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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刚 杨兰
摘 要 投资调整是一种非稳定机制，它的存在意味着经济社会是内生不稳定的，从而当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政府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必需，同时还应达到一定力度。在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市场力量中，需求侧通常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供给侧的自然增长则相对稳定。根据这一原理，中国2023年的增长率目标只有在7%以上，才能使中国经济重回平衡增长路径，而经济的增长低于平衡增长路径将产生诸如通货紧缩、就业困难、民营企业预期减弱和投资不振等问题。
关键词 非稳定机制 逆周期宏观调控 自然增长率 平衡增长路径
当前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深水区，不进则退，唯有进一步加强改革力度，才能有所突破；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我国的外部环境面临新的挑战。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更愿意将其解释成中国营商环境和监管政策的多变，甚至将其归罪于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观念性因素和舆论导向的变化。在他们看来，反对市场化改革，否定甚至歧视民营经济的思潮过去十年来逐渐兴起是造成当前民营企业家们预期减弱、市场信心不振的根本原因（田国强，2023）。
本文将从稳定与非稳定机制的视角出发，讨论中国经济当前所出现的民营企业预期减弱和投资不振的原因，我们认为，当前民营企业预期减弱和投资不振的原因更在于政府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还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力度，从而经济的顺周期下滑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逆转，为此，中国应加强逆周期的宏观调控，使中国经济重回平衡增长路径。
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价格能够对经济的失衡进行调整。确实，价格调整可以看作是一种稳定经济的机制。然而，当我们承认价格调整是一种稳定机制的同时，经济社会是否还存在着非稳定机制以破坏经济的稳定？我们认为，这一机制无疑是存在的，它就是投资调整。由投资调整所带来的非稳定机制早在1939年就在哈罗德（Harrod，1939）所提出的刀刃问题中被揭示出来。
在哈罗德看来，企业的投资是为了弥补产能不足，从而其行为（或投资调整）具有如下特征：当经济有某种程度的过热时（就企业而言，这可能表现为产能不足），企业看好市场前景，从而加大投资力度。相反地，如果经济低迷（就企业而言，这可能表现为产能利用率不足），企业并不看好市场前景，从而减少投资力度，甚至不进行投资。
首先，这样一种投资调整（或投资行为）不仅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它能够从一个关于投资的动态优化模型中推导出来，同时，它也经得起宏观数据的检验。有关研究请参见龚刚、林毅夫（2007），Gong（2013），龚刚、高阳（2013），龚刚（2020），Gao and Gong（2020）等。
其次，这样一种投资行为也同时蕴含着企业家们的预期是顺周期的，即企业家们会认为当前的经济状态（如市场是否低迷）将被延续至未来。这样一种顺周期的预期在经济学中被称之为适应性预期。顺周期预期也必然意味着，当前中国的民营企业预期减弱和投资不振的原因完全可能是因为市场持续低迷，疫情过后还未出现强劲的反弹所致。
再次，这样一种投资行为也必然意味着投资调整是一种非稳定机制。例如，当经济很热时，企业看好市场前景，加大投资力度以弥补产能的不足。然而，投资不仅是一种供给，即增加了企业的产能，同时，投资也是一种需求。而且投资作为一种需求具有乘数效应，它还能带动其他需求，如消费需求等。因此，从宏观角度讲，由投资所创造的总需求将远远大于投资本身，从而必然会大于它所创造的供给（或产能），这样，经济的过热将会扩大。而经济过热的进一步扩大将促使企业更进一步地加大投资力度，从而使得经济社会的供不应求离供需平衡越来越远。相反地，如果经济低迷，企业不看好市场前景，从而减少投资力度，而投资的减少也同样会减少总需求，而且总需求的减少将大于产能的减少。于是，供过于求的非均衡将进一步扩大。哈罗德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刀刃问题（knife edge problem）。哈罗德的刀刃问题无疑为我们揭示了投资调整是一种非稳定机制。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哈罗德在1939年就通过刀刃问题为我们揭示了投资调整这一非稳定机制，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却对此视而不见——在他们眼里，经济社会只有价格调整这一稳定机制。正因为如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经济社会是内生稳定的，而经济的波动则归因于系统的外生冲击。历史上，此种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Frisch（1933）和Slutsky（1937）。当代主流的商业周期理论，如实际商业周期（RBC）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随机动态一般均衡（NK-DSGE）理论等，均基于这一观点。
尽管我们并不否认价格调整是一种稳定机制，但我们也应承认，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投资调整这一非稳定机制以破坏经济的稳定。于是，在稳定与非稳定机制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现实中的经济波动就可以看作是经济系统内稳定与非稳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更进一步地说，如果稳定机制的力度大于非稳定机制，经济系统将仍然是内生稳定的，此时，经济波动的源头只能来自外生冲击；如果非稳定机制力度更大，则经济系统是内生不稳定的。于是，现实中，到底是稳定机制的力度更大，还是非稳定机制的力度更大？
如前所述，稳定机制是指价格的调整。在经济学中，价格调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新古典方法，当市场上出现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下跌，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升。然而，价格的调整由谁来执行？新古典所设想的市场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市场最主要的特征是：生产者（厂商或企业）无权制定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价格——它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从而企业的生产决策只包括产量决策而没有价格决策。于是，当生产者无权决定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时，价格到底由谁来确定（或调整）？经济学家们都不愿意，事实上也不可能回答这一问题，唯一可依赖的就是那只“上帝之手”或“看不见的手”。出于对“上帝”和“看不见的手”的敬意，他们还不得不想方设法地论证：价格的这种调整是迅速而有效的，也即调整的力度非常大。
