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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是处在国难时期，所以我今天想讲讲“青年与国难”这个题目。本来这个题目是带着说教的意味，是教人如何去干；可是说教的态度我平素是不赞成的，因此我只想讲几个故事，供大家处国难时的参考，至于实际上如何去干，还需要各位自己去决定。
提到国难，好像这仅是近几年的事，其实中国自鸦片战事以后，就开始了国难，到现在有一百多年了。但是大家平时忽略，虽然有了国难，还是若无事然。九一八以后，一直到七七，中间有好几年没有打仗，大家还是忽视鸦片的存在，直等到七七卢沟桥战事爆发，敌人控制北方，进攻京沪，飞机飞在头上，大家才意识国难的严重，所以中国人心目中之有国难，不过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最多也只是五六年的事。可是我们的敌人日本呢？老早就在想国难，它是侵略国家，九一八占领东三省，就是他们喊国难的结果。日本人平常有所谓三种国难，即思想上的国难，政治上的国难和经济上的国难。青年思想，不趋向左的极端，就趋向右的极端，开群众大会彼此有斗争，在校学生也有斗争，从口舌的斗争和流血的惨剧，这就是所谓思想上的国难。政治上甲党上台，乙党下台，乙党上台，甲党下台，政潮起伏不定，政党都只着重自己党派的利益，互相水火，这就是所谓政治上的国难。在九一八以前，日本的毕业学生，失业者总数达百分之七十以上，乡村农民负债日增，生活异常困苦，这就是所谓经济上的国难。日本人在九一八以前这样的高喊国难，其用意是在转移国民视线，由内向外，侵略他国，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
其次，说到青年。几年前我曾替“现代中国青年”下过定义。什么是青年？我以为青年是别于少年老年而言，少年人不免幼稚，老年人不免腐败，唯有既不幼稚又不腐败的就是青年。当然这并非说所有的少年人都是幼稚，所有的老年人都是腐败，不过就大体上说，似是如此。什么是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是别于外国青年而言，外国青年只有职业、恋爱、运动、考试几个问题，因为政治上轨道，国事有人管，用不着青年人去担心。但是中国青年则不同，中国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差不多都有政治头脑，中小学生都有国难去教训他。自然今天的外国青年也改变了，他们也有了国难，知道国家民族如无出路，个人也没有出路，所以他们也十分关心国事了。什么又是现代中国青年呢？这是别于古代中国青年而言。古代的中国青年是只知道考功名，取富贵，考不取功名，就以名士才子自居，吟风弄月，自以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着重个人的享受，所谓“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油盐柴米酱醋茶”。就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前七字说明未结婚以前的生活；后七字则说明结婚后的生活。考取了功名，则追求富贵，求田问舍，谋后人的享受。但是现代中国青年就不愿，也不可如此了。时代环境逼迫着个人非干不可。中国要造成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国民能作现代国民，不可再像过去只图个人的享受了。
我这样替现代中国青年下定义，虽然说是八股式的，但我自信话的意义并不坏。中国今年遭遇着空前的国难，我们要做一个现代中国青年，真不容易。现在我想先举几个外国人处国难的态度，然后再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人是如何处国难，以供诸位参考。
第一，说法国。法国今天是失败了，这是事实，无人可以否认。但是法国这个民族是有光荣的历史的，今天失败，明天也许还可以翻身，何以说呢？大家知道，法国是介在两大国之间，西边是英国，东边是德国，如果法国要亡，早就亡了；可是法国经过英法百年战争，经过德国几次侵略，而终归未亡。并且在百年战争时，还产生了一位女豪杰，传为千古的历史佳话，这位女豪杰是谁？就是贞德女士，国人称法国的花木兰，她本是一个乡下女子，但是她非常爱国，渴想她祖国的强盛，以至于想成了神经病，好像时时刻刻有人在她耳边说：“你是奉上帝的命令来救法国的！”结果她真的奋起，率领乡民来抵抗英军。当然因为众寡不敌，她失败了！她被英军捉住，活活地被烧死了！但是她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感动了其余千千万万的法国人，大家一致努力作战，法国没有亡，法国被保住了，这是一个乡下弱女子处国难时的态度。
