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变法

20 世纪 20—50 年代，在美国，对于绘画的强烈关注相对减弱，在临床的成套测试中仅有DAP较为引人注目。但欧洲的状况却有所不同，精神病人的绘画和关于画的专著继续定期出版，DAP和科赫的树木画测试都仍在临床或咨询场景中广泛使用。

本书无法详细介绍描绘某一主题的绘画测试产生以来的全部发展，在此简单提一提欧美研究者进行的树木画研究、特殊的应用法和变法。现今科赫的树木画较之HTP使用更为广泛，因此主要论述欧洲的发展。不过，首先看一看HTP彩色系列对预后测定的价值。

彩色HTP绘画的分析并非由巴克所开创，而是佩恩提出，以补遗的形式追加在他 1948 年的论文之后。现在HTP的奉行者使用一系列的色彩，让被试使用一套 8 色蜡笔（红、绿、黄、蓝、茶、黑、紫、橙色），以此作为测试的通常的实施方法。其中也有研究者使用更多的颜色，有研究者使用水彩画工具让被试画第三系列的画。然后在解释彩色画时不明确指明，使用相当特殊的色彩象征（例如黄色的树干表示表面的敌意等）。增加第二系列的绘画并进行提问的巴克的方法，需要耗费被试与测试者很多时间。结果如果能得到相应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一方法或许能正式确立。

哈默（1958）的初步试验显示，无色彩的描绘与彩色的描绘的显著差异对于精神病理诊断与预后很有价值，他开发了色彩系统的特殊使用法。之后，他巧妙地设计了接近于盲试的实验，分析了他人介绍来的 20 名被试的彩色画与无色彩画并进行了追试（哈默，1969）。此实验中，首先作为成套测试实施了HTP，在其他人格测试实施之前记录了分析结果。然后他才将被试分类为正常、神经症、性格障碍、潜在的精神病状态（可能入院就诊或属精神病初期）、反应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器质性障碍等多个类别。6 个月后，他请求介绍这些被试的精神科医师以尽量近似于他所定义的概念给被试分类（为使该医师不受哈默分类的影响而间隔这段时间）。结果对 60 人中的 48 人，医师的诊断与哈默的诊断吻合，其中对处于精神病初期的被试的鉴别特别显著地一致。最初测试时，对于某些表面上日常生活自理良好的患者，哈默预测他们迟早会精神病发作，结果证明他所作的预测中有80%是正确的。

哈默指出，彩色画较之无色彩画更能显示这些患者丧失与现实的接触等异常“不均衡的因素”。哈默认为，最初的主题，也即无色彩画的系列及之后的PDI，缓和了被试的自我防卫，结果在第二个（彩色）绘画主题中投射了新的经验。他进一步假设，色彩的使用本身就能够接触到人格深层，将关于被试的自我印象及对外界环境的态度的无意识经验带到表层。很难断言哈默的第二个假设是否正确。尽管如此，他展示了病前患者所画的彩色画中，能够发现铅笔画中无法发现的丧失与现实接触的明确征兆这样印象性的病例。可以认为，像这样连续地运用无色彩画与彩色画，是早期获知某些病前心理状态的有用辅助手段。但用于机能健全的成人时，是否能够比单独使用无色彩画更能深入理解人格还不明确。

另一方面，运用树木画的大多数欧洲学者以科赫的树木画测试为出发点，法国心理学家斯托勒（Stom）综述了巴克与科赫的方法，发展了她自己的树木画分析手段。

斯托勒仅采用树木画，主要关注儿童研究，她对树木画分析的态度，大部分比较倾向于科赫的方法。但她反对科赫对资料直观、象征性的处理方法，以及科赫的量表中关于特殊征兆的大多数不甚明确且过于概括的解释。接受了正规临床心理学训练的她，偏好巴克的确切而秩序井然的方法。她自己的分析手段可谓是科赫与巴克两大体系的折中。

斯托勒利用 2416 名 4—15 岁健康儿童的绘画，确定了以 90 条统计项目构成的成熟尺度。她又利用统计学手法研究了定量指标，试图阐明怎样的特征或特征的集合与特定的情绪状态，如恐惧的状态等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斯托勒的说明中，作为定量分析基础的“特征簇”（sign cluster）这一概念的确立是她最重要的结论之一。

