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无论是对于其他国家的学者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和平与发展都是全人类共同事业的基础，是国家强大和富裕的基本条件。战争是人类的自相残杀，是人类遭受的最深重灾难。战争不仅摧毁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而且也摧毁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在战争状态下，人类没有正常的社会秩序，没有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幸福安宁的生活。与各国人民一样，中国人民也饱受了战争的苦难。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就经历了国家与国家间的抗日战争和国内的解放战争，使亿万生灵涂炭。因此，中国人民尤其渴望和平，和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追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基本消除了内战和外战的危险，国内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开始持续增长，民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长期的战争和内乱，使中国在近代沦落成为一个贫弱的大国，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上存在很大的差距。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大国，整体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唯有发展经济，才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和平之外，发展也是十分迫切的追求目标。

不过，对于当代中国学者来说，和平与发展之所以成为长期关注的最重要热点问题，不仅仅因为它们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还在于它们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具体地说，和平与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被当时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确立为对时代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并由此从根本上调整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直接导致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不到40年时间中使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大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与发展是理解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和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原因的密钥。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特别重视对时代特征的分析，并根据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来制定党的战略策略。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关节点，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表征，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每个时代都各有其本质特征，正确判断时代的特征，是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对时代主要特征的判断是“革命和战争”，他始终担心并准备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政治挂帅”，把政治放到最优先的地位，并把阶级斗争当作党的中心工作。与此不同，邓小平对时代主要特征的判断不再是“革命与战争”，而是“和平与发展”。他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维护世界和平是当务之急，当代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正是由于把和平与发展当作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调整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对内实行改革，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以“发展是硬道理”取代“政治挂帅”；对外实行和平外交，并对所有发达国家开放。邓小平说：“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

由于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崛起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所以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它们一直是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关于和平与发展的论著如汗牛充栋。这些研究成果大体具有以下这些特点：首先，和平与发展是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者，还是哲学学者、法学学者、经济学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甚至地理学者，都纷纷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研究和平与发展问题。其次，和平与发展既被当作学术理论进行研究，也被当作应用策略加以研究。一些学者从思想渊源、哲学基础、内在逻辑等角度，研究和平与发展的内容与意义，以及和平与发展两者的关系；另一些学者则从现实条件、外部环境和战略选择等角度，探索中国崛起的和平与发展道路。最后，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相结合。许多学者把和平与发展问题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道路，因而主要关注中国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也有不少学者把和平与发展当作解决当代世界面临危机的解决方案，因而把研究重点放在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上。我们编选的这本《中国学者论和平与发展》，也力图充分体现上述这些特点。

我们在众多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研究文献中，围绕“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新发展观”三个主题，选择了12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论文，汇编成本书。这些文章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和平与发展理论的思想来源，尤其是中国古代关于和平的思想；二是对西方关于和平与发展理论的评析；三是当代中国和平与发展理论的历史演变；四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奉行和平与发展战略的实践经验；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与国际环境；六是中国和平崛起对于世界的意义；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法基础；八是当代中国新发展观的形成与新发展理念；九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要发展成就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从本书的编辑体例上说，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前面两个部分主要论述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第三部分聚焦于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理念与实践。我们之所以把新发展理念单独列为一个部分加以强调，主要是因为这种新发展观既是对改革开放早期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纠正，也代表了中国目前关于发展的最新理念。

本书是重庆出版集团和荷兰博睿出版公司联合出版的中英文版《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的最后一本，该丛书总共有6种，分别是《中国学者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学者论文化与文化转型》《中国学者论民主与法治》《中国学者论全球化与自主》《中国学者论中国与全球治理》，以及眼前这本《中国学者论和平与发展》。这些著作对推动中国学术思想走向世界，以及帮助国外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不少读者的好评。作为丛书主编，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重庆出版集团和博睿出版公司对这套丛书的倾力支持，感谢为丛书各卷的内容作出贡献的众多专家学者。丛书的另一位主编是美国著名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从丛书的创意，到文章的选择和审定，甚至重要概念的英文翻译，德里克教授都积极参与并认真负责。令人十分悲伤的是，德里克教授不幸于2017年12月1日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使我不仅失去了一位密切交往了20多年的好友，而且失去了一位思想深邃的学术同道。值此丛书最后一册交稿之际，我要真诚地感谢德里克教授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并深深地表达我对德里克先生的无限哀思。

俞可平
2021年2月6日于北京九直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