其次，说德国。德国目前希特勒这种强暴侵略主义，我们当然痛恨，反对；但是德国当威廉第一时代，也是处在国难时期。当时德国国内四分五裂，国外强敌压境；威廉第一想要增加军事经费，但是国会不予通过，威廉第一气得要退位。有一个陆军大臣乃对威廉第一说，可以找一个人来帮助，此人是谁？就是铁血宰相俾斯麦。俾斯麦不顾议会反对，不计个人毁誉，毅然充实军备，努力的干，结果击败奥法，建国成功。在这时俾斯麦始对威廉第一说：“今日陛下应向国会请罪，说明过去不顾议会决议，完全为的是挽救国难；今日国仇已复，此后誓必永守宪法。”俾斯麦不计一己毁誉，不愿个人荣辱，力排众议，以促成德意志之统一建国，这是一个执政者处国难时的态度。
现在再看我们的敌人日本，中日甲午战后，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东半岛，这时日本有一个士官学校的学生广田弘毅，乃认为这是他们军事成功，而外交失败；军事有人，而外交无人，遂从士官学校退学，改学外交，结果作为首相，成为日本所谓外交三杰之一（陆奥宗光、小村寿太郎与广田）。又，当我们抗战发动之时，宇垣一成（日本陆军中之老成持重者，曾任陆军大臣，朝鲜总督），即倡包袱恢复论，因为日本从前人民用包袱包东西，后采用纸包还要加上一个橡皮箍。为了节约纸和橡皮，遂提倡恢复从前用的包袱。同时宇垣自己就不坐汽车改坐电车。这是敌国知识分子处他们所谓国难时期的态度。
以上是举的几个外国例子，现在再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中国人是如何应付国难。除了行尸走肉麻木不仁者不谈而外，在历史上中国人应付国难的态度，可以分作下列几种：
第一，是放浪的态度——放浪的态度就是随随便便，不负责任，得过且过，“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的态度，有一首律诗下四句是可以表现这种态度，就是：“人乞祭余骄妻妾，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这首诗把高风亮节不慕富贵的介之推和孟子所说乞祭余的无耻的齐人等量管观，相提并论，所谓“尧舜一枯骨也，杰纣一枯骨也”，善恶不辨，贤愚不分，何管国家盛衰，民族存亡！又谓“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中国历史上当国难时犹抱这种态度的人多得很，春秋战国时代养士之风盛行，如勾践养士六千人，孟尝君食客三千，其余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都好养士，这些士大多都放荡不羁。当然其中也有人才，如燕太子丹之荆轲，田横之五百壮士，真是凤毛麟角。至孟尝君的鸡鸣狗盗的人才，也不过是有了机会，他们才作如此表现，其余则多寂寞无闻，玩世不恭，以终其身罢了！
第二，是清谈的态度——清谈的态度其实也是放浪的态度，不过加上了理论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清谈之风最盛，崇尚玄虚，自号风雅，尽管外患严重，士大夫依然谈玄说老，如果有人论及国事，则被认为俗人，如果有笃实践履的儒生，则被议为不识时务，甚至谓六经皆圣人之糟粕，当魏晋六朝之际，这种清谈的态度，风靡一时，误国误己，莫此为甚，此外各时代，每经一次变乱，抱这种态度的人，不在少数。
第三，是逃避的态度——逃避的态度就是所谓做隐士，中国历史上是奖励一个人在乱世做隐士的，所谓“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伯夷叔齐保持这种态度，可算是达到最高峰，武王伐纣伯夷叔齐认为以臣伐君，是为不忠；且父死未久，自己就去用兵，是为不孝；故耻食周粟，而宁肯饿死首阳。其他当国难时期而采取逃避态度者甚多，有隐于农的，有隐于工的，有隐于商的，甚至有隐于仕的，所谓“抱关击柝
，辞贵居贱，辞富居贫”者均是。
以上三种态度，都是消极的态度；下面说三种积极的态度。
