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到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关键问题

孟　捷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目前正处在从制度分析向规律分析过渡的关键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内含的国家经济治理和市场机制的结合，对应着国家经济行为规律和市场调节规律。应该借鉴和运用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这些规律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一方面，要借鉴和运用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将其运用于分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转化形态，说明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还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规律为基础，进一步研究发展经济学、开放经济学等其他各领域的重要规律，以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经济行为规律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　学理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何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这一任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学理化，是一体两面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学理化？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先要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简便的方法是跟其他理论进行比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一个思想史的定位。

在图1中，我们把市场经济理论区分为三个类型，这是我最近几年来一直主张的。这不仅仅是理论的类型，它还是三种市场经济类型在理论上的反映。第一，市场经济理论1.0。在实践中，它对应于19世纪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或自由竞争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1.0理论包括旧自由主义的理论，如亚当·斯密的理论，还有今天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第二，市场经济理论2.0。它始于凯恩斯。凯恩斯和自由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识到市场调节机制是有内在缺陷的，而且这个内在缺陷，比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承认的，即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参照的所谓市场失灵，要更加严重。凯恩斯已经跟马克思很像了，中国老一代的经济学家樊弘，曾经就这个问题做过考察。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樊弘，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做过复旦大学的经济系主任，1949年前后在北京大学做系主任，当时他的地位很高。樊弘大概在1939年到1941年间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此前，他在国内已经对《资本论》有所研究。20世纪30年代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了《资本论》，当时国内的很多进步青年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1937年凯恩斯发表《通论》，所以樊弘一到英国，就学到了当时最流行的“凯恩斯经济学”。他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研究课题，即比较马克思与凯恩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全世界英文文献当中第一篇比较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文章。据说这个文章当时曾交给凯恩斯看，凯恩斯没有表态，后来该文发表在一个在今天也是非常著名的刊物上。由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报》就翻译并刊载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樊弘表达了一个理念：凯恩斯只是用另一套话语重新表达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凯恩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自己也承认这点，他在《劝说集》中明确表态：在这场阶级斗争中，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因此，给他安上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头衔，是完全合理的。但问题是，凯恩斯不光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他同时还是有史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中最富于革命精神的。也正因此，凯恩斯跟马克思走到了一起。所以我曾有个判断，就是凯恩斯再往前走半步就是社会主义，但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都从凯恩斯那里倒退了半步。凯恩斯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顶峰，这就是市场经济理论2.0。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且这个国家干预远远超过了当代市场失灵理论所解释的范围。自凯恩斯以后，经济理论对市场和国家关系的探讨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事实上被承认是经济结构的一部分。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理论3.0。3.0理论与2.0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我认为，更为根本的对立是在3.0和1.0之间，所以我们后面在比较的时候就把2.0抽象化了，直接比较3.0和1.0，因为我认为3.0理论已经把凯恩斯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包括进去了。

以上是我对经济理论类型的一个看法。图1右边则是我对所有经济学理论本身的一个区分，它涉及三层。要指出的是，这一区分对几乎所有经济学理论范式都适用。那么这三层是什么呢？首先是纯理论，什么叫纯理论呢？举例而言，《资本论》就是纯理论，为什么叫纯理论呢？纯理论讲的市场经济规律，适用于市场经济所有阶段。比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19世纪适用，今天也适用。类似的，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也是一种纯理论。其次是历史制度分析。什么叫历史制度分析呢？就是要分析市场经济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特定国家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不是一直都有的。比如说从凯恩斯以后，货币工资刚性被提到至关重要的位置。这种制度不是一直都有的，而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才有的。凯恩斯率先表达了这个观点，即经济学从此要重视名义工资刚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凯恩斯把一个历史制度因素引入了经济学。凯恩斯说得很明确，但讲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估计不会这么讲。什么叫名义工资刚性？它意味着，凯恩斯承认，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自19世纪晚期崛起后，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经济，而且这个现象不可逆。所以凯恩斯意识到，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兴起以后，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让阶级斗争合法化和制度化，而不是进一步加剧这个矛盾。因此，凯恩斯把货币工资刚性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理论其实是典型的制度宏观经济学。关于历史制度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很多研究也属于这个层面，比如说林毅夫老师主张的新结构经济学。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部分是历史制度分析。第三个层次是政策或战略理论，这一层次的理论最具体，也是经常变化的，比如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抑或发展战略的理论。

