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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客观现实情况的总体认知与宏观概述。国情既是动态变化的，又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实践条件下保持长期稳定性。国情发展既遵循历史客观规律，又必然会呈现出不同时代的特殊样貌。正确认识与把握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确定并解决时代中心任务是贯穿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基本前提。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对社会性质进行分析研判既是我们党观察和理解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党研究现实国情的重要依据和基本前提。1939年12月，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问题时就提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社会性质体现和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国情深刻影响着社会性质，而社会性质的改变必然带动国情发生革命性的巨大变革。因此，正确理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认清现实国情的关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十分注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进而逐步走上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道路。他主张：“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准确地把握了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正确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此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提出了新的判断：一是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来。1957年他说过：“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
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明确提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
毛泽东这个判断虽然在时间上的估计短了一点，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必须有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获得社会主义制度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并且把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建成适当区分，较之斯大林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等同起来的观点更为准确。二是把建成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冬，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继续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进一步研究，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个观点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很有启迪作用。然而，这些理论判断，未能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此后的20年间，出现了两次大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了中国实际，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基本国情，违背了客观规律，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科学认识并制定了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并据此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坚持中国正确发展道路的根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越过这个初级阶段。以此为出发点和根本依据，我们党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又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总结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基本经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长期奋斗的基础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方式。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贯通百年党史，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系统总结了党在四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解决，对党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进行了全面分析。一百多年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把握，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逐步成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正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明确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经验教训，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发展创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了深入而准确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和被侵略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的矛盾便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当帝国主义不用战争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性质和矛盾作了详尽分析，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
在准确把握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宣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党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二五”计划建设成效显著。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在此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集中反映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中。开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矛盾，要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理论成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尽管此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偏差，社会发展遭遇了严重挫折，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肯定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进行了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一论断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党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面对“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要任务，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判断，蕴涵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最新发展，对我们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围绕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在什么时候顺利发展。反之，党的工作中心就会出现偏差，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到挫折，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把我国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即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是党领导人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新发展与实践新推进。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它以建立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为最高目标，既包括未来国家形态、政党性质等内容，也包括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路线、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等。在《共产党宣言》的附录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建设目标，“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们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损害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
。20世纪上半叶开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围绕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做了有益而曲折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诞生，不仅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且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时代的发展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中国现代化应该走向何方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并谋取胜利，即消灭私有制，进而通过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改革开放初期，在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强调要从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高度去探索社会主义的本质。由此，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突破性的崭新认识。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
中国式现代化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追求共同富裕。马克思把消灭剥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对自己本质的把握作为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并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提出了12条
具体措施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差别现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10条
具体措施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除阶级差别、消除城乡差别的一些具体措施虽然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他们关于社会公平理论的科学性，因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平的思想是我们党提出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渊源。党在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公平思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好，就是要解决其他社会形态解决不了的问题，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党领导人民，通过“三步走”战略，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从20世纪末达到总体小康社会的标准，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等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了“卡夫丁峡谷”
，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一种新型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难题。“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就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把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反而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其对人的压迫剥削是阻碍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
是造成无产阶级各种苦难的根源。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世界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新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这一新的模式就是社会主义，通过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也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现代化。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科学论断。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我国在1956年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之后，即开启了构建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进入新时代，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论断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创造性回答，形成了关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和成功模式。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写了资本主导下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再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推进了民主政治的现代化发展。民主政治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评了西方民主政治中的议会制、普选权，指出其具有虚伪性、欺骗性，是形式民主而非实质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把“国家的人民”变成“人民的国家”，以“人民”为目的和原则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质民主”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国家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高级社会制度”中新型生产关系的科学设想，是对新的社会形态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前瞻性考量。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深化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质民主”思想，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超越。