第一，是立德的态度——大家都知道，我们此地是巴县；但巴县在二千多年以前，出了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这位人物就是巴国的巴蔓子，当时巴国和楚国时常打仗，势成敌国。有一次巴国发生了内乱，巴蔓子乃向楚求救兵平内乱，相约事平之后，以三城为酬。结果乱事平定了，楚国来要三城，巴蔓子乃自杀，以头相赠。谓巴国约楚平乱之后，以三城为酬，这是事实。但现在却只有人头来送楚国，没有城池来送楚国，楚王看了这种情形，也很感动，说只要我有这样的一个臣子就好了，何必要城！于是乃厚葬其头，而巴国厚葬其身。至今通远门附近，还保留着巴蔓子墓的古迹，供人凭吊，像巴蔓子这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这就是立德的态度，只要对于国家有利的事，即不惜牺牲自己而为之。又如宋朝的文天祥，也是立德的态度。文天祥本来是很有才学的人，他平时的生活，是歌女盈宅，没有得朝廷重用。等到国家危急之时用他，已来不及了。但他虽知来不及，只要责任落在他肩上，他就负责到底。后来实在大势已去，他遂兵败被擒。可是元朝要他投降，并且给他宰相做，他却不愿，只是请杀而已。像文天祥这种态度，明明知道一死对国家并无补益，但为保持天地正气，表现民族气节，完成个人人格，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立德的态度。又如明代的方孝孺，当成祖兵破金陵，建文帝出奔之时，成祖登基逼他草诏，他却大骂成祖。他的舌头被割，即在石上滴血书一篡字，这块石头直到现在还被保存在南京的古物保存所里。方孝孺之不畏强暴，以身殉国，也是立德的态度。
第二，是立功的态度——立德的态度固然对，但当国难之时，如大家都去死了，则国家还有谁来负责？所以牺牲生命以保存民族气节的人是需要的，同时忍辱负重以复兴民族的人也是需要的。前者是立德的态度，后者就是立功的态度，齐桓公打败管仲，而管仲不死。结果反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略。尽管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对民族的功绩，而赞叹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像管仲这样，不轻于一死，而忍辱负重来肩当国家的重任，这就是立功的态度。又如诸葛亮，有许多人以为他自述：“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遂说他是消极的态度，而为刘备而出，乃不得已之事，这是错误的。其实诸葛亮乃是积极的立功的态度。我们看他居住的地方，所谓“高卧隆中”的隆中，乃在今之襄阳西北二十里的地方，襄阳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他能够闻见广博，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一遇先主，即可侃侃而谈，这决非是抱消极态度者所能作的，同时从他求学的经过，也可以知道他是一位积极的人物。他幼时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游学，三人都务为精熟，而他独观其大略。每天早晚从容抱膝长啸。而对他们三人说：“你们将来可以做到郡守刺史。”三人问他的志向，他却笑而不答，可见他的志在天下，而郡守刺史都不在眼中。稍长，司马徽劝他：“以君才当访名师，益加学问。”于是他乃拜鄷玖为师，他曾问鄷玖：“曹操国贼，孙权窃命，我处此乱世，将何去何从？恐怕只有退隐躬耕了！”但鄷玖对他说：“不然，你既抱此材器，当振济斯民，不过出处必以正。”由此又可见他躬耕陇亩，实在有他的苦衷。等到遇见刘备，因刘备是汉中山靖王之后，名正言顺，自可出而施展其抱负，于是他便毅然以天下为己任了。可是他所以要等刘备三顾而出山，是因为他那时年方二十七岁，不如此不足以坚刘备之信心，所谓“合之也难，故其离之也不易”。及至他出而任事，即任劳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凡此都足以证明诸葛亮是积极的立功态度。还有明朝的张居正，也是立功的态度。张居正得功名甚早，在北京作官，便留心经世之学，到三十岁的时候，因见一时无机缘施展其才干，乃归家种田。直到三十六岁，他的父亲在家里叹气，认为他既有才学，却如此埋没，实在可惜。他不忍拂父意，遂重到北京作官，至四十六岁始担负国家的重任。他对佛学极有研究，所以他任事后，即以佛入地狱的精神来干政治，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不顾一切，整饬官纪，痛惩贪吏，为民兴利，打击强豪，他写信给他儿子：“像我这样的作法，如不及身受祸，后来恐怕也要连累你们呢！”果然，他本人虽未遭杀身之祸，可是他死后，即被抄家，儿子被逼死。像张居正这样，牺牲一切，来把国家的政治干好，自然也是立功的态度。
