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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的主题进入到马克思的学说之中，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起点的（此前只有一些零星的涉及）。在前面所概述的国民经济学中，我们看到，那些代表人物除了英国人之外，就是法国人，而根本见不到德国人的身影。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超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乃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然而在德国，一方面这种发达的关系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当这种资产阶级关系或多或少发展起来的同时，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已开始出现了。与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的情况相适应，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德国理论一开始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对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
如果说，我们看到《资本论》的副标题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这一批判的开端在马克思那里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与之相关的理论可以被概括为：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第二，异化劳动的概念及其基本规定；第三，国民经济学批判。
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批判首先是揭示并探究国民经济学基本的“二律背反”。所谓二律背反，是指两个完全相反的命题同时可以得到证明，也就是说，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同时可以成立。如果说，国民经济学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二律背反，那么，这无非意味着国民经济学是自相矛盾的学说。进而言之，如果说国民经济学乃是现代经济生活（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那么，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即自相矛盾，只不过意味着现代经济生活本身是自相矛盾的——理论上的二律背反只不过是现实本身之矛盾的反映罢了。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工作首先突出地指证了国民经济学的内在矛盾或二律背反。例如，在对斯密的工资理论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之后，马克思就指出：一方面，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乃是不幸的；另一方面，同样是根据斯密的理论，即便是社会的最富裕状态仍然会造成大多数人遭受这种痛苦，而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便是要实现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由之而来的结论只能是：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
斯密也许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矛盾（或先行将之转移到理论的外部），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矛盾却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如此，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本身，事实上还包含着更深刻的二律背反：“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说出上述矛盾观点的并不是站在两种立场上两个不同的人，而是同一个国民经济学家；确切些说，是国民经济学本身同时说出了两种对立的或自相矛盾的观点。那么，在这里表现为真正矛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劳动价值论和工资规律的矛盾。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财富或价值，都表现为劳动的产品或凝结起来的劳动，因此就自然权利的法则来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劳动的人格化（即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是，与此相矛盾的是：根据工资规律，工人却根本不可能得到劳动的全部产品；而是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部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即工资），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因此，在这里得到揭示的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就理论的基础方面而言，是劳动价值论和工资规律的矛盾。
这样的矛盾甚至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中随处可见。马克思继续指证的二律背反包括：（正题）一切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反题）劳动者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必得出卖自己。（正题）劳动是决定和制约价值的唯一者，是人的能动的财产；（反题）不劳动者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却到处凌驾于劳动者之上，对劳动者发号施令。（正题）劳动是物的唯一的、不变的价格；（反题）劳动价格具有最大的偶然性并处于最激烈的波动之中。（正题）在任何时候劳动者的利益都与社会的利益相一致；（反题）实际上社会总是同劳动者的利益相对立。如此等等。马克思在这里所揭示的，乃是国民经济学所陷入的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又植根于国民经济学的“内部自身”。如果说，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天才的大纲”（《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已经开始关注并揭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及其矛盾，那么马克思在《手稿》中则不仅继续着这一批判任务，并且试图对这样的矛盾作出进一步的探究。
关键的问题在于，国民经济学为什么到处陷入到二律背反之中，而这种植根于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又意味着什么？在马克思看来，这里必定隐藏着某种根本的、全局的对立与矛盾，而且问题必定发生在国民经济学之最基本的立足点上——如果说国民经济学整个地立足于“劳动”的原理之上（劳动价值论），那么，全部问题正在于这个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劳动”原理本身。换言之，国民经济学如果不是由于在根本的立足点上已经陷入矛盾，就不可能在一系列的原理上表现得如此对立，以至于任何一个原理所肯定的东西同时会有另一个与之相反的原理在实际上予以否定。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要探究的正是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是作为国民经济学整个理论之基本立足点的劳动本身：“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马克思的这一说法表明：第一，所谓“劳动本身”，正是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作为理论立足点的劳动，而这种劳动毋宁说是特定历史形式的劳动——它不仅具有否定自身的性质（所谓“有害的、招致灾难的”），而且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无非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第二，国民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否定自身并且自相矛盾的劳动才是其理论的真正出发点；相反地，他们把这种劳动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无限地肯定自身的东西，并因而完全非批判地将之设定为理论的基本立足点。说得简单一些，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本身是否定自身并且自相矛盾的劳动，但却被当作是“本真的”和无限地肯定自身的劳动。正是由于这种非批判的混淆，所以国民经济学才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一系列的二律背反之中。换句话说，除非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否则它就不可能在理论上到处表现出矛盾或二律背反。
