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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尽管传统新闻法律制度不断遭到挑战，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但历史的联系客观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秩序状态的要求，同时也说明法律传统的巨大惯性。”
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法制有其前因后果，它既对中国传统新闻法制有所传承、超越，又对后继政府新闻法制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新闻法治世人钦慕，但前提是新闻法制必须是“良法”，遗憾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经历军阀新闻专制、国民党新闻统制，迈入的却是国民党对新闻业的“政党之制”。故在围绕这些研究缺陷的基础上，本文重点从新闻法制演进的宏观视角阐释此阶段的新闻法制，相较以往研究本文有两点创新之处：
（1）力避“脸谱化”研究取向，综合考察新闻界人物及观点。
李统兴认为，我国新闻史研究存在“以政治为单纯的评价标准形成了历史人物的‘脸谱化’和某类报刊的‘脸谱化’”。这样的研究资料运用方法，导致“脸谱化”的“好人”，其报刊主张和新闻稿件被一概赞扬，对其违背报刊职业道德的事实则隐瞒或回避。
例如，梁启超建议袁世凯“表面为舆论之仆，背地为舆论之主”；章太炎提出“民主国本无报律”，但当了法务部长后却全力支持新闻立法；黄远生被学界称为“报界奇才”“新闻通信第一人”，但他却建议袁世凯将报纸所记的所有人物事件都作为“侦缉材料”，严密监控。
同理，对军阀政府新闻政策的论述，也尽量摒弃军阀的个人色彩，着重从新闻法制本身来论述问题。
（2）避免落入研究军阀史窠臼，客观呈现当时政府新闻法制。
北洋政府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各地军阀更是能够左右政局、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辛亥革命后地方军队势力与士绅势力联合政权抬头，梁启超称之为“部落”
。1917年李大钊援引日本军阀政治情形论述中国问题，将“军阀”一词与北洋派政治首脑相关联。
五四运动之后，革命派的声势再次高涨，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地方军阀之间冲突加剧。1920年上海国民大会策进会深表忧虑，“兹外交荆棘，内阁剧烈，民凋敝，国事蜩，统四万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日玩弄于军阀、政阀、议阀、党阀之掌股以上，皮肤任其炽灼，骨髓任其敲吸，思前虑后，疾首痛心”
。到1927年这些军阀、政阀、议阀、党阀更成为国民党的卵翼，国民党掌控政权逐步成为新的政治强权，党阀由此产生。当时学者感叹，“现在一般都只知道旧军阀、新军阀的可怕，其实现在的军阀是不成问题了，旧军阀固然会消灭，新军阀也要打倒，就是打倒一个新军阀又出一个新军阀的时候，仍然是可以一样的把他打倒，所以我们现在不怕军阀，倒是怕‘党阀’，所谓党阀，就是利用他个人的地位操纵党的行动违反党的纪律”
。梳理从“部落”到“党阀”的轨迹，不难发现军阀史与新闻法制史泾渭分明，故本研究重点断不能着重于军阀而忽视新闻法制近代化的历史大背景。
本研究不足之处亦有三点：（1）囿于笔者学识，在资料搜集上仍有所不足，对史料运用方面也不免功力欠佳，特别是在对新闻法制发展的宏观把握上视野较窄，系统性、宏观性的“大历史”视角运用相对笨拙。（2）在法律文本、法律制度本身的论述上，作为跨学科论题难免众口难调，新闻传播学观点与法学理论的观点取舍与恰当引述评论对笔者来说是不小考验。（3）为紧扣新闻法制主线，避免失焦，对出版史、法制史、文化政策等新闻法制相关学科的著述、文章未做学术梳理，仅在内容上有所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