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由于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明显增加，一些动荡地区的人道主义问题也由此变得日益严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这种国际形势，打着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为实现自身利益随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武力颠覆他国政权。历史一再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和实施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不仅未能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反而制造和加剧了大规模难民潮、恐怖主义等新的危机和灾难。人道主义干涉实践乱象丛生，人们对“如何界定人道主义危机”“是否应该干涉”“谁来干涉”“怎么干涉”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疑问和思考。

人道主义干涉所引发的危机是伦理的危机，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纠正和“再思考”应当是伦理层面的反思，从伦理上超越对干涉的路径依赖、重构人道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是应对人道主义问题的必由之路。西方伦理观在道德取向和代表性上都不尽完善，人道主义领域亟须能够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立场和诉求的新伦理观。基于传统文化思想积累的中国伦理观和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共同为应对人道主义危机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这条路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日益崛起的中国全球影响力为支撑，以超越人道主义干涉的全球价值追求和伦理关怀为终极导引，将会为国际秩序的重建和全球善治的浮现提供新的动力。

探讨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危机及其出路，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厘清基本的概念体系。本书考察了人道主义的由来及内涵、界定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并且厘清了其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对于充满争议的“由谁干涉”“怎么干涉”等问题，本书首先分析了支持人道主义干涉和反对人道主义干涉的两种流派，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人道主义干涉问题及其实质进行了剖析。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从阶级性、经济基础事实、历史实践的具体评判、人类解放等角度出发，从根本上分析战争的正义与否。这种方法对于评价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极具现实意义。

为进一步细化相关论证和阐释，本书特选取了三个具体案例展开个案式研究，即伊拉克禁飞区计划、科索沃危机、利比亚战争。以上述三个案例为线索，具体考察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两个问题，即实际上的国际人道主义干涉是由谁主导的，是如何干涉的。通过相关考察，不难发现，冷战后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干涉，多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多持批判态度。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尤以美国为主，充当了人道主义干涉的主要发起国。在此基础上，本书专门对美国的人道主义干涉进行了分析，从历史上考察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政治传统、分析美国热衷于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动机以及造成的后果。美国的人道主义干涉，实际上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宣扬其意识形态的动机而发动对外干涉，其行为消解和颠覆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本质属性，制造了新的人道主义灾难，严重干涉和侵犯了别国主权和国际秩序，使人道主义干涉在实践中陷入了严重的伦理困境，引发了诸多问题。近年来，国际社会恐怖主义滋生、欧洲难民危机大规模爆发、中东陷入乱局等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人道主义干涉不无关联，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

既有的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伦理要素长期以来在国际问题研究中被忽视。本书旨在推动实现相关研究的伦理“回归”。本书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相结合、历史回望与现实关照相结合、逻辑演绎与理论归纳相结合，认为西方伦理观在人道主义领域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了一系列负面后果，西方伦理观基础上的干涉行动造成了“危机之外的危机”，利用“制造灾难”的不道德方式去“解决灾难”。因此，有必要探索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东方伦理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西方价值观中充斥着带有道德偏见的对峙性思维，而东方价值观则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对异质文化的尊重。

人道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东方转向”或“中国转向”是一场具有重大全球意义的观念革新，既超越国界，同时也包容异质而具有国别关怀，着眼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和谐共生，尊重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很多对人道主义干涉持怀疑态度的国家都建议，国际社会在寻求解决人道暴行之前应当首先解决贫穷问题和不发达问题，因为很多产生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是贫困和不发达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发生发展的伦理根源，以共同协商和共谋发展的方式来应对问题和实现共同繁荣，不将本国意图和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从国际社会演进的宏大历史进程来看，共商、共建、共享，以外交而非武装干涉手段协商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以共同命运为指引将相关国家纳入国际社会治理，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