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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了战略部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基本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当今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翻版，而是对现代化概念的重新定义。工业革命后，以发达工业化国家为标准的现代化，不仅带来了全球环境不可持续的危机，而且人们的福祉也并未随着GDP同步提升。目前世界上关于现代化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均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无法满足生态文明和新发展理念下中国新的现代化转型要求。因此，必须对现代化进行重新定义，为现代化概念注入新的内涵。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更多的是集中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现代化内容本身。自晚清以来，中国关于现代化的探索，无论是最开始侧重器物和技术层面，还是后来关注制度与思想层面，也多是集中在应走西式还是俄式道路“实现现代化”上。对制度与思想的讨论，更多的也只是将其作为器物现代化的手段和途径。经过实践，中国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对现代化的经济内涵和目标，则更多的是以发达国家为标准，重点是如何学习和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
毫无疑问，工业革命催生的以发达工业化国家经验为标准的现代化，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亦是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是，这种现代化模式却有其内在局限，主要包括：发展目的与手段背离、发展不可持续、无法以此模式实现全球共享繁荣。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很多正是源于这种现代化概念的内在局限。解决这些问题，仅仅思考“如何实现现代化”已远远不够，更应该对“什么是现代化”，即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定义，提出面向未来和全球普适的现代化新论述。
目前的现代化理论，更多的是20世纪中叶作为解释西欧和北美几百年工业化社会发展的理论，主要由西方社会科学家发展起来。现代化被定义为工业化、城镇化、理性化、官僚政治、大规模消费和民主化的过程。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基于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将经济现代化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大规模消费阶段。一直以来，这种现代化理论为在欠发达国家实现西方式经济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
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批判。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殖民、贩奴、掠夺土地和资源、剥削工人等，这种方式不能也不应该为其他地方复制。还有一些反思，则集中在现代化过程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与后果。但是，这些批判更多的是集中在西方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产生的负面性，以此说明其他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实现现代化。对于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本身的内在局限的批判却不太充分。关于现有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问题虽然已有很多讨论，但大多是一种绿色工业文明的思路，冀望在现有现代化范式下通过新技术突破实现可持续；或者，冀望通过所谓“增长的极限”或“无增长的繁荣”等比较极端的方式解决可持续问题。对于欧美现代化内在的悖论，则少有论述。
因此，需要从历史的维度、全人类发展的高度和深度，对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概念进行根本性反思和重新定义，赋予现代化新的内涵和目标。中国探索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建立新的现代化论述具有独特意义。中国既是旧现代化概念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又对其弊端有切身体会。中国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质是对基于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的现代化概念的反思和重新定义。尤其是，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是中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尤为重要。
工业革命以后，以发达国家或工业化国家为代表建立的现代化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以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高度依赖物质资源和化石能源的投入，不可避免地导致环境和发展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这种现代化模式可以让世界上少数人口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目前，发达国家的全部人口约为11亿，占全球人口不到14%。所谓现代化悖论是指，一旦这种现代化模式扩大到全球范围80多亿人口，或者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就必然会带来发展不可持续的危机。
这正是目前全球环境危机等问题的根源。目前全球流行的现代化概念，正是基于这种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模式。此外，从发展的根本目的来看，这种增长模式似乎并未带来福祉水平的同步提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现有的所谓现代化国家，也没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比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针对的是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说明，SDG的17大类目标，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地实现。
——碳排放。在碳排放方面，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高排放国家。发达国家的累积历史碳排放占全球的80%以上。当前的人均碳排放，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减排目标无法实现，全球气候危机就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就无法和谐共生。
——生物多样性。根据联合国2020年的评估报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COP10）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的20个目标（即爱知目标），在全球层面，没有一项完全实现。中国是完成情况最好的国家之一。根据2021年《达斯古普塔报告》，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速度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现在物种灭绝的速率，比基准速率高100—1000倍，且这一速度还在加快。
——环境污染。发达国家的环境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美好。比如，其农业是典型的化学农业，使用大量农药、化肥和激素，造成大量污染。以空气污染为例，根据美国环保署对1990—202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的效果评估报告，美国治理空气污染将避免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疾病和过早死亡，估算将产生2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即不治理空气污染会产生的危害）。但是，如果只是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然后从其他国家进口高污染产品来消费，那么这种现代化模式就没有全球性意义。
——福祉后果。经济学用效用表示消费者的福祉水平，而效用又取决于给定收入条件下的商品消费，故收入状况就成为测度福祉的主要指标。以收入分配标准看，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并没有解决好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由此带来严重后果，而这些问题又源于背后的深层制度问题。
由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福祉，如果进一步从福祉的维度来测度就可以发现，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同步提高民众的福祉。以健康为例，经过年龄标准化后可比的癌症人口发生率，美国是中国的约5倍，是印度的约18倍。有趣的是，发达国家的高发病率与高治疗率同时发生。在这种“高发病率、高治疗率”的扭曲模式下，疾病治疗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医疗产业的这种扭曲模式，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发展逻辑惊人地一致。目前，美国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18%左右。按照GDP的标准，这种增长是“高质量”的，但按照福祉标准，结果正好相反。
这意味着，一直以来为发展中国家追捧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并不是一种可持续、高福祉的生活方式。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内在特征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不仅带来环境不可持续，也使得发展偏离了发展的根本目的即福祉。这种GDP导向的经济增长，没有奉行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不是将人民福祉当作发展的目的，而是将人当作经济增长的工具，使经济增长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
环境与发展之间冲突导致的不可持续，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两难冲突。工业革命后建立的高度依赖物质资源和化石能源投入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虽然可以让世界上少数人口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但是一旦这种模式扩大到全球范围，或者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就必然会带来发展不可持续的危机，出现“现代化的悖论”。
世界上有两类国家，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当全球南北方国家差距足够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均产出足够低于发达国家时，由于全球生产总量有限，不至于出现全球性环境危机。此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看似可以在全球复制，因为其环境不可持续的内在局限由于全球南北差距大而被掩盖。
这样，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就被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现代化的模板。目前全球广为接受的现代化概念，正是以发达工业化国家为标准的、以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现代化。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探索，更多的是将发达国家经济内容和发展水平作为默认标准，主要集中在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实现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即如何提高产出水平，而对“什么是现代化”，也就是产出的内容是否可持续，以及是否能够提高人民福祉，则缺少深刻反思和质疑。当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也按照工业化国家的模式快速发展，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危机爆发，这种现代化模式不可持续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
欧美式“现代化的悖论”，实质是传统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