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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需要对其基本情况和理论背景有大致的了解，以便为深入研读作基本的准备。读者需要了解的方面有：第一，《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大致地位；第二，《手稿》的发表及其影响；第三，理论准备：费尔巴哈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第四，《手稿》的基本结构。以下就此四项分别述说之。
在进入到一个文本的具体内容之前，往往需要对该文本有一个大致的定位，以便通过这样的定位——历史的或思想史的规定——来恰当地理解和把握该文本的内容及其性质。这种定位最简易的方法是：正确确定某一文本的“前件”与“后件”，从而使该文本的历史性质和历史意义在两者之间得到大致的规定并部分地呈现出来。虽说这种方法的使用是需要特定条件的，但对于《手稿》的大体思想史定位来说却是再适宜不过的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前件”是马克思1843年的著述，即《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主要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其性质在哲学上大体从属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从属于“费尔巴哈的总问题”；而其“后件”则是马克思1845年的著作，主要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基本性质如恩格斯所说，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起源”，约言之，是以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的学说之真正开端。因此，最简单也是最抽象地说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大体定位就在1843年和1845年之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间，在人本学唯物主义和新世界观之间。由此得到初步提示的是：《手稿》是马克思思想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几乎直接导致了新世界观，导致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换言之，这个阶段可以说是马克思得以创立自己学说的最后一站，即最后一个准备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对《手稿》内容的大致定位一方面需要确定其“向何处去”，那么，另一方面就必须把握其“从何处来”。正是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大体规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全部内容的基本来历、性质和取向，而这样的来历、性质和取向又理应成为我们对《手稿》进行阐释和解读的必要基础。倘若缺失这一基础，对《手稿》的解读就会成为非历史的，而对其性质的判断尤其会陷入混淆之中。就像有些解读会把《手稿》的哲学内容完全等同于旧哲学一样，另一些解读则将其经济学观点与《资本论》等量齐观。为了避免这样的混淆，初始地把握《手稿》在思想史上的大致定位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这样一种初始的大致定位并不就是答案或结论，它尤其不能用来代替对《手稿》的实际解读，而只能帮助我们解读，亦即为解读的正确路径提供某种指示罢了。因为《手稿》的全部内容是一个生动活跃的思想进程或思想“机体”，对它的解读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思想史定位，而是要揭示这样的定位如何在思想发展史的各种交错和丰富性中全面地展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对《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大致定位，就不仅意味着一种提示性的解读指引，而且意味着深入于内容本身的一项解读任务了。
例如，众所周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哲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改弦更张，亦即从先前的黑格尔主义立场转移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立场，并从这个立场出发开展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因此，正是从《德法年鉴》开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表示热忱的欢迎，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而这样的好评在《手稿》中达于顶点。“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
然而，我们同样知道，在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却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又是同对全部旧哲学的清算、同“新世界观”的开启步调一致的。换句话说，在《手稿》给予费尔巴哈哲学几乎是最高评价的仅仅几个月之后，马克思就通过对这一哲学的彻底批判而摆脱了对全部旧哲学的依傍，从而为新世界观拟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因此，需要追究的是：这个决定性的转折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一转折中包含着哪些重大而隐秘的思想—理论事件？而这些事件又如何造成一种态势，使得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性脱离成为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答案隐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具体内容之中。因此，除非能够真正深入地把握这些内容，否则我们就只能满足于完全抽象的观念，而把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根本变革仅仅看作是一种“破天荒的”和“奇迹般的”事情了（阿尔都塞对《手稿》的解读就局限在这样的抽象观念中）。