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否定自身并且自相矛盾的劳动——批判地揭示为“异化劳动”，从而将进一步的理论任务规定为对异化劳动的分析。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较为切近地与费尔巴哈哲学相联系，我们在费尔巴哈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中见到过这一概念：宗教反思（即神学）便是人的类本质之异化了的形式。一般来说，异化总是表示由主体本身创造出来的对象掉转头来对主体进行支配和统治，而并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下外部力量的支配和统治。比如说，破坏性的自然力（如地震、海啸等）可以是巨大的外部力量，但却并不是一种异化的力量，因为地震和海啸不是作为主体的人创造出来的。与此不同，上帝对人的支配和统治在费尔巴哈看来便属于宗教异化了，因为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对象，因而是人的本质力量反过来对人的支配和统治。机器或机器体系的情形同样如此。我们知道，机器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而机器或机器体系反过来对人的支配和统治，便属于异化现象——我们可以在比如说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非常直观地见识到这种突出的异化现象。
在黑格尔去世之后，异化现象本身逐渐成为时代的焦点，以至于黑格尔试图通过精神的概念来设想和把握一切异己事物之间和解的主要立场，已经开始陵替瓦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手稿》指证黑格尔哲学所表现出来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写道：“正如自然在黑格尔那儿早已表现为精神的他者，对于19世纪积极的动力来说，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整体不再表现为精神，而是处在它顽固的现实中，或者用一个日常的词说，是处在它的不可理解性之中。我们可以想一下以下这些不可理解的现象，如货币、资本以及由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我异化概念等。”
我们在前面说过，一战以后，异化问题真正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具有标志性的著作不仅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而且还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如果说同样是这一时代状况激起了人们对《手稿》的巨大兴趣，那么，非常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手稿》中人的自我异化概念。这个概念主要通过异化劳动来得到阐述，它被分析为以下四个基本规定。
1．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亦称“物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当前的“经济事实”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其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那么，这样的经济事实意味着什么呢？“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在这里非常重要的观点是：第一，必须严格地区分对象化和异化。劳动的对象化是指劳动的现实化，是指在对象中显现并且确证人的本质力量，或者用一种比拟的说法，是指人的主观才能或内在禀赋在现实中被客观化。例如，我们说某人具有作家的才能和禀赋，但这样的才能和禀赋只有在作品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和客观的确证。如果某人自称文豪而没有像样的作品，我们会说他陷入幻觉或自我吹嘘之中；而托尔斯泰之所以是文豪，是因为其才能或禀赋在创作活动中对象化为作品，并因而在例如《安娜·卡列尼娜》或《战争与和平》中被现实化了。因此，劳动的对象化意味着劳动的现实化，意味着在劳动产品中对主体及其本质力量的肯定与确认。第二，异化现象是在对象化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是对象化进程在特定状况或阶段的产物；而在此特定的状况或阶段，本来在对象化中被肯定、确认和现实化的东西反过来具有否定自身的意义——由于这种否定的意义出自主体本身的活动，因而该活动就成为自相矛盾的活动。显而易见的是，劳动的对象化在一切历史时代都是必要的，并不是任何一种对象化都表现为异化。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是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状况中，劳动的对象化即现实化才表现为劳动主体的非现实化。因此，在异化劳动这一规定中，“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
2．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亦称“自我异化”。为了从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过渡到第二个规定，马克思采取的推论是：如果说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那么很显然，劳动者之所以像对待异己者那样同自己的产品相对立，正是由于劳动者同时“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因此，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产品）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劳动活动）中，劳动对象的异化不过是劳动活动本身异化的结果罢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表现为：第一，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成为外在的东西和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成为对他本身来说的不幸，成为自己肉体的损害和精神的摧残。第二，劳动者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不是劳动需要本身的满足，而是被迫的和强制的劳动；这种劳动的异己性突出地表现为：只要外部的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第三，劳动者自己在劳动过程中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就像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一样；这意味着这种劳动本身“不是他的自主活动”，意味着“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由此可见，在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中，表现着劳动者同他自己活动的异化关系：一方面，劳动活动的主体无疑就是劳动者，而这种活动无疑就是劳动者“自己的活动”；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活动却又成为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成为一种掉转头来反对劳动者自身的活动。在这里，异化劳动之自相矛盾的性质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3．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系。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类本质”，然后才谈得上人同这种类本质的异化关系。就较为切近的理论渊源来说，“类本质”是费尔巴哈的重要术语：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揭示上帝的本质乃是人自己的本质；由于人是普遍的和无限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本质乃是类本质。费尔巴哈把类本质理解为“严格意义下的意识”，即“类意识”（把存在物的类作为其对象和本质的意识）。而作为类本质的类意识包括知、情、意等方面，它们不仅被对象化为上帝的本质，而且表现和确证人是类的存在物。