基于图1的两个视角，我们可以画出图2来进一步比较当代中国的各种经济学理论。

利用此图，我们基本上可以把中国经济学家的所有理论全部归纳进去，并进行定位。具体而言，第一象限代表了3.0的纯理论和3.0的历史制度理论，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跟它反对的，是第三象限。第三象限代表了1.0的纯理论和1.0的历史制度理论。有一些理论在这一象限，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1.0理论，也就是传统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论，把经济和政治看作两个截然不同的制度领域，二者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凯恩斯打破了这个教条。凯恩斯曾讲过，他对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利息率，然后影响投资是没信心的，社会应该承担投资的责任，这个社会是谁呢？就是国家。所以，一旦承认国家要承担投资的责任，国家就成为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国家已经不仅仅是上层建筑，它同时成了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国家的两重性。要指出的是，在上图中，如果我们所有的理论家都是逻辑自洽的话，那么按道理来说，只应该有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理论。因为你接受3.0的纯理论，你也应该接受3.0的历史制度分析；你接受1.0的纯理论，你就应该接受1.0的历史制度分析。但是我们发现，还有一些过渡形态，如新结构经济学，处于图2中的第二象限。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论，而这个理论是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但是，尽管新结构经济学接受的纯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关于中国经济的历史制度分析，或政策战略理论，基本上都是3.0的理论。我们大家都知道，林老师强调产业政策的作用，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跟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没关系，关键取决于外部竞争环境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几个阶段，比如说邓小平时期是创立，如果继续追溯，可以说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发端了。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无法在这里跟大家详谈。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反思苏联模式，提出马克思主义要跟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时候，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发端了。而到中共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正式形成了。党的十八大以后，又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时候开始，就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有时候有人简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严格来讲这个是不对的，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一开始我们说有两个方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后，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内容上的扩充，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简言之，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经济制度可以从双重结合的角度来理解（如图3所示）。首先是纵向结合，从上到下来看，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互结合、相互包含的。首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分配制度是一回事。严格来讲，所有制已经包含了分配，分配只是所有制关系的一个侧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后新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也是相互包含、互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应的是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或经济协调方式。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及相应的分配格局，都是在改变了旧的计划协调之后形成的，是在市场协调即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体系下形成的。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跟非公企业的联系，国有企业彼此间的联系，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建立的。分配格局也是如此，既有说法是，公有制经济对应的是按劳分配，非公经济是按要素分配，实际上今天公有制经济中也有按要素分配。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建立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搞股权投资，就包含了按要素分配。之所以按要素分配，即所有权要获得经济实现形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是相互包含、互为前提的。在概念上，所有制、分配制度对应于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或分工的协调方式，也可称作资源配置方式。三者之间是相互结合、互为条件的，这是纵向结合的含义。

但更重要的是，还存在一个横向结合。这个反而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何为横向结合？就是我们看到基本经济制度的每一项，都涉及两个因素，都有一个二元结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如果我们像图3那样，把左边的三项（公有制、按劳分配、有为政府）放在一起，把右边的三项（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左边的三项实际上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演变而来，而右边的三项可视为市场调节的一般机制。这种横向结合更为重要，因为它表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一般机制的有机结合。经过这种结合，无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是市场机制，事实上都发生了改变。在改革以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指的是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经过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所有制和分配制度都出现了上述的二元结构，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也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经济治理所取代，后者主要通过发展规划、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机制也不同于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市场机制，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国家不是在市场之外发挥作用，而是在市场内部发挥作用。国家的这种嵌入，恰恰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质。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就有一种声音，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应该在经济以外发挥作用，不应该在经济以内发挥作用。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干，那就是彻底私有化。我最近还写了一篇关于国有资本的文章，强调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其内部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国家，一个是企业。国家是国有资本这一生产关系中的一个内在环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主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国家有两重性，它既是上层建筑，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凯恩斯甚至也认识到这其实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国经济。