由此可见，对《手稿》的深入解读，在思想史上的大体定位是完全必要的；但只有当这种定位能够真正引导对内容进行深入的具体化解读时，它才是积极的和具有实际效用的。不仅如此，由于《手稿》处于马克思思想进程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最为切近于新世界观的“前站”，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它理解为马克思学说的“诞生地和秘密”。所以，初始的定位将召唤这样一种解读任务：在《手稿》之复杂而又生动活跃的思想内容中，揭示出新世界观在此诞生地中的酝酿和发育，也揭示出马克思学说在此思想历程中的曲折和隐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似乎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曾经写过这样一部著作，甚至恩格斯是否知晓这部《手稿》，也还存在着不同意见。事实上，在20世纪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形成时期的著作还是鲜为人知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档案库里搁置了60多年；即使是已经发表过的《神圣家族》，也只有为数极少的人读过；至于恩格斯写于1844年以前的著作，除了马恩本人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而在马恩早期著作的发现、整理和出版方面首先做出贡献的，是梅林编辑的三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1902年）。这部选集不仅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而且收录了大量已被遗忘的马恩早期著作，特别是《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但是，正如梅林后来所指出的，由于仍有许多材料尚付阙如，所以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仍然很不容易搞清楚。例如，梅林的名著《马克思传》（1919年）在谈到1844年春夏之际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时不无惋惜地说，除了卢格有一些零星的从旁记述外，关于马克思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研究，没有保存下来任何材料。
当然，后来我们已经有了可靠的文献资料，表明马克思当时主要在从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和写作。
经过巨大的努力，距离写作时间已过88年，马克思的这部手稿终于在1932年得以发表。当年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两个分别进行编辑和出版的版本——德文版和俄文版。比较起来，德文版颇为粗疏，存在不少淆乱讹误，几乎不堪使用；而俄文版无论在原稿释读和整理方面，还是在考订和编辑方面都要精致得多，因而成为后来各种版本之更新和调整的主要基础。俄文版的优越性要归功于当时苏维埃国家的巨大理论兴趣，归功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长期努力，也要归功于研究院诸多专家和研究者（特别应该提到卢卡奇）的积极参与。1932年以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译成了多种文字，中文版本除部分节译外，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刘丕坤译单行本；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载于全集第42卷；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载于全集第3卷。
然而，《手稿》发表后所产生的极其巨大的影响，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一般来说，某个思想家的一部未知手稿的问世，可能会引起学派内部的兴趣，而且主要是一部分思想史研究者的兴趣，因而其影响往往是相当有限的。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却不啻一个惊雷，几乎震动了整个西方思想界。这种震动似乎首先牵涉到对马克思学说之性质的理解和意义的估计。在《手稿》发表的当年，就有一批西方学者声称他们从中发现了“真正的马克思”；而在后来的若干年中，由《手稿》引出的“新发现”更是层出不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声称：《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是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著作”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节点”。德曼以“新发现的马克思”为标题的论文断言：1843年至1848年是“马克思的成熟的顶点”，而晚期著作却“暴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而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则在《手稿》中看到了“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和派别的狭隘眼界的人类自由的消息。”
不仅如此，由《手稿》而引发的对马克思思想（特别是早期思想）的讨论似乎还变得愈益广泛起来，参加讨论的不仅有社会民主党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有新黑格尔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教权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等等。
