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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文词古奥，义蕴渊微，且年移代革，简脱文断，复又佶屈聱牙，以致微言大义茫然难寻。对《内经》的研究，自秦汉以降，代有大师，全元起、王冰、杨上善、张介宾、李中梓、恽铁樵等卓有建树，各各立派成家。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任应秋先生将其分为：1.校订疏证诸家，以齐梁人全元起、唐人王冰等为代表；2.分类研究诸家，以隋人杨上善，明代张介宾、李中梓为代表，用分类的方法，按不同性质内容，从类分门，附意阐发；3.专题发挥诸家，各就其所长，择一个或几个问题，专题研究。先生编辑《冉氏内经举要》，“删其繁芜，撮其枢要，且所编次，各以类从”，属分类研究一派。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人类长期进行科学实践的结晶，并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而充实、丰富、提高。先生高度重视学习方法的研究，提出合、分、大、深、实五个研习《内经》的方法。1.合并研究，2.分别研究；3.大处研究，4.深入研究，5.实际研究。五者浑然一体，互动互补，又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其大处研究一法，饶有新意，研习《内经》（包括研习传统中国文化及中医）者不可不晓。“大处研究，学者须先识其大体，再观其理论，进而寻求其归结，然后穷研，以会通其精神”。“识其大体”“观其理论”“寻求其归结”“会通其精神”四者次递层层深入，直到落实把握会通其思想主旨这个重中之重。梁任公读书，主张第一遍鸟瞰，第二遍解剖，第三遍是会通。两人主张高度共识，方法一辙，心心相印，大师鸿儒心有灵犀。
当前中医学术界主要精于分立研究，即“务于精熟”这一专题研究。此固然必要也不可或缺，但根据中医文化学术内在矛盾和演变轨迹，大处研究一法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与投入。
先生进而提出大处研究的关键“要在不求甚解，不解之解。不必拘拘字面，钻研名词，死守数条。阙其所当阙，辨其所当辨，阐扬其所当阐扬”。“不求甚解”，并非教人读书马马虎虎，囫囵吞枣，而是谆谆教诲后学做学问的要诀，强调“会通其精神”。先生反复陈说“古人文字有古义的、有互通的、有假借的，须要寻旨归、识大体。不以文害词，不以词害意，通其所当通，阙其所当阙，庶为得之”。《内经》先秦著作，去草昧未远，又历经战乱，迭经编纂，错简残篇，真伪杂乱，不适用机械式的研习。凡读书论世，尽信书不如无书，强调通过自己的思考判断其价值，构建涵摄文化的理论。
“不求甚解”的大师首推陶渊明，他在《五柳先生传》中首倡这一治学方法。书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讲明读书治学，不要胶柱而调瑟、固执刻板、咬文嚼字、死于章句之下，重点在前后贯通，领其大略，欣然会意。不能不解，不求凿解，不求甚解，敢谓得解，以待后之学者。冯其庸先生回忆，钱穆给他讲做学问要“我见其大”，要看大的方面，不要钻牛角尖。1990年2月笔者在台北《海峡中医》第一卷第一期曾撰文论说“独观大略，不求甚解”的微言大义，现摘录于此：
“雄才大略的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徐庶等人‘务于精熟’固然可欣，而‘观其大略’的诸葛亮却因成就了三国鼎立的大局面而彪炳史册。一代天骄毛泽东在论述战略决策时高瞻远瞩地指出，‘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暂时放弃延安，我们将得到整个天下’。诗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明对事物本质认识不清，是因囿于一隅，未能登临绝顶的缘故。一旦登高极目，豁然开朗，便‘一览众山小’。横岭侧峰，远近高低尽奔我来。伟人、哲人、诗人的韬略、感受，对我们研究中医极富指导意义。
“‘不求甚解’的学习方法，是适应中医理论特点的。众所周知，整体观是《内经》学术理论的基石，由此也规定了对其研究也必须满足整体性原则。所谓整体性原则，即在不干扰人体生命活动，不割裂人体各部分之间生的有机联系与条件下进行研究的原则。离开了整体性，像脏腑经络这样整体性的研究对象势必难以被揭示。大处研究法，识大体会通其精神，要在不求甚解，满足中医学整体性原则。
“‘不求甚解’的大处研究法与现代系统方法具有一致性。自然哲学阶段，直观加思辨的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法象莫大乎天地，变化莫大乎四时’；实验科学阶段，分析方法占主导地位。系统方法突破了以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它不要求人们硬把活的有机整体分解成许多死的部分，然后机械地相加，而是如实地把研究对象作为有机整体来考察，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系统的特征和运动规律，亦即‘大处研究’法。现代系统论学者认为，总结中医学中的系统方法，不仅对医学而且将会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起积极作用。有识之士的卓见，古今一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