第三，是立言的态度。国家当危难之际，立言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我们纵然不能实际的干去立功，但从思想上来鼓励人家干也是好的。例如孟子，排斥异端，打击杨墨，不遗余力。他惊杨墨“无父无君”，他自认“方今天下，舍我其谁！”风骨凛凛，义正辞严。故后人批评孔子是元气，颜子是和风庆云，而孟子则是泰山岩岩，令人望之生畏。孟子为什么态度要这样强硬？这是时代使然。因为当时儒学衰微，天下不入于杨，则入于墨，孟子欲振衰起敝而正人心，故不得不如此，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后来有人讥讽孟子：“朝中尚有周天子，何事忙忙走魏齐。”孟子在政治上无办法，乃从事于讲学，大声疾呼，来以学术济世，这就是立言的态度。又如宋代的朱子，学问很好；但他自己知道他的性格，在当时不宜作官，也不能求功名，乃采取立言的态度，以著作来贡献国家，故他作外官九年，立于朝堂不过四十天。他不能实际的来负国家的责任，乃以言论报国，其功绩也是很大的，再如明末的顾亭林，当明亡后，即带起书游历四方，随处研究，随处考察，讲求经世之学，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以望日后有人起而恢复明社。不过他只著书，而不讲学，因他恐像李二曲一样，讲学的声名大了，满清来找他做官。像顾炎武这样，不求收功于目前，而苦心孤诣。希望以文字的力量使后来的人来干，也是积极的立言的态度。
以上是讲历史上的人处国难时的态度，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在今天，究竟应如何来应付国难？我觉得，我们要先有一个前提，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将从整个下手呢？或是从部分下手呢？前几天，重庆出演了一部话剧叫做《法西斯细菌》，想来在座有人看过的。这个剧是说：抗战以前，中国有一个留日学生，在日本研究微生物，专心致志，决不过问政治。等到抗战发生，回到上海，还是专心他的科学研究。其后上海沦陷，又迁到香港，还是不改变他的志趣。后来太平洋战事爆发，又迁到桂林。到这时才觉得国家如无出路，个人是无出路的，政治如无办法，科学是无法好好研究的；于是遂放弃他的微生物研究工作，和他的朋友到前方参加红十字会的工作去了。这个戏本的意识，表明要国家有出路，个人才有出路，这是对的。但如何才能使国家有出路，是不是要每个人都抛弃自己的本位工作，而都到前方去，则颇有问题。我的意见是：无论在前方或在后方，无论从部分下手或从整个下手，都各有其重要性，而不可偏废。从前当推翻满清和北伐之际，青年参加革命，真是风起云涌。以为满清一倒，军阀一倒，国家就可以好起来；殊不知建国是一件极艰苦的工作，徒有热情是无济于事的。须知道，目前的中国是在抗战建国。前方作战固然是重要，而后方农工商的生产和科学学术的研究发展也未可稍加忽视。在今天这样的动荡的时代里，一个人能让他做研究微生物的工作，不是也很好的么？大家知道，法国的巴斯德，是微生物学的始祖，他终生研究科学，并没有想从政治来整个的解决法国问题；可是他研究微生物的结果，改良法国的葡萄酒，产出增加，一年产酒的收入就可以抵补法国的战债。这不是对国家的一极大的贡献么？所以法国人认为巴氏之功还在拿破仑之上咧！因此，我以为我们或者是从部分下手或者是从整个下手来挽救国难，都是可以的。
其次，在方法上，我们应当采取消极的态度呢？还是积极的态度呢？当然我们不能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我们可以采取立德的态度，学巴蔓子、文天祥和方孝孺。不过我们不一定有那样好的机会，去表现出壮烈的事实，使名垂千古，但这也无妨。我们不一定要做有名的英雄，我们也可以做无名的英雄，只要我们矢志矢信，明信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这就是立德。历史上下不知道有多少忠臣孝子的名字，我们还不知道哩！
