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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的钓鱼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古战场遗址，因宋蒙（元）之战而闻名于世。公元1243年至1279年，合州钓鱼城军民在宋蒙（元）战争中以弹丸之地抗战守土36年，使蒙古帝国最高统帅蒙哥大汗（元宪宗）负伤而亡，使进攻临安甚至远征欧亚的蒙古军撤回，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宋祚。
钓鱼城在未筑城之前称为钓鱼山，是当时著名的旅游胜地（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和祝穆《方舆胜览》皆有记载），山上还建有护国寺，有佛教的摩崖造像，文人墨客到此游玩之后，留下了大量的题刻。宋蒙（元）之战后，钓鱼城在元代曾一度被荒废，明代中期随着王张祠（清代称忠义祠）的设立，来此凭吊怀古及游玩之人逐渐增多，钓鱼城又恢复了生机。清代、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来，钓鱼城历经兴衰交替，其内涵也日益丰富。
从宋代至今，钓鱼城内留下了大量的摩崖题刻及碑刻，是反映钓鱼城历史文化最直接的佐证，这些题刻及碑刻有的保存较好，有的已残缺剥落甚至消亡殆尽，然而目前对于钓鱼城的研究，多聚焦于历史、军事、旅游等方面，少有人对钓鱼城的摩崖题刻及碑刻进行专门研究。所幸有识之士在其专著或论文中对题刻及碑刻有所关注，保存了相关信息，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对后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下将对钓鱼城摩崖题刻及碑刻的相关研究情况作一番大致梳理。
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十八合州部分引南宋王象之《舆地碑目》对钓鱼城摩崖题刻收录有7方，按照常理，对钓鱼城题刻的关注应始于王象之，但笔者遍查《舆地碑目》，其记载甚略，并未见有此7方题刻，因《舆地碑目》应是明代人从王象之《舆地纪胜》中抽出而单独刊行，故又查《舆地纪胜》，亦未见此7方题刻。或许曹学佺所引《舆地碑目》另有别本，抑或曹学佺所引内容出自他书而误为《舆地碑目》，不可得知，姑且存疑。为保守起见，笔者认为对钓鱼城摩崖题刻的关注应始于曹学佺。
1921年，合川人张森楷编的《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三十六金石部分收录宋代摩崖题刻9方，明代摩崖题刻5方，每种题刻均注明尺寸大小，并附有张森楷的案语。按照张森楷的构想，本打算遍搜境内金石文字，但事与愿违，实际仍有遗漏，因为他是雇工去拓印的，可能并没有亲自实地勘察，而且《县志》凡例中说，金石收录的时间范围止于明代，所以其中与钓鱼城相关的摩崖题刻也仅收录有14方，实为遗憾。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合川方志中首次对钓鱼城摩崖题刻进行收录，而且张森楷的案语颇具参考价值。
1942年6月，郭沫若游览钓鱼城，写下《钓鱼城访古》一文，初载于《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8月15日），后收录于《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文中介绍了钓鱼城的基本史实，并整录了三种关于钓鱼城忠义祠的碑文，一是明代正德十二年（1517年）合州知州佘崇凤立的《新建王张二公祠堂记》，二是清代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陈大文立的《钓鱼城功德祠》，三是光绪七年（1881年）华国英立的《重修钓鱼城忠义祠碑记》。郭沫若通过这三种碑文的记载，对钓鱼城的相关人物作了简要评议，他反对陈大文将投降元朝的王立和熊耳夫人列入功德祠，说“这简直是十足的顺民理论”，赞成华国英将王立和熊耳夫人移出忠义祠的举措，他还写了一首诗，诗的最后一句是“二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因碑文保存至今难免有所风化，郭沫若此文整录的三种碑文对后世研究提供了参考和便利，至于其观点，此处暂不议。