显而易见的是，《手稿》的发表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决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更不局限于狭义的思想史题材之中。如果说《手稿》的发表仅只是在学理方面具有历史编纂学意义的话，那么，它至多也只能引起少数研究者的个人兴趣或学院内部的学术兴趣。然而，马克思学说的性质以及《手稿》的发表从一开始就表明，其重大影响和深刻意义总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的，是在人类历史所面临的严峻困境中生成的。约言之，如果《手稿》的发表不是处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这一时代的人们不是遭遇着如此尖锐的挑战和危机，那么，这部著作所激起的影响就会有限得多，而其意义的取向也就会相当不同了。
《手稿》发表于1932年，其时代的基本规定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它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我们来说已渐渐远去，但其作为标识性的历史意义却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伽达默尔把它看作是20世纪的真正开端，看作是由此开启出一种“真正划时代的意识”。这种划时代的意识意味着：“……资产阶级时代把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同对有保证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统一起来，但这个时代已经终结。这种终结不仅仅是意识到离开了一个时代，更主要的是有意识地退出这个时代，而且是对这个时代最尖锐的拒斥。”
这就是说，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使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获得信念支撑的整个观念体系——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永久和平的设计、经济和科技的无限制发展，以及在一切领域中的“公理战胜”——第一次全面地、不可挽回地坍塌了。如果说先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无论多么激进的批判，都没有彻底清除一般意识中的理性乐观主义，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确实完成了这一决定性的颠覆。20世纪头30年的西方思想界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1915年斯宾格勒写成的《西方的没落》，1914年马克斯·舍勒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以及1930年雅斯贝尔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等，确凿无疑地反映着一种普遍的划时代意识的形成。这种意识甚至还远涉重洋影响到中国的知识界，我们只要读一读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能对此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对于西方思想意识的这个重大转折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事件或许要数对尼采的重新发现了。这位先前曾默默无闻，甚至被看成疯子的“哲学畸人”，在大战之后很快被当作先知而受到推崇。陷入迷惘的人们似乎一下子就认同了他的著名说法——“欧洲虚无主义的降临”。就像伽达默尔指证尼采为整个20世纪哲学的真正“后盾”一样，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作出这样的阐释：这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腐烂了，坍塌了，不再具有约束力了。
构成《手稿》发表背景的时代状况，不仅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还有如晴天霹雳般震惊了整个世界的十月革命。部分地作为大战的后果，部分地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产物，十月革命出人意料地在俄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许多欧洲的知识分子眼望着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在“半东方的”、落后的俄国取得如此突如其来的胜利时，他们在惊愕之余感到的是兴奋，因为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如何是在一战已然造成的文明废墟上投下了一缕希望的光明。
然而，事情却远没有那么乐观，一个更加严重的危机正在逼近欧洲——我们知道，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快速地酝酿中。对于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开始感受到种种还并不十分明显的纷乱征兆；而对于试图真正揭示和把握这种征兆的思想家来说，重要的任务不仅在于将这一时代状况的危机非常明确地道说出来，而且在于从现代文明的根基处对之作出批判性的分析。这一思想任务的开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主要集中于所谓的“异化问题”；而马克思《手稿》的核心主题似乎就是异化问题。这样一来，《手稿》的发表看来恰逢其时地满足了当时思想界的极大诉求和迫切需要，以至于其产生的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范围。
有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异化问题在当时受到怎样的关注。一个例子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这部著作在《手稿》发表之前便突出地强调了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尖锐批判，并将之广泛地运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分析。正如卢卡奇后来回顾时（1967年）所说的那样，在估价《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当时的影响以及在今天的意义时，异化问题乃是一个比任何细节问题都更为重要的问题；甚至《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一个重大失误——将任何一种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等同于异化——也对这部著作的成功起了极大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年）。这部著作的主题可以被更加突出地概括为异化问题，并且由于它的巨大影响，这部著作连同异化问题成了当时以及后来哲学争论的中心。“重要的是，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且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无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右派还是左派思想家都看到和承认这一点。”