马克思虽然采用了类本质这个术语，但其所指却与费尔巴哈相当不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自然界——人和自然界的同一；第二，人的“精神的类能力”——人与动物的区别，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区别。关于前者，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生活表现为，人和动物一样依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无论是人的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关于后者，马克思写道：“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因此，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通过劳动、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确证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的是，马克思所谈论的“类本质”虽然采用的是费尔巴哈的术语，但两者的所指却相当不同。在马克思那里，类本质是指劳动、实践、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在费尔巴哈那里，类本质是指对象化为上帝之本质的人的知、情、意，即类意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这个差别决定性地酝酿着两者在哲学之主导原理上的分歧点：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被设定在“对象性直观”的原理中，而马克思所谓的“类本质”则为“对象性的活动”原理作准备并要求为这一原理所贯彻。但是，这一分歧在《手稿》中还是“含蓄的”、隐而不显的，也就是说，尚未充分发展起来。对于《手稿》来说，一方面，“类本质”的提法足以最突出最清晰地形成它与异化劳动的性质对照，即在异化劳动中，人的“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或者，人“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另一方面，在这种尖锐的性质对照中，“类本质”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形而上学公设的意味——这个仍然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接近或类似的地方在《手稿》中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然而，一旦上面提到的分歧之点发展起来，“类本质”的概念对于马克思来说就不再必要，也不再具有实际效准了。所以马克思很快就不再使用这个概念，并在1845年春的《提纲》中对之进行了批判：费尔巴哈“（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由此可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本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性概念，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使异化劳动的分析同人的本质勾连起来，而且在于这个概念蕴含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既相接近又相分离的焦点。
4．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这种异化关系乃是上述三个异化规定的“直接结果”。异化总是意味着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而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其他人也与他相对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实性在于感性—对象性，因而人同自己本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感性对象的关系，才对他来说成为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既然一般说来，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那么，“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因此，在异化劳动过程中，人不仅生产出他同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异化关系，而且也生产出其他人对他的产品和活动的异化关系，生产出他同其他人的异化关系。这种异化关系作为“人从人那里的异化”，具体说来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正是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劳动者在生产出使自己非现实化的产品的同时，也生产出不事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关系，生产出一个置身于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正是在异化劳动的范围内，劳动者同劳动的关系，也生产出资本家和这同一个劳动的关系，生产出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对活劳动的支配和统治。因此，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主要就是劳动者和资本家对劳动的关系，也就是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关系。
《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通过以上的四个规定，得到了深入的和批判性的分析。这一分析的核心是要表明：国民经济学由之出发的劳动，并不是仿佛在理智的抽象中纯净简单的东西，而是异化劳动，因而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和充满对立的。国民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到各种二律背反之中，是因为它既立足于异化劳动之上却又完全不了解这种劳动的真正性质。马克思在《手稿》中首次开展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批判，是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
通过指证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的二律背反，并且通过异化劳动概念之诸规定的分析，马克思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国民经济学的矛盾或二律背反从何而来？从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即“劳动”而来；由于这种未经批判的“劳动”实质上是异化劳动即自相矛盾的劳动，所以国民经济学在整体上就不能不陷入到由之而来的各种矛盾之中。于是，马克思随即指出，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这种阐明的关键之点在于：“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这一论断构成了《手稿》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真正枢轴，由此而得到阐述的基本观点可以表述如下。
第一，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劳动”，它把“劳动”把握为生产的真正灵魂——这就是劳动价值论，而这一价值论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点、要义和本质。那么，在“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国民经济学的基本主张中反映出怎样的本质呢？这一本质是：国民经济学把握住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