另据唐唯目《钓鱼城志》（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载，1944年，合川人郑知乐编有《钓鱼城史迹钞》，其书虽已失传，然其编纂体例仍可见，存于民国三十三年《合川日报》六月十四、十五、十六日的版面之中。其凡例第三条石刻考存说：
“鱼山之石刻，宋以前则全渺，《县志》之金石，断于明代，又不尽录。余此钞无论文之工拙，字之美恶，除山僧财产，士绅修及颂扬佛门功德外，均尽量选录。因鉴于癸未秋大雨缠绵近月，山中胜迹，如站佛岩崩坠山下，岩间之古刹，亦因之残损，古人谓山河易改，于此可证，故余宁滥勿阙也。例如唐石头和尚《草庵歌》已不可寻，又如千手观音岩有宋人科名题石，民初尚可读其年代姓名之一部分，今已蚀，而《县志》又失载，惜无可参也。至今墨笔所书，白垩所记，涂满墙壁佛身，污秽名胜古迹，余遍读之，既无当受碧纱笼者，此并缺焉。石刻摩岩、碑志、书楔三类，纪其尽尺度、书体，并《县志》误笔（如‘独钓中原’，《县志》误考为北宋人书之类），及著者履历，亦间考附于末。其他木刻扁对，与抗元有关者，则附于后。”
由此可知，此书于钓鱼城摩崖题刻及碑刻辟有专章，附有考证，应颇具价值，然其书已失传，无从得见，引以为憾。
以上对钓鱼城摩崖题刻及碑刻的关注，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和张森楷的《民国新修合川县志》有保存文字之功，郭沫若的文章是将碑文作为撰文依据，郑知乐的《钓鱼城史迹钞》初具整理的雏形，都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关注钓鱼城的是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他们于1957年和1959年两次对钓鱼城进行实地考察，随即编有《钓鱼城史实考察》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书中说在考察中拓印了一些碑刻，并首次发现了钓鱼城守将王坚的纪功碑，此碑虽已残缺，但因其和钓鱼城战事相关，意义非凡。
为方便叙述，以下对相关研究成果分为论文类和专著类。
（一）论文类
1981年在合川召开了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会议中的论文收录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合川县历史学会编的《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其中有两篇论文与钓鱼城摩崖题刻及碑刻相关，一是戴蕃瑨、罗中典、徐绍穉的《钓鱼城几个历史问题的探讨》，文中罗列了宋代的题刻共计11方，有简要的介绍，但未出具题刻内容，只是作为文章第三点“钓鱼山的发展径程”的撰文依据，又在文后的补记中说此次于《王坚纪功碑》中发现了比原先更多的石刻文字，也算是一点进展，但因原碑残缺严重，仍无法完全识读。二是唐昌朴的《钓鱼山碑记小议》，文中主要对明正德十二年《新建王张二公祠堂记》进行了评议，认为其碑文是关于王张祠的原始资料，后世州志如万历《合州志》及清代所编的《合州志》中对其碑文的收录各有遗误之处，故此碑对于重抄或翻印《合州志》可以起到校正的作用。
另外，在上述论文集中还有一篇合川县文物管理所的《钓鱼城文物风景区资源的调查与评价》，其中提到“宋乾道以降碑文二十二块，其中记述钓鱼城史迹的碑文十二块”，若这份数量统计仅指有宋一代，那就有参考意义，但文中没有说明具体情况，故仅存此以备考。
1990年，王川平发表《钓鱼城有关碑刻的初步研究》一文，载于《四川文物》，又被收录于《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重庆出版社，1991年）。文中将钓鱼城的碑刻分为两类，一是与钓鱼城战争无关的游历题刻、宗教题刻和民国时期的政治标语，二是记录、凭吊、纪念钓鱼城战争及战争中重要人物的碑刻，并对第二类碑刻作了探讨。作者重点评议了两种碑文，一是《王坚纪功碑》，认为“它洋溢着民族救亡图存的精神和英雄意识”；二是陈大文的《钓鱼城功德祠》，认为其将王立和熊耳夫人纳入功德祠中是客观公允的。最后总结道，钓鱼城的碑刻记录了钓鱼城的历史，反映了历代人们对钓鱼城的战与和、对相关人物评价的异同，这就构成了一种认识发展过程。