在斯托勒的实施方法中，不进行PDI形式的提问，因而与科赫的方法相近，但她让被试画以下 4 幅画（斯托勒，1963）。

（1）准备 21cm×27cm的白色测试用纸与削好的 2B铅笔（不使用橡皮、直尺、圆规）。然后指示“请按照你的想法描绘一棵树，松科的树（松树或枫树）除外”。

（2）最初的画完成后，收集画好的画，再发给同样大小的空白测试用纸，指示“请按照你的想法描绘一棵与之前不同的树，仍然是除松科的树（松树或枫树）以外”。

（3）收集画完的第 2 幅画，再发给同样大小的空白用纸，指示“这次画梦中的树，也就是想象中的、不存在于现实中的，请按照你的想法描绘”。

（4）收集画完的第 3 幅画，再发给同样大小的空白用纸，指示“这次请闭上眼睛，随意地画出一棵任意的树”。此时被试完全闭上眼睛是很重要的，眼睛不能丝毫睁开。

在斯托勒看来，第一幅画表现与环境或不认识的他人间的相互作用；第 2 幅画表现与身边的环境或熟悉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梦中的树显示了被试未被满足的欲望和倾向；闭上眼睛描绘的第 4 幅画表现了未整合的过去经验。

在法国进行的另一项有趣的研究，是分析被认为没有精神病的成人的绘画。马修（Mathieu）与迪费利（Defayolle）（1964）用 5 年多的时间在科赫树木画测试中实验性地应用精神测定方法，得出利用树木画分析能够了解描绘者智商（IQ）这一结论（很显然，他们的研究是在不受古迪纳夫与巴克的研究制约下进行的）。

他们主张，绘画较之包含语言技能或动作的主题测试，能够更好地判断与生俱来的智力，为标准化选取了“树”作为主题。他们最初按照法军士兵一般智力水平（NG，Niveau Général）测试的得分，将群体分为一般以上、一般、一般以下，从成人的树木画中选出 96 个特征。除去与智力高下无相关性的特征后，他们论述了智力一般以上的 8 个特征和智力一般以下的 8 个特征。但是他们关于智力水平高低的量表与巴克总结的特征一样失之于武断，例如没有树叶的树（冬季的树）是智力水平低的特征，“树干的轮廓涂黑”是智力水平高的特征等等，使人无法理解其理由。

总而言之，马修与迪费利给这些特征的有无、绘画的和谐程度、线条的笔法、测试用纸上的位置等，描绘整体的美学性质上的若干要素分配了各自的数值。他们宣称将判定两者间的可靠性与被试在NG中的IQ得分进行比较后，得出两者间有非常高的相关系数。

其他研究树木画的欧洲学者们进行了让被试描绘几棵树或有特殊性质的树的实验。例如，在荷兰亨格罗的职业心理学研究所，进行了让被试画 3 幅画的实验。即让被试描绘①普通的树、②幻想的树、③梦中的树［据科赫（1957）与斯托勒（1963）报告，发表与否不明］。另外，荷兰阿纳姆的心理学家乌宾客（Ubbink）让被试讲述他所画的树及其至今的生活，将此方法命名为“说话的树”。更有甚者，瑞士的维德里希［来自科赫（1957）的报告］的指示也变得疯狂，要求被试“请画出疯狂的树（crazy tree） ”。他从处于催眠状态的被试的实验中发现，只要简单地让被试描绘“疯狂的树”，就能够让清醒状态的被试如同催眠状态一样，表现出深层无意识中的经验。

匈牙利的哈桑尼（Harsányi）与多纳斯（Donáth）（1962）让被试画两幅树木画，两幅均无色彩，也不改变指示。之后根据两幅树木画的相似程度分为 1 阶段到 3 阶段。他们宣称，两幅画在尺寸、表现、树形等方面的差异最为显著（3 阶段）时，则表明了强烈的紧张情绪，只描绘一棵树是无法发现这一点的。

关于科赫树木画测试的大量论文，可见于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的研究期刊上。其中多数是对测试有效性的探讨，也有对特殊的应用方法，特别是对发现精神病诊断有效指标的尝试。也因为这么多的论文，科赫自然地被看做是树木画测试的权威。

以笔者的观点看来，弗里克的创新研究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他称赞科赫的独创性与洞察力，同时试图对其缺乏规划的量表加以系统排序，追加了一些更好的解释。他在教育咨询师的工作中注意到树木画测试对于学生援助非常有效。与斯托勒以及后来的科赫不同，弗里克并不太关心统计标准，而毫不犹豫地认同对画进行定性解释而直观展现的重要功能。从他注重从树木画中得到的积极性说明可以看出，他较之大多数的研究者似乎更倾向于以身心健康、智力较高、情绪安定的人群为研究对象。无论在哪个病例中，他都把被试当做一个完整的个人进行全面的观察，虽然并不执着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但其解释是极为通俗易懂的。

例如，科赫对于树的大小几乎是断言式地下结论，也即异常大的树显然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异常小的树常常是内因性抑郁症的表现。弗里克关于树的大小的立场却较之更为柔软灵活，引用古代德国格言“世界对多数人而言过于狭小，但对某些人而言又过于广阔”来加以说明。他认为，异常大的树与异常小的树都不必然是病理性的特征，不过是反映了被试人格的某个侧面而已。