因此，《手稿》发表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即时代状况，是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生活现实；正是这样的现实使得异化问题成为当时各种思想围绕着旋转的枢轴——一方面是由于一战所造成的观念破灭，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对二战的危险预感。无论如何，当很多人为困惑和疑惧所折磨而思想家们开始探索异化现象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这位大哲对异化的批判性分析——所能激起的思想波澜也就可想而知了。正是《手稿》发表的时代状况使得其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不是文献学或学术史所能容纳得了。诚然，《手稿》的文献学价值和学术史意义无疑是存在的，并且是相当巨大的，但由于它所处的思想史位置至为关键（即新世界观的真正“前夜”），所以，对于《手稿》的学术史—文献学研究就不能不接触到对马克思学说之性质的基本判断，不能不涉及到对马克思学说之理解的整体方案。
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在理论上所需要的准备一方面是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另一方面是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按照当时德国人的先例，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写道，“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而“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
因此，为了较为深入地解读《手稿》的内容并把握其思想进程，我们需要了解费尔巴哈哲学的大要以及国民经济学的梗概。
1．理论准备中有关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容
费尔巴哈哲学意味着德国哲学在经历了自康德到黑格尔的整个发展之后所出现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它终于从存在论（ontology）的根基上摆脱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或称“观念论”）立场。马克思当时把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称之为“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而按恩格斯后来的说法，费尔巴哈是“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
。作为讲解《手稿》的准备材料，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内容涉及以下诸项：
（1）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费尔巴哈的哲学变革首先表现为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这一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我们知道，黑格尔去世之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工作主要集中在宗教领域。首先是施特劳斯对宗教进行了所谓“历史的批判”，这一批判把圣经神话（故事）理解为早期基督教教团之集体的无意识创作，并试图经由这一批判去发现圣经故事之神话部分的“历史的真实性内核”；从哲学上说，施特劳斯大体上立足于黑格尔哲学的“实体”原则。与此不同，布鲁诺·鲍威尔则对宗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批判，按照他的观点，圣经神话乃是一些个人之主观的有意识的杜撰，其中根本不包含任何历史的真实性；因而从哲学上说，鲍威尔立足于黑格尔哲学的“自我意识”原则（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时是与鲍威尔的立场颇为一致的）。这两派虽然在宗教批判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在哲学上却并未真正超出黑格尔的思辨立场，而只是各执黑格尔哲学的片段并使之趋于极端的发展罢了。
当上述的宗教批判还纠缠在“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纷争中时，费尔巴哈却以全新的面目展开了他的宗教人本学批判，这一批判的哲学立足点被表述为“现实的人”，而所谓人的现实性又是以全面拒斥黑格尔的思辨立场为前提的。在费尔巴哈看来：上帝的本质无非是人的本质。由于人来到世间没有带着镜子，所以他们就创造出一个对象（上帝）并把自己的本质赋予这个对象，以便在这个对象中直观到他自己的本质——这就是宗教的对象化。费尔巴哈把宗教的对象化称作“宗教真理”，而“宗教真理”因此也就是人本学。然而在宗教的对象化过程中，却发生了宗教的异化：当人把自己的本质赋予上帝时，他却在上帝面前丧失了这样的本质，并由上帝的本质来支配和统治自己。费尔巴哈把这种宗教异化叫做“宗教反思”，即神学。因此，费尔巴哈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勋业：它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1843年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2）对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当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的立场上超出黑格尔哲学之际，他还把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直接扩展为对哲学本身的批判。虽说这一批判的重点集中于黑格尔哲学，但其矛头所指并不是某一种哲学，而是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特别是其现代形式）；因此在这一批判中，黑格尔哲学毋宁说是被当作一般哲学之完成了的本质来把握的。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概述费尔巴哈的第一项“伟大功绩”时所说：他“……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
