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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应对传统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危机的必然选择，意味着决定人类行为的底层逻辑发生根本变化。生态文明和传统工业文明底层逻辑的区别，意味着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
生态文明最核心的理念之一，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
在传统工业时代，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对立关系，长期以来绿色发展都被视为一个负担，良好的生态环境被认为是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因此，所谓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或“先发展（或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就被作为一个发展规律被广泛接受，而治理污染则被视为一个负担。
生态文明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同于工业化社会盛行的物质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它强调保护大自然的行为也增进人类福祉，同样也创造价值。这就使经济增长有可能摆脱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同时也大幅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到“越保护、越发展”。“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具体的机制设计问题。将“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必须要有具体的体制机制。比如，通过生态补偿制度让提供生态服务的人们获得相应的收入。如果上游可以通过提供生态服务获得足够的收入，则他们就有动力去维护上游的“绿水青山”，而下游也会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受益（减少损失、提高生产力、提高福祉）。从而上游就不需要通过走破坏生态环境的道路来发展经济，上游和下游就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双赢局面。又如，通过碳排放交易机制，一些碳汇活动（植树造林等）就可以获得收入。
第二，价值观和发展理念的问题。这个更为根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福祉，即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仅包括市场化的供给内容，也包括大量无法市场化的供给内容。其中，“美好生活”需求还可以催生新的市场供给内容。比如，基于优美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文化，可以发展很多基于市场的新业态（比如，生态旅游、体验、个性化需求等）。同时，那些难以市场化的内容（比如，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化），本身也可以愉悦身心，提高人民福祉。这些内容虽然无法在市场中直接交易，但都有影子价格。比如，人们愿意花钱旅行（支付交通食宿等费用），去生态环境更好的地方休闲。
目前，大部分关于“绿水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第一个层面，即机制设计层面，对第二个层面更为根本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的变化，关注相对较少。发展理念的变化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顾虑加大环境保护会影响经济发展，而是采取了大胆的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对于消费者而言，价值观念的变化意味着消费观念、消费内容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原则时指出，“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那么，如何理解“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第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标准的经济分析中，“美好生活”用消费者效用函数来刻画，消费的商品数量越多，效用就越高。虽然在理论上，这其中的“商品”也包括各种无形产品，但由于无形产品在数学上比较难处理，故通常经济学标准效用函数中更多的就只是处理物质商品，即所谓私人产品。同时，生态环境等非市场化的因素，也并未包括在标准的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因此，标准经济学的效用函数，往往难以准确刻画人们的福祉以及经济活动背后的动机，很多时候其理论预见也就同事实不符。
第二，生态环境不仅是福祉的重要内容，还具有普惠性。所谓普惠性，在经济学上同非竞争性的概念有关。也就是说，生态环境同普通商品不同，在一定的生态环境容量下，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很多人同时共享，增加人数并不影响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享受。并且，很多时候，好的环境都是免费物品。比如，一个社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则所有人都可以受益。不像物质商品，比如10个苹果，一些人如果多消费，则其他人就不得不少消费。
第三，改善生态环境的回报其实非常高。正是由于生态环境具有普惠性，其投资回报实际上较常规投资更高。这种投资，一方面可以催生很多市场化的新兴经济活动，从而带来高市场回报，另一方面则以非市场回报的形式出现。如果单纯以市场回报为标准来衡量，则这种回报可能不一定高，但如果以民众福祉来衡量，则这种回报就非常高。这就同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只有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下，才能真正理解并追求生态环境的价值。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相互依赖共生的生态系统。它们不仅相互依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它们之间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共生效应。这种共生的生态系统，提供有价值的生态服务。
但是，一定程度上，传统工业化的逻辑同这种生态的逻辑相冲突。传统工业化的逻辑，不是去充分利用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生物多样性共生效果来造福人类，而是强调单一生产的规模经济，并过于依赖强大的工业技术去改造自然。为了发挥工业化的优势，工业化逻辑往往将这些相互依赖的子系统分开，以大规模方式进行开发。比如，农业单一种植。结果，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不仅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中难以体现，生态系统的功能更是被传统工业化逻辑破坏，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
具体而言，人的经济活动从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两个方面对生态系统产生冲击。
第一，在发展的内容上，并不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对人有直接使用价值，人们只是将其主观上认为有价值的链条抽取出来，并进行大规模生产。而且，这个“主观价值”，又是受商业力量驱使而不断演变的。这种演变的方向，更多的又是服从于商业逐利的需要，而不是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需要，很多时候甚至也不是服从于增进人类福祉的需要。这就是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往往本末倒置的原因。
第二，在发展的方式上，经济活动均是按照传统工业化逻辑进行组织，而工业化的逻辑更多的是依靠大规模生产。这就意味着，当工业化的逻辑改造基于自然的农业生产体系时，由于工业化逻辑同生态逻辑不相容，即使在所谓生态容量范围之内，也可能会带来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
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中的“田”为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农业时代发展的先进生态循环农业体系具有很强的共生效果。比如，桑蚕共生、稻鱼共生、稻鸭共生等农业模式。但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田”被按照工业化逻辑改造成单一农业、工业化农业、化学农业，农业面源污染成了最大的污染源之一，“山水林田湖草沙”相互依赖关系也因此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