1994年，秦文玉发表《钓鱼城最早肯定王立、熊耳夫人的无名石刻诗文考》一文，载于《合川史学通讯》（1994年第6期）。作者说是根据王川平《钓鱼城有关碑刻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提到的“最早肯定妥协事件的题刻文字，应当是一位未署名的游人题记”的线索而作出的初步考证。秦文玉根据格律、对仗、诗意和残存的笔画痕迹，还原了残存的原诗，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其还原后的内容还值得商榷，此处暂且不议。他又进一步根据《钓鱼城功德祠》的碑文内容、落款印章和合州吏目沈怀瑗《步陈砚斋太守韵》一诗的韵脚，考证出无名石刻诗作者为撰写《钓鱼城功德祠》的陈大文。
1997年，刘基灿发表《钓鱼城碑刻初探》一文，载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文中将钓鱼城的碑刻分为五类，即筑城抗元之前的碑刻、钓鱼城之战后正面讴歌民族气节的碑刻、争议王立和熊耳夫人功过的碑刻、宋元以后的其他诗作、反映抗日战争史实的题刻，并选取了代表性碑刻进行评析。作者认为这些碑刻内涵丰富，“反映了钓鱼城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艺术与人的精神意识、审美思想，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是钓鱼城文物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黎春林发表《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一文，载于《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5月，第12卷第3期）。文中认为“五岳山人”诗碑和“铜梁山人”诗碑是陈文烛和张佳胤交游的见证，也是判断他们行年的重要依据。因诗碑中没有纪年，张森楷在《民国合川县志》金石部分根据《明史·张佳胤传》考证到“铜梁山人”诗碑作于万历七年（1579年），作者认为有疑点，并根据《明神宗实录》、陈文烛《二酉园文集》和张佳胤《居来先生集》相关材料，进一步考证出两块诗碑当作于万历三年（1575年）。
2015年，符永利发表《钓鱼城摩崖石刻造像的再考察》一文，载于《2015年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此文主要是对钓鱼城内宗教性质的摩崖石刻造像进行了考察，作者将造像分为了钓鱼台区、护国门区、飞来寺区、马鞍山区，并详细分析了其内容、形制及年代。文中涉及一些佛教造像题记，如千佛龛旁的乾隆十八年《祈嗣碑》和咸丰八年《重装彩修千佛金身碑》，三圣龛中的道光二十三年造像题记，飞来寺外的道光八年观音像题记和敬装观音像题记，其内容可与钟秀金主编的《钓鱼城陈列展示文丛》相关部分互为参照。另外，作者还发现千手观音龛（即王坚纪功碑处）的左壁有“乾元亨利贞”残字，右壁有“道光廿八年”残字，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016年，邹国力发表《抗战时期合川钓鱼城题刻的艺术价值及历史意义》一文，载于《红岩春秋》。文中简要列举了抗战时期钓鱼城的题刻，从书法的角度肯定了其艺术价值，从历史的角度认为题刻内容凝聚着抗战精神。
以上与钓鱼城摩崖题刻及碑刻相关的论文共计8篇，有的从宏观上对钓鱼城摩崖题刻及碑刻进行了大致分类，并分析了其中的内涵和价值，有的从微观上对某些题刻及碑刻进行了考证，有的列举了钓鱼城的局部石刻，留下了相关线索并具有参考意义。
（二）专著类
唐唯目编的《钓鱼城志》（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对钓鱼城综合记载的书，重在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此书的第七章“文物和古战场遗址”对钓鱼城的石刻进行了梳理，收录了宋代至民国的摩崖题刻及碑刻共计33方。此章对大部分题刻及碑刻注明了年代，少数题刻附有按语，部分内容因考虑到保持原貌而未加标点，有少数文字疏于校勘。然此书出版较早，或因当时条件所限，能有如此成果，实为不易。
四川省合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合川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对钓鱼城辟有专章，将摩崖题刻及碑刻单独列为一点，收录宋代至当代的石刻共34方，大部分注明了年代及所处位置，对于文字内容较短的石刻录有原文，加有标点，此外别无多余阐述，或因《县志》编排的篇幅所限，未能详尽。