既然哲学在黑格尔看来和宗教具有同样的对象（即绝对者—上帝），既然哲学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宗教，那么，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就同样适用于对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且理应将之把握为人的本质之异化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把思辨哲学直接叫做“思辨神学”，并声称斯宾诺莎是近代思辨神学的罪魁祸首，谢林是它的复兴者，而黑格尔是它的完成者。
这一哲学批判（亦即对一般形而上学之批判）的意义是至为深远的，虽说费尔巴哈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一批判，但由于他首先揭示了哲学的神学本质，由于他把哲学的神学本质把握为人的本质之异化，所以费尔巴哈为后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形而上学批判开辟了道路。海德格尔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指出，所谓“上帝死了”，意味着超感性世界腐烂了，坍塌了，不再具有约束力了；因而意味着“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
。毫无疑问，在对超感性世界的批判性揭示方面，因而也在这个世界之“消极解体”的过程中，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是有开启之功的。
（3）现实性：感性—对象性。费尔巴哈宗教批判和哲学批判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由于现实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这一出发点同时亦包括“现实的自然界”。费尔巴哈哲学由此得名为“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在这里，人和自然界的现实性乃成为其哲学立场上的关键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应答遂成为费尔巴哈学说之决定性的原理。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和自然界的现实性，或一般来说所有的现实性，皆在于“感性”，在于“对象性”。所谓感性的现实，首先意味着在思维和理性之外的存在，在一切“超感性领域”之外的存在；其次意味着唯独这样的存在才是现实的存在，是真正具有现实性的存在；最后，由于这样的存在乃是感性的，所以它是“为感觉”的存在，是直接经由我们的感官被确认的存在。这种“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
。将现实性把握为感性，确实是哲学史上一个颠覆性的革命；因为在一般哲学—形而上学中，亦即在整个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中，所谓真理、现实或本质等等，总是以各种方式被最终归诸“超感性世界”的。
然而在费尔巴哈那里，现实性不仅是感性，而且还是对象性。对象性的原理被简要地概括在以下两个命题中：其一，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其二，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对象性的原理首先拒斥了所谓“绝对主体”，或一切形式的“绝对者—上帝”的观念，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
。其次，这一原理乃是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立足点：上帝的本质无非是人的本质，而现实的人的本质是通过对象性来获得规定的；作为宗教真理的人本学因此把上帝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并将神学批判地把握为这种本质之对象化的异化了的形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感性—对象性的原理构成费尔巴哈整个哲学的真正基石。由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是根据感性—对象性来确立的，所以，人和自然界的全部现实性必依此原理来得到真正的阐述：人以自然界作为对象，因而自然界是人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人（我）以另一个人（你）作为对象，因而“你”是“我”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人又以上帝作为对象，因而上帝——人本学的上帝——乃是人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类本质）。正是依据这样一种感性—对象性的原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把人理解为自然的存在物、社会的或文化的存在物，以及最高的类存在物。最后还需要提到的是：当费尔巴哈将现实性把握为感性—对象性时，这种对象性的反思形式是直观（对象性的直观为感性辩护并与思辨的思维相对立），而且仅仅是直观。之所以要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固然和费尔巴哈一样把现实性理解为感性—对象性，但对象性的反思形式已不再局限于“直观”，而是被提升为“活动”（对象性的活动）了。
2．理论准备中有关国民经济学的内容
