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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福祉或追求“美好生活”，而发展理念，也即对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不同观念和定义，就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及其不同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后果。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背后，一定有其发展理念的根源。传统工业文明下的发展理念，主要是实现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的最大化。
这种理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工业革命之前漫长的历史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只能维持基本生存，解决物质匮乏就成为人们最重要的需求。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开始从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的漫长农业文明，进入生产力飞跃的工业时代，开启了工业文明新纪元。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高物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大规模消费为其开辟市场。但是，大规模消费遇到两个阻碍：一是在工业革命前生产力低下的农耕和手工业时代，人们形成了节俭的消费习惯和文化宗教传统；二是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总有限度，不可能无限扩张。如果不能为大工业生产开辟消费市场，建立在工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增长就无法持续。
如何克服这个阻碍？如果将人们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长期形成的节俭的消费习惯，改造成同大规模生产相适应的大规模消费习惯，就可以人为地创造大量市场需求。这就需要转变人们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比如，让物质财富成为一个人事业成功和社会地位等的标志，则追求物质财富就成为满足人们无限心理需求的手段，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也就难有止境。这样，长期物质匮乏时代形成的节俭消费习惯和文化宗教传统，就被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和过度消费习惯改造。
由于经济系统只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这种在狭窄视野下追求人类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虽然带来物质财富生产力的跃升，但却必然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带来不可持续的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这种建立在物质财富消费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繁荣，带来了环境与福祉两个方面的后果。
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必须建立在消费主义持续扩张的基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生态环境容量被突破。与此同时，传统工业化组织模式侵入生态环境系统，亦产生破坏性作用。生态体系是众多主体相互依赖形成的共生系统（包括自然系统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传统工业化的逻辑，则是借助强大的工业技术和工业组织力量，将这个相互依赖的共生系统中人们认为“有用”的个别链条抽取出来，以大规模工业化的方式进行攫取或生产。当这个相互依赖的共生系统被破坏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就可能出现系统性崩溃。
在这种基于物质财富生产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下，消费的扩张与人类福祉提高往往发生背离，导致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本末倒置。发展的终极目的，乃是提高人们的福祉或幸福，经济增长和消费只是增进福祉的手段。大量研究表明，在很多国家，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像人们以为的会持续同步提高国民幸福水平。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市场经济的高生产力，乃是由一个误导的信念所驱动，即物质财富带来幸福。“正是这一欺骗，激发并保持了人类产业的不断进步……从而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那么，如果不改变传统工业化模式，所谓绿色技术能否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毫无疑问，绿色技术创新对提高生产力和国家竞争力均十分重要。但是，与人们直观认识相左的是，如果不改变发展理念和发展内容，这种绿色工业文明的思路，并不总是带来可持续的结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加剧环境危机。杰文斯悖论揭示，英国煤炭行业效率提高，反而带来煤炭消费的提高。这种反直观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孤例，而是源于发展背后的深层逻辑，即所谓发展的悖论。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何在？虽然绿色技术和效率提高会降低单位产品的环境强度，但技术进步的驱动力，却是为了获得更大利润。因此，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力量，往往会驱动生产和消费总量不断扩张，而总量扩张将加剧环境污染的效果，最终会超过环境强度降低改善环境的效果。
因此，在传统工业文明的框架下，技术进步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所谓的绿色工业文明也无法实现。只有改变生产和消费的内容，让增长内容很大程度上同生态环境破坏脱钩，才能避免经济扩张导致的环境不可持续。这就必须在生态文明这一更大的框架下进行转型，将传统工业文明纳入生态文明范畴，才有可能形成所谓绿色工业文明，使其成为生态文明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如此短时间取得了世界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代化成就。但是，为什么中国不是继续这种现代化轨迹，而是提出要彻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一，中国现代化过程遇到了其他国家同样遇到的不可持续的世界性难题，不得不转变。两个世界性难题：一是基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现代化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不可持续问题，包括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二是“现代社会病”，包括福祉、社会问题，以及环境破坏和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大量健康问题。尤其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几乎在同一代人身上发生，他们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好处和弊端均有切身体会，这就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更多经验和思考。