刘基灿主编的《古钓鱼城》（天地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部综合介绍钓鱼城的书，在第五章“摩崖镌刻”中收录了宋代至当代的题刻及碑刻29方，另在其他篇章中散见的题刻收录有9方，共计38方。此章对收录的大部分题刻标注了年代及所处位置，对文字内容有标点断句，其特色是对题刻内容进行了大意阐释，颇有参考价值。
刘道平编著的《钓鱼城的历史与文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也是一部综合介绍钓鱼城的书，其书第四章为“钓鱼城的摩崖题刻及碑记”，收录宋代至当代的石刻共计55方。此章对收录的大部分石刻注明了年代及所处位置，对石刻内容有标点断句，其特色是附有大部分石刻的插图，有些还是拓印版，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线索和便利。
钟秀金、池开智等主编的《钓鱼城陈列展示文丛》（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共有9辑，是一部较为全面展现钓鱼城历史文化的书，其中与钓鱼城摩崖题刻及碑刻相关的主要有三部分。第5辑《忠义祠及历代碑刻》收录了与忠义祠相关的和存于忠义祠的碑刻，还有与护国寺相关的碑刻及题刻，共计17方。第6辑《历代摩崖题刻》收录了宋代至当代的摩崖题刻及碑刻，共计43方。第7辑《雄关险道石刻》收录了当代名人的摩崖题刻，共计28方。另在第8辑《鱼山名胜风光》中还有两种佛教造像题记。《文丛》共计收录了90方摩崖题刻及碑刻，涵盖了宋代至当代的绝大部分，并附有大量的插图，多有珍贵的拓印版，其特色是图文并茂，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钓鱼城的题刻及碑刻内容。
王利泽、王中格编的《钓鱼城》（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也是一部综合介绍钓鱼城的书，此书第四章“碑刻校注”对钓鱼城题刻及碑刻的收录在数量和内容方面与钟秀金之书大同小异，其特色在于对石刻内容的校注，有利于对石刻内容进行深入了解，也为后世的继续整理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
张文、孙丰琛编的《钓鱼城历史文献汇编》（重庆出版社，2020年版）重在史料的汇编，搜集了正史、杂史、别集、总集、笔记谈丛、方志、碑记中有关钓鱼城的资料，其中收录了宋代至清代的钓鱼城摩崖题刻及碑刻共计20方，仅录原文并注明出处，然其下限止于清代，其史料亦仍未搜尽。
蒋晓春、蔡东洲等编的《南宋末川渝陕军事设施的调查研究》（重庆出版社，2020年版）重在历史和考古研究，其中第四章为“钓鱼城地面文物”，第三节为碑刻与摩崖题刻，碑刻部分收录了宋代至清代的碑刻共计17方，摩崖题刻部分收录了宋代至当代的题刻共计115方，两部分共计132方，并对大部分碑刻及题刻有简要说明。此书在收录数量上是目前最多的，其中还有一些前人没有发现或关注的题刻，其提供的线索对继续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以上与钓鱼城摩崖题刻及碑刻相关的专著共有8部，收录了大量的摩崖题刻及碑刻的文字内容，有的进行了简要注释和说明，有的附有相关插图及拓片，虽有未尽之处，但已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为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和便利。
通过以上对钓鱼城摩崖题刻及碑刻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看出前人的研究有如下成就：
1．题刻及碑刻的搜集工作趋于完备，比如关于其年代、所处位置、存佚情况、数量的统计等。
2．题刻及碑刻的整理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比如关于其内容的点校、注释、拓印等。
3．对题刻及碑刻的探究取得一定成果，比如对其作了大致分类，有关于其内涵和价值的探讨、对某一题刻或碑刻的相关考证等。
但目前也存在一些未尽之处：
1．搜集工作仍有遗漏，比如有些现存的残刻未加以关注和收录。
2．整理工作仍不完善，比如对题刻及碑刻内容的点校、注释和考证还有些失误和疏忽。
3．对题刻及碑刻的探究仍有一定空间，比如对其内涵和价值的探讨还可继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