除了费尔巴哈哲学，我们还必须提到国民经济学，因为马克思在《手稿》中，第一次展开了他对国民经济学的全面批判。由于国民经济学乃是现代经济生活的理论表现，所以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经济生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关于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作为解读《手稿》的准备材料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重商主义（包括货币主义）体系。一般的经济学说史把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看作是同一体系，货币主义乃是重商主义的早期形态或不发达阶段，它还对货币采取直接的和幼稚的态度。重商主义并不具备经济学的科学形态，因而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前史”，主要是经济政策的一个体系，它的典型形式出现在英国。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威廉·斯塔福特（1554—1612），而发达期的代表人物则是托马斯·孟（1571—1641）。重商主义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英国（或某一国）的繁荣？而在问题的解答方面，其决定性的原理有两条：一是流通是财富的源泉；二是货币财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里得到体现的乃是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现代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商业资本的主导地位，尔后才是产业资本的领导权），而这一意识形态又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即：一方面集中货币财产，另一方面使集中起来的货币财产在流通过程中增殖，从而使之转化为资本（商业资本）。我们知道，商业资本之充分而必要的前提条件是商品流通，商品流通的一般过程为
W（商品）—G（货币）—W（商品）
商业资本的出现并取得主导地位决定性地改变了这一过程，其公式变为
G—W—G′（G′=G+ΔG）
这两个公式之间的差别体现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前一个公式可以被概括为“为买而卖”，其出发点和目的乃是特定的使用价值；后一个公式可以被概括为“为卖而买”，其出发点是积累起来的货币，其目的则是增殖了的货币。由此可见，G—W—G′之在经济生活中取得普遍的主导地位，正意味着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意味着在特定阶段上形成商业资本的领导权。作为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重商主义的决定性原理可以最简要地从G—W—G′的公式中直观到：由于G′的出发点是G，所以重商主义声称货币财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整个过程在流通领域中产生出G′，即增殖了的货币财产，所以重商主义断言流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总体而言，就像这一时期的商业资本乃是产业资本的“前期历史”一样，重商主义作为前科学的政策体系和观念体系乃是政治经济学的“前期历史”。具有科学形态的经济学尚未真正出现，它还只是处在准备性的酝酿阶段。
（2）国民经济学的奠基。就国民经济学的决定性奠基而言，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威廉·配弟（1623—1687），他被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配弟之所以获得这一称号，主要是由于他的两个重大贡献：第一，他严格地提出了经济学科学的问题。与以往作为政策体系的重商主义的问题方式完全不同，配弟的问题是：市场价格所环绕着涨落的那个平均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商品的自然价格（平均价格的实体，亦即后来称之为“价值”者），是由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的数量来决定的；因而自然价格又是同劳动的生产率成比例关系（反比例关系）的。如果说，我们在配弟对问题的回答中看到了劳动价值论的滥觞，那么，他提出的问题乃是真正经济学科学的理论问题——在这里，“问题是在于现象的基础，而不是现象本身”。
第二，配弟使经济学科学获得了严整的方法。他不再使用先前谈论经济问题时的那种杂乱无章的想象或传统的方法，而是把自然科学已经发展起来的方法即经验科学的方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以代替过去单纯的搜集事实和散漫解释；不仅如此，他还为其方法加上了数学的形态——“政治算数”。正是由于配弟的两大基本贡献，国民经济学开始获得科学的形态。但是，配弟仍然具有重商主义倾向，突出地表现在这样一种观念上：不是一切种类的劳动都创造交换价值，只有消耗在金银生产上的劳动，才真正创造交换价值；其他种类的劳动，只是在它的产品同金银交换的范围内创造出价值来。因此，配弟的学说又被称为修正的重商主义。
（3）重农主义。使国民经济学从重商主义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亦即使经济学从单纯的流通领域摆脱出来而真正进入到生产领域，是重农主义的突出成就。重农主义的纯粹形式出现在法国：由于同英国的竞争，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破产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法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便开始要求把商业资本的领导权转移到农业资本。重农学派的领袖与核心人物是魁奈（1694—1774），他研究过各种科学，并且是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从60岁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其学说的基本观点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在自然界（土地），因为农业是物质本身的创造和增加（“纯产品”的出现），即使用价值的增加，魁奈将之称为财富的“增加”（multiplication）；而在加工工业中，只有财富的“加算”（addition），只是物质结合，价值却并未增加，甚至还减少了。因此，工业是“不结果实的”，更不用说商业了。