饶有意味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包含的国家经济治理和市场机制的结合，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也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性。2023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做了一个演讲，介绍了拜登政府的工业和创新战略。沙利文提出，拜登政府的工业和创新战略旨在确定一些特定的部门，这些特定部门有以下特点：第一，它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部门；第二，从国家安全来看，它们是战略性部门；第三，在这些部门，私营工业不可能进行必要的投资，以实现国家的雄心。在这里，沙利文强调了企业追求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之间的差异，在这一差异背后，事实上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一方面是市场调节，另一方面是与市场结合、但服从自身逻辑的国家经济治理。沙利文还提出，国家的作用是与私人资本结合的，这并不会给资本带来“挤出”效应，反而会有“挤入”效应。沙利文的观点表明，中国的崛起也在“倒逼”美国进行改革。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与学理化相联系的是体系化。关于体系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从2016年开始，学术界就开始出现了体系化的尝试，即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现在有几本代表性的教科书，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宇教授、南开大学的逄锦聚教授、南京大学的洪银兴教授都牵头搞过，都是2016年以后陆续出版的。体系化必然包含着学理化的问题，毕竟不可能总是对政策话语做汇编。政策话语需要学术话语的支撑。事实上，任何理论都包含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例，70年代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等，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话语。在政策话语方面，它有华盛顿共识，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第三世界推销，你要获得援助，就必须按照他们这套政策进行改革。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的关系是“前店后厂”的关系，这是任何一个理论都有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我们也有“前店后厂”，我们的改革实践是走在理论前面的，所以我们前面这个店开得不错，但是后面这个厂办得还不够好，学理化、体系化还有很大发展和完善的空间。学理化做得不够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涉及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也就是还没有完成从制度研究向规律研究的转化。大量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停留在制度分析层面，没有完成向规律研究的转化，这是一个明显的弊端。

将制度研究与规律研究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以《资本论》为例，马克思是分析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也可以说是制度，是最一般的制度。但是我们马上就会发现，马克思真正分析生产关系的笔墨并不多，他把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转化成了对规律的分析。雇佣劳动关系、资本和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是马克思考察的两种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然而，我们发现，马克思对这些生产关系（制度）的分析，实际上全转化为对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利润率下降规律等的分析。再举个例子，比如斯大林。近年来，我曾多次撰文，批判地考察了斯大林的理论。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些庸俗化成分。但斯大林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在制度分析的同时，也进行了规律分析。斯大林面临的任务，是总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经验，形成系统化的学说，所以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要求编政治经济学教材，斯大林亲自参与，然后在经济学家的工作基础之上，斯大林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重要著作。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一方面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制度，另一方面，他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规律分析，也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两条规律的分析，从而实现了从制度研究向规律研究的转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根本领导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其他重要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分析。这些规律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有层次多面向的体系，其中既有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其他重要规律。我曾经撰文讨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 ，基本经济规律自身就是一个体系，一方面，它要解释市场何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解释国家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两种基本经济规律，是与图3谈到的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横向结合相对应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两类规律分别称作国家经济行为的规律和资本运动的规律。谈到国家经济行为规律时，斯大林的两条规律是可借鉴的。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达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为什么称之为基本经济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跟剩余价值规律作了比较，认为后者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在他看来，基本经济规律有个特点，就是要解释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规律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或利润最大化。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当然，我们今天对这个目的的理解更加丰满了，现在的提法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此为前提，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个规律，即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两个规律有内在联系，这一联系可从两个层次来看。第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内部，存在着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目的，手段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二，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之间，这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进一步外化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出目的或任务，然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来实现这个目的或任务。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语言来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实际上是对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配置目标进行排序。斯大林在抽象意义上说，这叫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但一到现实当中，马上就需要对具体目标或任务进行排序。比如，我们“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要实现哪些目标，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具体体现。然后，根据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开展资源配置，这是手段的问题。斯大林的功绩是什么呢？斯大林通过提出这两条规律，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聚焦在国家上，提出了国家的经济行为规律。