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马克思因此把揭示出财富之主体本质的经济学称为“启蒙国民经济学”，称为“现代工业的产物”。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还完全不理解财富的主体本质，他们还局限于外在财富的观点之中，亦即局限于财富之“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之中；用一种比拟的说法来讲，他们只知道现成的、外在的财富及其重要性，还不理解任何一种财富乃是由主体的活动、由劳动创造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他们称作拜物教徒、天主教徒，并且赞同恩格斯的说法，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马丁·路德。这里发生的转变确实与德国的宗教改革十分类似：正像马丁·路德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而使之转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一样，由于把握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启蒙的国民经济学扬弃了财富的外在性而使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这个转向的重要意义在于，国民经济学逐渐达到了这样一种观点：“……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所以，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
第二，尽管国民经济学以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为出发点，但却并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为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活动本身，即活劳动；另一方面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也就是不断增长的财富。而国民经济学只能从私有财产方面来理解财富——私有财产是唯一可能的财富，是自然的并因而是永恒的财富。于是，以增加财富为唯一目的的国民经济学就不顾它可能陷入到的矛盾之中，在为私有财产提供一切的同时，没有给劳动（以及劳动的人格化）提供任何东西。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便突出地强调，私有财产决不是什么自然的并且永恒的东西。它并不是一切财富的前提，而毋宁说倒是某种特定状态的结果：“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后果。”
《手稿》因而首先是从异化劳动、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分析得出私有财产概念的，尽管马克思同时也承认，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在这里，异化劳动的概念整个地推翻了关于私有财产的神话。按照这种神话，私有财产乃是一切人类财富的直接形态，是一切社会活动的自然必然性，因而不存在私有财产的人类生活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与此相反，《手稿》把私有财产批判地理解为异化劳动即由劳动之发生异化而来的后果、产物，因而它只是在劳动发展之特定阶段和特定状态上的必然结果，就像“等价交换”的规律根本不是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的规律，而只是在商品生产发展起来才形成并起作用的规律一样。
第三，既然在国民经济学所陷入的矛盾中，最根本的对立面乃是劳动和私有财产，那么当国民经济学站在私有财产一边时，另一种对立的立场就可以站在劳动一边。正如马克思所说，蒲鲁东是从上述矛盾中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我们知道，蒲鲁东是当时法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他在以之作为书名的追问（“什么是财产”）中就该问题得出了一个著名的回答：“财产就是盗窃。”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在国民经济学所陷入的矛盾中，蒲鲁东站在劳动一边而反对私有财产。但也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只是与国民经济学相对立而不足以克服它——他在思想理论上从属于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因而仍滞留在国民经济学所陷入的矛盾中而不知这种矛盾的本质来历。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与国民经济学家的矛盾只是“表面的矛盾”。就像蒲鲁东把工资的平等化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一样：“工资”作为国民经济学的范畴被非批判地接受了。
然而，“工资”完全是在异化劳动的范围内活动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工资”完全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真正社会革命的目标既不是提高工资也不是工资的平等化，而是消灭工资。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突出地超越了上述“表面的矛盾”，而将其本质来历揭示为“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简言之，异化劳动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无论是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还是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矛盾；也无论是资本（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和统治，还是蒲鲁东和国民经济学家的对立，都表现着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都是这一深刻的矛盾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的反映。
因此，《手稿》最后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在下述基本判断中道出了国民经济学的实质：它“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就其作为经济学科学而言，它阐述并论证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异化劳动的现实，所以作为这一现实的理论表现，表述了异化劳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乃是一门地地道道的现代科学。就其完全没有意识到并把握住这一现实乃是异化的、因而是自相矛盾的现实而言，国民经济学是完全非批判的科学。它任由自身滞留于一系列的矛盾和对立中而不知其本质来历，因而在它仅仅表述了异化劳动规律的地方，却将这种充满矛盾和对立的本质当作是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
与此相反，根据异化劳动概念而开展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就是要表明：第一，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和限度都是由异化劳动规定的。正像作为其根本出发点的前提乃是异化劳动一样，它的全部学说——原理和规律等等——都是在异化劳动的范围内活动并且是在此限度内具有实际效准的。第二，由于国民经济学只是非批判地立足于异化劳动之上，所以其学说的全部矛盾都植根于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之最尖锐化的表现是：当国民经济学明确地发挥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因而是对财富的主体本质加以确认时，其结论却是反过来敌视主体、敌视人的；如果说国民经济学家的后辈在排斥人这个方面总是比其先驱者走得更远，“……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因为他们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成为主体，就是说，既使人成为本质，又同时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Unwesen］的人成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
。第三，由于马克思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从异化劳动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因而这一批判在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之关系问题的同时，为批判地澄清和把握国民经济学的全部范畴奠定了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借助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
大体说来，以上这些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国民经济学批判方面的基本要点。这一批判是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它不仅构成《手稿》之本质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直到《资本论》——的实际开端和真正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