虽然魁奈的学说把真正的生产仅仅归结为农业生产，虽然其价值论属于“生产费用论”（与配弟相比是一个退步），但它却完成了经济学上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价值完全是生产的产物，而不是流通的产物；换言之，以价值形态表现出来的纯产品，完全是在生产范围内创造出来的。这就彻底废止了“流通是一切财富之源泉”的重商主义观念，从而把价值和剩余价值从重商主义的流通范畴变成了生产范畴。因此，魁奈最伟大的功绩，便是把研究工作转移到生产的领域中去；整个国民经济学都是跟着他走上这条道路的。马克思之所以称魁奈是“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祖师”，或说魁奈和配弟“平分了创始者的荣誉”，正是因为重农主义者把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从流通领域移进了直接的生产领域，从而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4）国民经济学的完成。众所周知，国民经济学的定型与完成是以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为标志的。正像牛顿使古典力学得以完成一样，斯密和李嘉图使国民经济学取得了决定性的理论基点，确定了真正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克服了各种重大的纷争和理论障碍，形成了严整的体系并使之得到了逻辑上彻底一贯的发挥。我们大体上可以把斯密看成是设计者和布局者，因为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格局是由他来制定的：劳动价值论；一般生产领域；三个基本阶级的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资本的作用及其构成分析；以及作为政策定向的自由主义或放任主义。我们大体上也可以把李嘉图看成是定型者和完成者，因为他的学说虽然承续着上述的基本格局，但却是从批评斯密的不足、混乱和矛盾开始的。李嘉图最引人注目的理论特点便是其逻辑上的彻底性和一贯性，因此他致力于排除在斯密学说中尚未获得一致性的混杂表现，特别是在价值理论、利润理论和地租理论等方面。不难想象，在其理论逻辑要求彻底性的地方，先前的原理就不能不依循此种彻底性而得到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就我们讨论的主题而言，在国民经济学的完成过程中，最为根本并且最具决定意义的“理论主干”便是劳动价值论：正像斯密的整个理论布局依此主干来建构一样，李嘉图所要求的体系之彻底性亦通过此主干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价值论构成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实质；在这个意义上，国民经济学与它的“前史”不同：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只是抓住了外部财富（货币及其增殖表现），而国民经济学则把握住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劳动）；因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手稿》中把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称为“拜物教徒”或“天主教徒”，而把已获得劳动价值论基点的学说称为“启蒙国民经济学”，把斯密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
（5）西斯蒙弟的补充。在国民经济学的完成中，还必须提到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就是法国的西斯蒙弟（1773—1842）。他的学说被称为经济学浪漫主义：一方面是把古代世界理想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感伤主义批判。西斯蒙弟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然而他在经济学说方面则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之矛盾的问题，从而也就提出了进一步分析的任务。他论证了现代经济生活中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从而使古典经济学否认了自己最主要的结论之一，即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制发展的可能性。他到处指证资本主义生产的反面：工业和农业中小生产者的破灭、工人被机器排挤、收入和消费的低落趋势，以及由矛盾引起危机的必然性等等。因此，西斯蒙弟的经济学乃是一种关于限制资本主义生产之必要性的学说——它预告了国民经济学本身之危机的来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不顾一切地得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告终，那么，西斯蒙弟则以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怀疑补充了这个结果。
我们在这里撮要概述国民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在它的开端处和终结处都站着一位英国人和一位法国人：在它的开端处是配弟和魁奈，在它的终结处则是李嘉图和西斯蒙弟。
在马克思的各种著作和手稿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许是最难阅读和把握的了。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它是一部始终未经马克思本人或恩格斯整理编订过的手稿，而且是因为各种思想资源在《手稿》中的巨大汇集：其中有哲学的主题，有特别来自于法国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主题，还有第一次进入马克思“思想武库”的国民经济学主题。很容易想象的是：当这样一些思想材料初次汇聚并开始碰撞、摩擦、冲突和缠绕之际，其间的各种关系不仅是极其复杂的，而且是高度紧张的。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当时的理论立场正在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在《手稿》中得到极高评价的费尔巴哈哲学在几个月后就遭遇到马克思的全面清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而这一清算本身又意味着以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的学说开始诞生。因此，就《手稿》本身来说，它表现为这样一个活动的区域，其中的思想内容是丰沛活跃的，但同时又是高度不稳定的。“黎明前的黑暗”是一个比拟性的说法——我们用它来提示一种生动的不稳定性，因为黑夜和白昼可以用来表示较为稳定的性质。