值得强调的是，20世纪50年代晚期，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理论开始了批判性反思，这一反思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毛泽东认识到，斯大林表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有问题的，其中忽视了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性。斯大林抽象了生产关系，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述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事实上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化了，因为他撇开了生产关系，或者说他假定生产关系是完善的，从而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变成了抽象的资源配置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受毛泽东的影响，学术界也开始批判地反思斯大林的理论。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资本论》专家漆琪生当时撰文，试图重新表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将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发展生产力并列，作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条件。1976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做了如下表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包含这样的主要内容：及时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 我曾经提出，可以将这种重新表述的规律称作以制度变迁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批判性改造，植根于《矛盾论》的思想。1937年8月，也就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撰写了《矛盾论》。《矛盾论》表面上是抽象的哲学著作，但实际上它是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依照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已经不可能走这条制度变迁的道路。所以，什么叫中国道路？《矛盾论》用历史唯物主义语言在最一般的层面思考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因为有《矛盾论》，毛泽东才可能批判地看待斯大林的理论，从而在方法论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

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毛泽东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1958年和1966年，有两次涉及央地关系的放权改革，包括将计划权力下放、将中央企业改变为地方国有企业等。这些改革为1978年以后央地关系的调整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苏联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表明，中国实际上从来没有照搬过苏联体制，如果要说照搬，只是在“一五”期间模仿了几年而已，1958年以后就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重新认识，对于理解今天的改革开放也具有重要意义。以制度变迁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实际上也是关于改革开放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发展要求。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这种以制度变迁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

第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也会相应转化。取代指令性计划的，是国家规划、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存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吗？这个问题学术界现在讨论不多，我最近提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转化为“国家协调和建构市场的规律”。这个规律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协调市场，一个是建构市场。什么叫协调市场呢？协调市场其实就是在供给侧、需求侧进行宏观调控。关于建构市场，我们最近还以高铁为例做了分析，题目叫《建构性市场、政府内竞争与中国高铁的自主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阐释》。 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阐释，因为我们一上来就提到了国家经济行为的两条规律，而高铁部门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正是在贯彻这两条规律。建构性市场有两个特点：第一，国家不仅是市场的建构者，而且作为特殊的当事人，在市场内部发挥领航和协调分工的作用；第二，国家将某种符合它的发展战略，或者说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使用价值目标引入市场，一方面与微观企业的价值目标结合，另一方面保证使用价值目标的相对主导地位。高铁部门的经验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铁道部门是高铁市场的唯一用户和系统集成者，但在战略性基础性部门发展建构性市场具有某种普遍性。

除了国家经济行为的规律，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解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因而还需要一个关于资本运动的规律。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界的一些同志有明显的思想负担。他们不敢借鉴《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一般只讲价值规律。在他们看来，价值规律解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价值规律并不是一条孤立的规律。所谓价值规律，即商品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交换从统计平均的角度看是对等价值的交换，是以资本的充分竞争，也就是以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真正解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些规律有其转化形态，我曾提出，社会剩余价值规律是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规律（后文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第二，价值规律不能回答社会生产的目的。说企业是为价值生产，这是不对的，企业有更为具体的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目的更多地转化为社会剩余价值。作为基本经济规律，必须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特征，价值规律作为一条共性规律并不能反映这些特征。许多学者害怕谈剩余价值，提到剩余价值，就谈虎色变，认为剩余价值就是剥削，怎么能利用这个规律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呢？这是给市场经济抹黑嘛。一些同志就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剩余价值概念不仅有阶级性，也包含一般性。