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质民主”激发了社会活力，提升了人民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增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总量”，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获得健康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已经把“未来社会”作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形态文明。他们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国与国之间为了资源利益的残酷战争以及资本逻辑下物质至上和价值缺失的人类价值危机等。“物质文明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既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对人类文明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毁坏。资本主义鼓励向世界各地扩张，野蛮掠夺资源，残酷剥削奴役当地居民，毁灭了当地的文明。人类文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科学社会主义告诉我们，要消除资本主义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危机，可能的路径就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立更高级的社会制度，重新调整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构建一种符合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念，发展出新型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在重新界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推动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高目标，认为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科学设想，包含着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这一“共同体”思想，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秉承“丛林法则”，坚持利益至上原则的批判，也是对未来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着对人类命运、人类未来的思考和安排。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建设、拓展“金砖+”合作、召开中非合作论坛、设置中非发展基金等。在共同体理念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细化、具体化，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环境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在全球人民关注的生命健康、医疗卫生、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推动共同体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合理，为全人类的发展、幸福作出了中国的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根本价值。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资本主义所谓普世价值的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价值的虚伪本质，指出“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
，即世界各种价值观念，没有本质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分，只是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历史进程而发展出来的价值取向、价值形态。在处理世界各种价值观差异时，应该坚持“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从此发生的社会结构，便是该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基础”
的原则，尊重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坚持开放、包容、多元、发展的价值判断标准，鼓励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以自己的价值传统、价值准则进行价值取舍、价值判断。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承认世界价值观多元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发展”这一与世界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环节，把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普惠发展、共享发展理念，“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现实问题，……让每一片土地都孕育希望”
。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价值纽带、价值桥梁，成为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根本价值遵循。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内核的实践和深化。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
。它不仅是中华文明历史穿透力的纵向延伸，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民为邦本”的优秀传统规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所遵循的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不仅由中国共产党的属性和宗旨所决定，同时也得益于传统民本思想的文化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西周初期，统治者在反思和总结前朝何以衰败的因由时，即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朴素民本思想，强调要善于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倡导“以百姓心为心”，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墨家提出“爱利万民”，农家呼吁“君民共耕”，兵家强调“唯民是保”，等等。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时期诸子百家对民本思想的大力阐发和倡导，为后来中华民族发展中“重民”智慧、“忧民”情怀、“富民”愿景、“安民”理想、“兴民”抱负以及“利民”政策的不断涌现奠定了文化主基调，“民为邦本”的优秀传统也由此成为历代中国人民所共享的价值取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者，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一百多年来，在一以贯之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和坚持人民至上，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实现“均无贫”和全民共富是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要求，这样的文化底色和价值追求，与恩格斯所提出的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的要求是相契合的。历史地看，我们党始终将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根本原则而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始终。早在1930年，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所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国家”主张进行了剖析和批评，认为这种“现代化国家”仅仅是以满足少数人富裕为目的，“以少数人的快乐，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上面”，与此不同，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则是“全民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
后来，邓小平则明确将“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进一步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同时还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方略。这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本意蕴。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不仅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同时还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实现人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天人合一”的优秀传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图景。人类社会在由蒙昧状态走向文明状态的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或人与天）的关系问题，表现在文化方面，就是几乎所有中西方的古老文明中都存在自然神灵崇拜或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中华文明具有特色鲜明的“天人合一”传统，它推崇“天”乃万物衍生的根源，而“人”则是天工化育之物，天和人本质上是一种共运的亲和关系，人的生存与发展须臾不能离开自然这一母体，必须顺应和敬畏自然而不可僭越之，必须有节度地取用自然资源而不可破坏之。从《易经》较早提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到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要求君子“畏天命”，庄子倡导“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及至张载则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概念和“乾坤父母，民胞物与”理念，再到王阳明主张“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等等，这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中的“天人合一”传统是一以贯之的，同时还决定了历代先贤志士在阐释和追求“人道”时，往往将其与“天道”相关联，诚如张君劢所总结说：“吾国人之论天也，常不离人；其论人也，常不离天。”
从哲学上看，“天人合一”所反映的乃是一种整体思维下的宇宙观，它“将一切凡可称为有者，作为一整个而思之”
，深刻揭示了主客体相互依存的包容精神和交互作用的发生机制。正是得益于“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注重有节度地开发利用自然，大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从革命年代注重兴修水利、改良土质以及开展植树造林运动，到建设时期提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
的号召，再到改革开放时期明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倡导“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自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根本大计”的政治高度进行阐释，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耕地休耕轮作制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将保护和对待生态环境视为如同“保护眼睛”和“对待生命”一般重要，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从根本上扭转了一段时间以来领导干部中存在“以GDP论英雄”的不良政绩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具体方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诚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以和为贵”的优秀传统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各民族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方式和方法也彼此殊异，有文明和野蛮之别。中华民族历来推崇“允执其中”“先义后利”“尚公抑私”的文明理念，主张建立有序、有礼、有义的社会人际关系。对此，儒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墨家也主张和期冀“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
。这种镌刻在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和合”传统文化基因，不仅决定了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在国际社会上寻求霸权，同时还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秉持一种和平发展的理念以及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强烈信念，坚持“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传统价值理念，坚决摒弃旧有且错误的“零和博弈”思维，坚信“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在“时空超越”中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实现的目标，呈现出信念之美、理性之美、创造之美和价值之美，不仅对于中国自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还为推动和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公共产品。比如，在发展理念和倡议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价值”等理念，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勇者不惧”的优秀传统激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勇者不惧”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中国历代思想家无不将“勇”作为一种美德进行阐释和颂扬，“勇”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德性。古人所推崇和强调的“勇”，不是主张人们鲁莽行事，而是倡导“勇毅有智略”，“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也不是鼓励人们为所欲为、恶意破坏，“勇”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为善之举”，是高尚意志的彰显，诚如墨子所说，“勇，志之所以敢也”。从历史进程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它不是轻轻松松、在敲锣打鼓中实现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不懈的伟大斗争中，以一种“勇者不惧”的奋斗姿态和拼搏精神向前推进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开篇位置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提升到“三个务必”的战略高度进行阐释和定位，将“发扬斗争精神”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原则，强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历史反复证明，在面对难题困境和激烈竞争时，企图以妥协退让、委曲求全来换得国家发展进步注定是一种幻想，只有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才能存，只有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才能兴。“勇者不惧”的优秀传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激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成功推进和拓展”的根脉，其规约了中国式现代化“民为邦本”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天人合一”的生态图景，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以和为贵”的文明意蕴，激发了中国式现代化“勇者不惧”的磅礴伟力，从而在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比较中呈现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