第二，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底蕴，为中国提出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现代化概念提供了足够的养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不是简单地学习西方经验和市场经济的结果。世界上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在寻求现代化，但只有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能够成功。这背后，有中国无形的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些无形因素在标准经济学中往往被忽略。文化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发展理念和行为方式，从而对经济绩效产生关键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亦代表中华文化的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生态兴、文明兴”揭示了生态环境和文明兴衰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生态兴既是文明兴的前提条件，又能促进文明兴盛，亦是文明兴的标志。
第一，生态兴是文明兴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系统作为支撑，则人类的发展就失去其存在的基础，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文明，即使暂时获得兴盛，最终也必然会走向衰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均发源于森林茂密、水量丰沛、田野肥沃的地区……而生态环境衰退特别是严重的土地荒漠化则导致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衰落”
。表面看起来，工业文明的兴盛似乎可以独立于“生态兴”而获得。但是，随着生态环境后果的显现，传统工业文明的危机正不断爆发，比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
第二，生态兴促进文明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关于商品的论述中，引用了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实际上，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来自于劳动和自然。生态环境同发展之间，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良好的生态环境“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大自然提供的生态服务，不仅是人们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也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比如，农业生物多样性可以有效抵御病虫害的发生；昆虫授粉可以大大提高作物产量；优美的生态环境，还可以提高人民福祉，催生大量亲环境的绿色经济。
第三，生态兴是文明兴的标志。仅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还不足以成为文明兴的标志，因为这种兴盛可能是一时的而非长久的兴盛。以传统工业文明为例，工业革命后短短300多年，其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之前人类所有财富的总和。而且，少数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模式，被大多数后发国家追随。通过全球化的方式，工业文明从西欧扩展到全球范围。看起来，这似乎标志着工业文明的兴盛。但是，这种短短300多年表面的兴盛背后，却是巨大的不可持续危机。所以，只有生态兴，才是文明兴的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
。这句话点出了生态环境的重要特性：一是生态环境亦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即“失之难存”，而使用价值正是价值的基础；二是同有形的工业产品不同，生态环境具有“无形”的特点，即“用之不觉”。正是这两个特性，决定了大自然提供的服务不仅难以察觉，而且难以在市场上交易。因此，生态环境也就很难纳入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视野，由此产生了种种生态环境后果。
生态文明与传统工业文明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视野的差别。传统工业文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从狭隘的经济视野来认识和满足人类需求，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对立。生态文明则超越传统工业文明视野，从“人与自然”更宏大视野看世界，通过尊重自然获得更大的福祉。这就为人类最优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系。
但是，如果只是在“人与自然”的框架下思考问题，而不转变价值观念的话，还不足以产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结果。生态文明不只一个简单的将所谓外部成本（即外部成本、隐形成本、长期成本）内部化的问题，因为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样有成本（比如，环保政策的监管和执行成本）。按照经济学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最优行为模式，环境不一定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只有同时具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识到生态环境“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的价值，才会产生不同的成本和收益的概念，通过转变发展内容，形成“越保护、越发展”的结果。
因此，只有从狭窄的“人与商品”经济视野扩展到“人与自然”更宏大的视野，同时价值观念亦发生深刻转变，人类行为的很多约束条件才会发生改变，才会带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结果。原先一些不在考虑之列的因素，也会主动或被动地纳入行为决策时的考虑。同时，由于价值观念的变化，消费者的目标函数亦发生改变，一些过去不在目标函数内的因素，比如“用之不觉”的生态环境服务，就成为新的目标函数的一部分。很多过去在“人与商品”视野下被认为是最优的行为，在“人与自然”视野下就不被认为是最优；反之亦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努力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个概念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定义。这实质是在中国发展经验基础上，对以西方工业化社会为默认标准的现代化概念的反思和拓展，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