然而，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无奈的搪塞——尽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价格调整的另一种方法是凯恩斯的方法。凯恩斯所设想的市场经济并非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非完全竞争（包括垄断和垄断竞争等）的市场经济。在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下，价格由企业自行决定，而不是由那只“看不见的手”决定。这种价格的决定方式被称之为“明码标价”。显然，无论是街边小摊、饭店、商场、农贸市场，还是报纸、电视广告和互联网上的交易等都是“明码标价”式的交易，最近兴起的直播带货（销售）也明显是一种“明码标价”的交易模式。
“明码标价”并不意味着企业不调价。然而，现实中，当企业的标价予以公示之后，其价格完全有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一年或半年）内保持不变，即所谓价格调整具有黏性。
价格调整之所以会有黏性，其原因在于现实中价格调整并不是没有成本的，价格的调整成本不仅包括由调整而产生的广告费和印刷费等，更包括因调价（特别是频繁调价）而造成的名誉损失。调整成本的存在使得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将不会对其价格进行频繁的调整，即使企业认识到当前的标价并非为最优价格。黏性价格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最为著名的研究成果。
新凯恩斯主义这种价格调整的黏性不仅与新古典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的价格调整的迅速和有效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由于价格调整的黏性，经济社会完全有可能是内生不稳定的。龚刚、高阳（2013），龚刚（2020），Gao and Gong（2020）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利用中国的宏观数据，论证了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内生不稳定”之特征。
如前所述，如果经济系统内的非稳定机制力度更大，则经济体本身是内生不稳定的，与此同时，根据我们的实证研究，中国经济确实具有“内生不稳定”之特征。“内生不稳定”也必然意味着，当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政府逆周期的宏观稳定（或调控）政策对于稳定经济是必需的，并且，按照有关研究
，政府的这种宏观稳定必须达到一定的力度，才能使这种逆转成为可能。于是，对于本次中国所遭受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冲击，中国逆周期的宏观稳定政策是否达到了应有的力度？
每年的两会，中国政府会根据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制定一个经济增长率目标，并根据这一增长率目标安排中国的宏观调控（或稳定）政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因此，两会所制定的这一经济增长率目标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政府逆周期的宏观稳定政策的力度。2023年两会，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被定在5%。这一经济增长率目标是否合适？是否能够带来合适的逆周期力度？
经济社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基本的市场力量。经济社会的需求侧包括消费、出口和投资，即所谓三驾马车；供给侧则包括由劳动力、技术和资本设备（固定资产）所形成的各种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分布于产业链上的各道工序。由供给侧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的增长有时又称之为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指供给侧中的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和技术（可以设想为劳动生产力）增长率之和。尽管资本设备（固定资产）也是供给侧的一部分，但由于固定资产仍然是由掌握着一定技术的人来使用，因此，其增长必须与自然增长率相匹配。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有机结合呈如下关系：经济增长的实现必须通过需求侧，而经济社会的供给侧则为经济增长（或需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当然也同时制约着经济增长。供给侧对需求侧（或经济增长）的制约不仅体现为当需求过旺（如大于供给侧的生产能力）时，通货膨胀就可能产生；更体现为当需求过低时，不仅通货可能会紧缩，同时失业问题也可能会发生。所谓平衡增长路径就是指供需平衡（即供给侧的产能等于总需求）时的增长路径。
必须说明的是，在新发展阶段，上述这种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已越来越显著，而在新发展阶段之前，尤其是在存在着大量（甚至是无限）的剩余劳动力供给时，此种约束则并不显著。更为重要的是，在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市场力量中，需求侧通常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其中的外部需求（出口）并不为本国所调控。而供给侧的自然增长率则相对稳定，或者说，即使存在着需求等外部冲击，由劳动力和技术所决定的自然增长率将仍然自然增长。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自然增长率为5%，则两年内经济将自然增长约10%——无论这两年内是否存在外部冲击。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上述原理对中国今年5%的增长率目标进行讨论。根据中国经济最近几年经济增长的表现，我们首先认为，将中国今年的自然增长率确定在5%有可能是合适的——也许这就是今年的增长率目标定在5%的依据。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最近两年（2022年和2023年）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应该在10%以上。现在我们分析一下疫情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冲击。2020年受疫情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3%，远小于中国应有的自然增长率，而到了2021年，经济增长率则反弹至8.4%。为此，我们可以基本假定，2021年中国已经重回平衡增长路径。2022年，由于再次受疫情冲击，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仅为3%，再次远小于应有的自然增长率，从而为了使中国经济重回平衡增长路径，2023年中国的增长率目标应该定在7%以上。
前文指出，2023年，5%的增长率不可能使中国经济重回平衡增长路径，合适的增长率目标应该在7%以上。尽管5%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能够较为容易地达成，但这样一个增长率目标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问题。
第一，在给定的技术（或劳动生产力）条件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完全取决于其所生产的产量，而两年内由劳动力和技术所构成的自然增长约为10%，因此，当实际的GDP增长（两年内计划为8%）低于自然增长（两年内为10%以上）时，失业问题就可能会产生。
第二，如前所述，预期通常是顺周期的。5%的增长率目标并不能给人带来经济将强劲反弹的信心，加上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民营企业预期减弱也是必然的，而这也必然会导致民营企业投资不振。