因此，《手稿》在理解和把握上的困难就在于：这部手稿正处于思想材料迅速汇集、理论内容急剧扩张、新旧概念活跃交替、思想发育快速展开而又曲折前行的重要关头。在这样的关头，本身是相当不稳定的但又是异常活跃的理论格局内部，正酝酿发生着各种因素之间的交叉、骚动、徘徊和调整。这种情形甚至对于马克思本人来说，也绝不是轻松的，而是处于一种——用比喻的说法——“临产前的阵痛”之中。梅林在写《马克思传》时还不知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存在，为了填补这段空白他引用了卢格致费尔巴哈的一封信（1844年5月）。卢格在信中写道：马克思读了许多书，并且正在非常勤奋地写作，但是一无所成；工作总是中断，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沉浸到无边无际的书海里；马克思变得暴躁易怒了，特别是在他累病了和一连工作三四夜不睡觉以后。
如此看来，卢格的描述是与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特定时期相当吻合的。
正是由于《手稿》的这种独特性质，所以对它的理解就变得困难起来。我们当然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经常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这种发展变化显然在1841年至1845年间特别显著，但尤以1844年的《手稿》为最。因为在此之前，马克思的思想是或多或少有所依傍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及其他）；在此之后，马克思自己学说的基石已然确定——而《手稿》正处在这两者之间。它就仿佛是一个冶炼独特金属的熔炉：在它里面加入了燃料、各种各样的原料，还有催化剂等；最后，当烈焰升腾起来的时候，其中的一切都开始分解与化合，并且活跃震荡起来，而一种创造性的融合与重铸就在它内部积极地熔炼升华开来。如果我们因此在《手稿》中见到那种流变的不确定性，那么这同时正是它的优长之处：由于《手稿》独特地处在思想之决定性变革的待产状态中，由于《手稿》的特殊形式忠实地记录了这一稍纵即逝的理论动荡、开阖与融铸的过程，并因而完整地保留着各种思想资源之间具体而微妙的关系，所以它对于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大发展来说，特别是对于把握这一思想发展之行将到来的革命性变革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手稿》甚至可以说是“新世界观”的秘密与诞生地。
因此，为了能够真正把握这部手稿的基本性质和庞杂内容，在阅读中就必须审慎地分辨马克思当时思想的各种“因素”，特别是辨明各因素交织汇合的主流（所谓统摄一切的“普照的光”），以取得一种既是思想史上又是理论逻辑上的总体定向。这种总体定向就其思想史的一面而言，如前所述，乃是从马克思思想进程的“上下文”中取得基本规定的：正像《手稿》直接的“上文”出现在《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中一样，它的“下文”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最初的表现。而这种总体定向就其理论逻辑的一面而言，则必须从《手稿》本身的基本结构中取得规定。换言之，虽说《手稿》的思想内容纷然杂陈，理论头绪曲折繁复，但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理论之特定的基本结构被规定的，并依循这样的结构规定来获得其准确的意义。因此，为了使《手稿》的内容在阅读中变得较为容易，尤其是为了使这些内容在阅读中得到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这里有必要首先简单地提示出《手稿》的基本结构，并在后面的实际阐述中使之经由内容的展开而得以充实和具体化。
《手稿》的基本结构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理论的主要部分。这些部分对理论总体具有决定性意义并全面地支撑该理论总体。第二，理论之主要部分的核心概念。这样的核心概念不仅在各主要部分中起主导的枢轴作用，而且它们本身在总体上是内在地协调一致的。根据这两个要求，我们可以把《手稿》的基本结构最为简要地表述如下：第一，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学批判；第二，以“异化的积极扬弃”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学说；第三，以“对象性的活动”为核心的哲学批判。
借助于这种依基本结构来定向的理解方案，我们就会发现，尽管《手稿》从表面上看来是庞杂纷繁、动荡曲折的，但其主流的结构和取向却是相当明确和严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次完整地出现在《手稿》的基础架构中。不仅如此，这些可区分的来源和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还表现为“一整块钢板”，也就是说，表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手稿》可以说是在理论的开端处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为了提示《手稿》的基本结构而作出的那种简单区分，决不意味着抽象理智的机械分割，而只不过是为了方便阅读和理解的“脚手架”罢了。如果我们在《手稿》中时常发现经济学的主题与哲学或共产主义的主题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那么这决不意味着思想或理论上的混杂，而只不过意味着它们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本来便共属一体。
下面，我们就按《手稿》之基本结构的三个主要部分来展开叙述，以便对《手稿》的理论内容作出进一步的解读。由于篇幅有限，整个解读将主要在各部分中厘清层次，并根据核心概念及其理论逻辑的主导线索来加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