弗里克的独创性贡献在于，他发现了笔画特征与视觉、听觉、运动感觉 3 种基本感觉型的高度相关。视觉型人的特征是分化的、大部分是柔和的、正确的、装饰性的笔画；听觉型的人倾向于运用不连续的、无力的、粗糙的笔画；而运动型的人其特征为有力的、轻快的、一笔画成的笔画。如果承认不同的类型应有不同的标准的话，那么，对于巴克、科赫、斯托勒等人统计资料的有效性便会产生很大的疑问。根据他们的观点，将以异常快速的动态笔画绘成的树木画解释为精神迟滞等显著的典型病理特征。但是，高智力的成人很多都像这样描绘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需要担心之处；与其解释为存在问题或智力有限，不如解释为运动型人的树木画中的正常现象。同样地，对于黑色粗线条，科赫解释为抑郁，巴克认为是敌意的表现，而弗里克在赋予其病理性的意义之前，先考虑浓而粗糙的笔画是否是听觉型人的健康表现。在本书的第三章将举出能力极高的人所描绘的单纯的树，阐述基于来自样本群体统计标准的解释会产生重大的误解这一现象。

笔者最后想关注的著作是R.萨切沃斯（R. Suchenwirth，1965）详细探讨树木画的精神病理分析的论文。他的观点认为，为人格研究的目的描绘的画，表现了不依从通常精神测定性评价的格式塔，因此树木画不应被认为是测试；而且为查明必然暗示特定疾病的特征或特征集合的研究是否有效也尚有疑问。他的结论认为，树木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诊断工具。他认为树木画在精神医学中的应用价值在于长期性的研究，也即追踪治疗中患者的疾病过程（恶化或改善）。萨切沃斯指出，在精神病的状态中，随着患者的状态恶化，作为格式塔的树逐渐崩溃；反之在恢复的过程中会出现格式塔的再整合。

萨切沃斯的理论（如同他所提出的病例）清楚明白而具有说服力，但很不可思议的是，美国解释精神分裂症患者绘画的专家并不太接受他的理论。这大概反映了精神分裂症是向幼儿期的退行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产生来自对弗洛伊德关于作为精神分裂症特征的、力比多的撤收与退行理论的误解。至少关注精神病患者的绘画的研究者大多将这些绘画用幼稚（退行后）的性质加以说明。另一方面，如果认为绘画能够表现经历了外界的格式塔形态逐渐崩溃或已经崩溃之后的内在状态，那么，精神分裂症式的描绘在某一层上便容易被理解了。格式塔的安定性是正常意识的特征之一。正如沃特曼（1952）所写的“虽然可能会有各种形式超出常规的发生，但格式塔形态崩溃、转换为新的布置则只有在精神病人中才出现”。

毫无疑问，催眠能够使人退行到幼年时期的生活阶段，如同维德里希所显示的一样（科赫，1957），催眠状态下的绘画方法与被试“被暗示”的年龄相对应。但将成人的绘画中（无论是神经症还是精神病）可见的“幼稚形态”与年龄的退行视为等同似乎缺少根据。向幼儿期退行与格式塔形态发生不整合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两个不同的现象。萨切沃斯强调，精神分裂病人的绘画表现了格式塔的不整合。另外，还有一些论点值得研究：

（1）联想语测试尽管能够揭示较深层的心理，也难以作伪，但现在几乎不再使用的原因大概因为它是作为个人方法实施，也必须针对每个人进行解释。

（2）因为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与德语“格式塔”（Gestalt）相对应的同义词，于是直接使用了英语原词。格式塔的意义不仅是形态、样式、结构或布置，还意味着在部分的总和之上的整合全体。但较之德语的格式塔质（Gestalten），我们倾向于使用指代复数的“格式塔形”这一概念。

（3）成年人所描绘的抽象的树或幻想的树的一般印象当然与幼儿的画明显不同。成人被试的画呈现高度的组织化与整合性，描绘方式或局部形态的表现都比较有条理。儿童的绘画无意识地描绘出幻想的形态，描绘方式基本缺乏整合性，这反映了幼儿对“树”的概念抽象化时，通过绘画表现实际树的细部，在内心整理特定树木的能力不足。第六章的实例 40 的 3 岁男孩所描绘的幻想的树与第四章的实例18、19、20 中成人描绘的幻想的树相比区别十分明显。另外，也可将实例 41 中 6 岁少女所描绘的抽象的树与第六章“抽象的树”部分所有的实例相比较。

（4）在我们的资料中，有相当多智力优秀的被试中出现了D ₂ 中的项目。巴克因这些项目在 50%以上中度精神迟滞者、不到 50%轻度精神迟滞者的画中出现而将之评定为D2。巴克评定中度精神迟滞者群体拥有小学 2 年级学生程度的学习能力；但通过对我们的被试进行评定后发现，D2中项目的多数人拥有博士学位。（R. 萨切沃斯，1965） d13662vqd62WXbhzTXAgGymQQISqg0Yazf0kju479yAZn3DcIYrC00nKIY7Ir6/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