如何理解剩余价值的两重性？参照马克思的理论，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剩余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绝对的方法，一个是相对的方法。我们画一个坐标，横轴代表生产力水平，纵轴代表剩余（如图4所示）。 所谓剩余，涵盖了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剩余价值。我们画一条从原点出发的45度线，称之为理想状态的相对剩余生产，因为沿着这条线向上运动，剩余的增加与生产力的进步是齐头并进的。这就是相对剩余生产的方法。用马克思的话来讲，一切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的剩余的增长都是相对剩余生产。然后，我们再画一条跟横轴垂直的线，称之为理想状态的绝对剩余生产，因为从这条线向上运动，生产力固定不变，但是剩余还能增长，如何增长？主要是靠剥削。这是绝对剩余生产的方法。以这两条线为参照，我们画了一条曲线，线上有个拐点，在拐点之前，这条曲线比较陡峭，近似于垂直线，也就是说此时增加剩余主要靠绝对剩余生产；在拐点以后，这条曲线开始趋向于45度线，这意味着此时增加剩余主要靠相对剩余生产。这条曲线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的一个思想。马克思指出，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从此成为居于主导的生产剩余的方法。请大家注意，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巨大飞跃的理论解释，而不仅仅是对剥削的谴责。这一点，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最早表达了对图中拐点的认识，他们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此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马克思试图为前述认识找到一个理论解释。1857—1858年，马克思创作了《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其主要内容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依照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正当性在于，它把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相互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竞争迫使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另一方面，生产力进步不仅给个别资本家带来超额剩余价值，也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在这幅图景里，资产阶级不自觉地承担了积累这一社会职能。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实际上成为社会的“受托人”。

今天我们还看到，一些学者仍想解释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力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但所有这些解释在我看来都没有超出马克思。马克思通过区分剩余价值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剩余价值的特殊性，指的是剩余价值为个别阶级占有，服务于自身的利益；剩余价值的一般性，指的是剩余价值被用于某种符合公共利益的目标。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马克思指出，在特定制度条件下，剩余价值的特殊性（或阶级性）可以向一般性（或社会性）转化，最终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显然，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经过适当的运用和发展，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话语已经这么做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曾提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上述思想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在借鉴和运用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时，需要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制度因素。比如，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参与竞争的只是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也积极而富有成效地参与了市场竞争，因此，将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必须考虑国有企业的作用。再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地方政府凭借其战略投资行为，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要考虑到地方政府的竞争。我们曾经提出，这里存在着双重结构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地方政府的竞争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竞争，加快了企业固定资本形成的速度，推动了经济增长。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内在地包含了两种互有区别但又紧密结合的经济协调方式和资源配置机制，一方面是将国家经济行为包含在内的市场调节机制，另一方面是以市场机制为前提的国家经济治理。相应地，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体系，一方面是解释市场作用的规律，另一方面是解释国家经济行为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学理化，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制度分析，而且要进一步开展规律分析。这种规律分析也不限于对本文所讲的基本经济规律的分析，而且要进一步拓展到对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开放经济学等领域的相关规律的分析。最近，贾根良教授借鉴现代货币理论，检讨了发展经济学中两缺口模型的适用性。 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既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讨论的规律，有哪些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哪些不适用，需要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一般而言，这也意味着，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为基础，对相关应用经济学科所讨论的经济规律开展批判性反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丰富和完善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规律的认识。只有完成上述工作，才有可能建构一个完整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25/+ENTs0jdxi3LZ9EkoFYxrX4y7nIpGCCvNJ1twecYm4hCkhilNj7voHMZC0Ij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