定会“非弄到它本身奔溃不可”的科学结论
。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指出抗战建国当特别重视“物力之培养”与“民生之改进”，中国推进工业化建设将不仅为中国培养“财力”亦将为国际市场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而中国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在于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平民教育家陶行知认为民主有“新民主”与“旧民主”、“庸俗的民主”与“创造的民主”之分，所谓的“庸俗的民主”是形式主义，平均主义，只是在形式上做到如投票等等，“创造的民主”是动员全体的创造力，使每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均等的机会，充分的发挥；而民主运用到教育方面则表现为教育属于老百姓自己的、教育由老百姓自己办，教育也应为老百姓的需要而办
。这些言论的思想性、超前性、预见性不仅在指导如何抗战、怎样抗战、廓清民众错误认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遇到和发生的各种问题同样具有巨大启迪效用。
第三，以精妙言语为支撑。语言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能说服人、激励人去进行实际的行动。演讲是语言的艺术，更强调发挥语言的力量去感染、影响听众，促进实践。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名家演讲辞莫不精妙、富有鼓动性和实践指向性，爱国民主人士演讲辞同样如此。如1944年在国统区日益高涨的宪政运动中，黄炎培应邀在北碚复旦大学发表演讲。他直言国民党挂着“民国”的招牌而一直没有实现真正民主，并以“男女配偶也要‘求’的”来做比喻，告诉广大青年民主是“求”来的。他说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人民自己去求，“要想成功得快，一定要‘求得热烈’”，“要想成功得彻底，一定要‘求’得拼命”
，黄炎培用诙谐幽默的言辞将复杂、抽象的政治问题简单、形象化，指明了中国民主实现的切实路径，无形中培养了一支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生力军。再如郭沫若在邹韬奋的追悼会上发表了振聋发聩的演说，他赞誉邹韬历是“以笔为枪的坚定战士”，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名副其实的钢笔”。他指出“枪杆只能消灭法西斯的武力”，而笔杆能消灭“法西斯的生命力”
，论证了笔杆与枪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样具有不可或缺性。郭沫若的演讲不仅是对邹韬奋一生的最好的总结与概括，也让听众感受到以邹韬奋为代表的、奋力在文化抗战一线上的文化战士爱国、忘我、无私的精神，更能指引文化界人士鼓足斗志、努力创造抗战文艺作品，从精神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大反攻”。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历史伟业的关键。作为思想觉悟早、文化水平高、社会地位高的群体，爱国民主人士始终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始终为维护和促进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不同路径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抗战时期，爱国民主人士通过演讲唤醒整个国家团结御敌、一致抗日，起到了重大的宣传和教育作用，吹响了抗战胜利和整个国家进步的号角。虽然爱国民主人士提出的各项“抗战建国”对策具有时代合理性，但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根本利益前提下的任何社会改革举措，都难以付诸实践，最终不免沦为“空中楼阁”。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社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方案，与国民党提出的“一党专制”方案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是基于对国共两党、中外文明、新旧道路的对比，爱国民主人士看清了国民党反动独裁的真面目、认识到西方民主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局限性，转而坚定选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他们理想中的中国终于变为了现实，历史用事实一再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切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
第二，弘扬爱国奋斗精神，是建功立业的重要思想支撑。治史是对话过去展望未来。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说过：“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回首抗战时期，爱国民主人士以国为家，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忱熔铸于坚持抗战的实际行动中，演讲是他们强国之志、爱国之情、报国之行的有机统一，深深镌刻在中国抗战光辉历史中，是今天传承和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然而站在过去和未来交会点上的中国，既拥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国内空前繁重任务的挑战，遭遇着全球深度嬗变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我们更应该回过头去读一读这些演讲辞，去感受前人流淌于字里行间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从先辈们深邃的思想中，汲取前进伟力；学习先辈“虽惊涛骇浪而岿然不动”的定力和毅力，赓续抗战精神，不害怕不彷徨，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全部力量。
第三，坚持以史为鉴，不断加强多党合作。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沿阵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践地，也是民主党派的主要发祥地和“政治协商”的诞生地。众多的爱国民主人士生活在重庆、奋战在重庆，他们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通力合作，为抗战与民主摇旗呐喊、建言献策，留下了诸多有故事、有情怀、有温度的统战佳话，是重庆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讲好重庆统战故事的宝贵资源。
爱国民主人士多以“言论”为重要武器，但长期以来，在史料的收集上更偏重于以文章为代表的“论”，对以演讲为代表的“言”的重视度稍显不足。实际在二战时，美国人就将“舌头”、原子弹和金钱并称为三大战略武器。从这个角度来看，演讲的作用甚至比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只有知所从来，才能思索将往。系统整理爱国民主人士演讲辞是我们客观、全面、立体讲好重庆统战故事的有力举措，是我们了解爱国民主人士对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载体，更是我们在新时代弘扬重庆统战文化、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础性工作，必将影响深远。
周巧生
202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