我们也可以采取立功的态度，学管仲、诸葛亮、张居正。当然我们也不一定有他们那样好的际遇，能够登上站在中枢，对国家作全盘的经营；但我们可以采用他们的精神，站在自己岗位上来对事业努力。一座房屋需要檩椽，也需要砖瓦；一部汽车离不了发动机，也少不了车轮。我们那怕是一个小公务员，甚至一个工友，只要以负责到底的精神，把事情作好，就算是立功，就无愧于自己，而有功于国家。
我们也可以采取立言的态度，学孟子和顾亭林。本来古人对于立言，是非常慎重而不轻易作的，所谓“藏之名山，传诸其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名人注重实行，要实际上干不通的时候，才从事著述，故孔子六十八岁以后始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国父也是在民国六年以后才从事系统的著作）。一方面则是因为古代印刷困难，不容易大量的出书，故有不成熟的作品问世，则谓之灾梨祸枣。但是在今天，情形不同了。今天印刷发达，发表思想是很方便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立言的功夫，是容易得多了。我们不单要写整本的书，所谓“著书立说”，才是立言，就是写一篇小文章，只要有意义，是自己的心血，是自己的精诚，对国家社会也就算有贡献了。
还有，我们得在今天，除了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之外，还可加一项“立业”。“立业”就是成家立业的意思。一个社会要生产分子多，才会稳定；一个国家也要生产分子多，才会富足。如果不生产分子，甚至反生产的分子太多了，那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安定的，这个国家也一定是要贫困的，我们从前看不起从事生产的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现在应当纠正过来，现在不单农工是生产分子，正当的商人也是生产分子。如果中国四万万多的同胞，都能创业立业守业等等，则国家就没有不富强之理。中国在今天，不单需要少数的圣贤豪杰来干，却更迫切的需要全体国民各就本业的努力！
除了原则问题、方法问题以外，关于态度的问题也值得商讨。我以为我们生活的态度，要能节制物质生活。
人的生活可以分做三类：一是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的本能生活；一是精神生活即文学艺术科学发明等；一是心灵生活，即学教生活。我们在今天，个人的物质生活必须能够节制。因为中国今天太苦了，我们不能享受奢靡的生活。本来清末谭嗣同反对“节俭”，谓节俭足以阻止个人进步的努力；西洋人也说，“私的罪恶，是公的福利”。当然这话不无真理，但是目前的中国，实在不能这样行，我看饮食男女的本能生活，还是要节约才好。
关于作事技术，则仍需努力培养。没有作事技术，而空有作事热情，事情是不会作好的，从前梁启超称康有为是先时的人，不是应时的人。我们在今天，则一方面要有先时的抱负，而一方面要有应时的技术，方说得上担当国家的担子。
综上所说，我们在今天如何应付国难？在原则上，从整个下手或从部分下手，只要努力的去干，都好。在方法上，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或立业，都对。在态度上，则必须节制物质生活，培养作事技术。
以上，我所讲的，都是供大家的参考，不知诸位以为如何？如认为我所讲的话还对，则希望以最大的决心去干，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约自己的朋友同学一起来干，如认为我所讲的有不对的地方，要提出什么意见。我也很喜欢与大家商讨。
诸位青年朋友！我们生在今天的中国，真是有做不完的学问，有作不尽的事业。诸位还年轻，前面还有长久的岁月供诸位努力。王阳明将近四十岁才完成知行合一的学说，左宗棠在四十五岁以后还是布衣，我们切勿求速，勿见小利。“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刚健笃实，迈步前进，共同来挽救我们的国难，创造出我们国家的前途！
（文献选自《三民主义半月刊》，1943年第2卷第3期，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