第三，中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通常与政府所制定的增长率目标相关。由于5%的增长率目标较为容易达到，因此，政府逆周期的宏观调控力度并不是很大。事实上，就近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我们都没有看到明显而强劲的逆周期表现。货币政策仍然被定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则似乎一直在遵守着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或马约条款）的规则，即赤字率不超过3%。这里，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疫情期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财政赤字率。疫情期间，各国的赤字率经常达6%以上。例如，2020年美国的赤字率为15.4%，法国为19.2%，英国为8.3%，日本为7.9%；2021年，美国财政赤字率为15%，日本为9.4%，欧元区为6.7%，印度为12.7%。而在中国，2020年为3.7%，2021年为3.1%，2022年赤字率更下调至2.8%。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是内生不稳定的，因此，如果逆周期的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够，在顺周期预期的作用下，未来经济能否重回平衡增长路径将存在不确定性。
本文首先论证了经济社会是内生不稳定的，其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存在着非稳定机制——投资调整，而价格调整具有黏性，从而只能是一种弱稳定机制。“内生不稳定”意味着当经济有某种程度的过冷或过热时，经济按照其本身的内在机制，将越来越多偏离其平衡增长路径。“内生不稳定”也必然意味着当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政府逆周期的宏观稳定（或调控）政策对于稳定经济而言是必需的，并且这种宏观调控必须达到一定的力度，才能使这种逆转成为可能。
经济社会的平衡增长路径就是供需平衡的增长路径。与此同时，在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市场力量中，需求侧通常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其中的外需（出口）并不为本国所控；而供给侧的自然增长率则相对稳定，或者说，并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每年的自然增长率为5%，则两年内经济将自然增长约10%——无论这两年内是否存在外部冲击。
按照上述原理，我们对中国近期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讨论。我们发现，中国今年的增长率目标定在7%以上更为合适。这样一个增长率将使中国经济重回平衡增长路径。尽管5%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能够较为容易地达成，但这样一个增长率目标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问题，如通货紧缩、年轻人就业困难、民营企业预期减弱和投资不振、宏观调控政策力度不够、未来经济重回平衡增长路径将存在不确定性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曾经多次出现过外部需求骤减的冲击。就最近两次而言，一次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另一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中国政府都果断地采取了扩大内需战略。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两次扩大内需战略中，政府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为此，在这一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期待政府加大逆周期的宏观调控力度，再一次引领中国经济重回平衡增长路径。
［1］龚刚：《高级宏观经济学——中国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2］龚刚、蔡昱：《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下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图景》，《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2期。
［3］龚刚、高阳：《理解商业周期——基于稳定与非稳定机制的视角》，《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4］龚刚、林毅夫：《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第53—66页。
［5］田国强：《三大变化与重振中国经济应对之策的思考》，《学术月刊》2023年第5期。
［6］Arrow, K. and Debreu, G.(1954):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Vol. 22, 265-290.
［7］Arrow, K. ; Block, H. and Hurwicz, L. (1959):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II, Econometrica, Vol. 27, Jan.
［8］Arrow, K. and Hurwicz, L. (1959):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I, Econometrica, Vol. 26, Oct.
［9］Debreu, G. (1959): Theory of Value, New York: Wiley.
［10］Frisch, R. (1933): Propagation and Impulse Problems in Dynamic Economics,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Gustav Cassel.
［11］Gao, Y. and Gong, G. (2020): Stabilizing and Destabilizing Mechanism: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Business Cycles, Economic Modelling, Vol. 93, Dec., 51-68.
［12］Gong, G. (2013):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Harrodian Economy, with Evidence from China, Metroeconomica, Vol. 64, 73-102.
［13］Harrod, R. F. (1939): 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49(193), 14-33.
［14］Mankiw, G. N. (1985): Small Menu Cost and Large Business Cycles: A Macroeconomic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0, 529-538.
［15］Rotemberg, J. (1982): Sticky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0, 1187-1211.
［16］Slutsky, E. E. (1937): The Summation of Random Causes as the Source of Cyclical Processes, Econometrica, Vol.5, 105-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