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人民为谋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而身处欧洲的马克思对发生在遥远东方的战争深感同情，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在各种运动相继失败，各种思潮、主张无力解决中国问题的背景下，流行于欧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被译介到中国。

孙中山是第一位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欧美，他考察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1896年居留伦敦期间，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时，接触了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899年，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这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二一期至第一二四期译介《大同学》一文，其中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不仅如此，《大同学》还译介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部分内容。

第一个在著述中提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是梁启超。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称之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4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四十六号至第四十八号上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又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了简要介绍。

甲午中日战争后，一大批进步学生东渡扶桑，走上曲折的救国救民之路。他们通过开办报馆，举行讲习会等形式宣传革命进步思想。其中，《译书汇编》是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译书杂志，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书汇编》于 1900年在日本东京创办，主要译载欧美、日本等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新思潮等方面的著作，受到国内外青年和学生的青睐。1901年《译书汇编》连载了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一文，文中将西方反对资本主义压制、倡导贫富均衡的学说称为“社会主义”。1903年，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广西大学创建人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二卷第十一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指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是《近世社会主义》，该书1903年 3月由赵必振翻译，广智书局出版，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学说，以及欧美诸国社会党的现状，它称《共产党宣言》为“一大雄篇”。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机关刊物《天义》和《新世界》也是早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载体。《天义》是刘师培等留日学生创办的无政府主义机关刊物，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间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但在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12年《新世界》连载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早期社会主义流传过程中在中国出现的一部较为完整的著作。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等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曾译介过《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胡汉民在《民报》上发表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一文，宋教仁于1906年 6月在《民报》上发表译自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上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廖仲恺在《民报》第七、九两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方面，朱执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朱执信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被毛泽东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拓荒者”。1906年，朱执信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列）传》，在《民报》上连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翻译《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部分内容。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以革命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热心地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孙中山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圣人”，认为“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着激烈碰撞与转变。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通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阵地得以扩大，一批进步青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这批进步青年中的代表有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发起了猛烈批判。陈独秀在他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上，陈独秀在撰写的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论道：“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度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又说：“德意志之拉萨尔及马克思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从以上论述看，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源和主要内容的认知层次尚浅。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发表《谈政治》一文，宣称抛弃先前崇仰的西方民主共和政治，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该文标志着陈独秀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从文人学者转为马克思主义信徒，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从浅显走向深入。他的言行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为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促进了各国人民群众觉醒，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俄国十月革命给陷于彷徨、苦闷的中国人昭示了新的理想目标和建国方案，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俄国革命的发展，搜集关于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11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号召人们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迎接这个世界的新曙光。在中国被瓜分的危急时刻，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进一步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1919年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指出：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十月革命给中国人带来巨大启示，那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加速在中国传播的客观原因。十月革命后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号召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还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这是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又一重要原因。1919年7月，苏维埃俄国政府公开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废弃（俄国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等。该宣言于次年冲破中国反动当局的新闻封锁，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得知宣言的内容之后，感到“无任欢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青年毛泽东就曾兴奋地指出，“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1919年爆发了以学生斗争为先导、各阶层积极响应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后，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将奋起救国推向高潮，在这次坚决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激烈碰撞和转变的时期，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批先进分子中，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并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建了革命组织新民学会，他创办的《湘江评论》别开生面，成为反帝反封建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力阵地之一。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有机会阅读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进一步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器。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在天津积极投入爱国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参与发起建立觉悟社。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1920年1月，周恩来等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被北洋军阀政府天津警察厅拘捕。在被拘捕期间，他向难友们作了五次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其内容有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

参加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在五四时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翻译的《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了较系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匏安发表的《马克斯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李汉俊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了系统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家、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1920年 8月作为《晨报》的记者出访苏俄，并加入共产党。瞿秋白在苏期间，奋笔著述，写了大量关于俄国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受到苏维埃政府热情接待，多次见到列宁。从1921年开始，瞿秋白在《新青年》和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十篇重要通讯，对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的建设、工人组织、农民问题等作了一系列报道和介绍。这是十月革命后，第一次由中国人向全国人民所作的关于列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报道。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亲自护送下去天津，途中，他们在骡车上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到上海后，就开始到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和工会组织一起组织集会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专刊共发表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了北京、天津、长沙、南京等地工人的状况。《劳动节纪念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

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该研究会即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运动。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组织创办半公开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上海的党组织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同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陈望道，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等，他于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春回到家乡，后来来到杭州大佛寺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于1920年4月翻译完成。《共产党宣言》于同年8月出版，9月应读者要求再次出版发行。可以说，《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先进中国人在寻求挽救民族危亡道路上，从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到主动传播和接受运用马克思主义，再至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丛书收集了1899年至1914年我国出版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早期文献，按时间顺序分为八卷。收录的文献既有专著，也有刊载在杂志上的文章。早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大多来自国外译著，作者受时代、认知和立场所限，有的观点和表述在今天看来并不妥当甚至错误，但作为那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仍有保存研究的价值。作为后世学人，应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丛书中有的文献仅少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我们仍将文献全貌或较多的节选收入，以便于读者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背景全貌。

这些马克思主义早期文献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为寻求真理进行艰苦探索的过程。我们编撰此套丛书，既是对他们筚路蓝缕的致敬，也是为启示后来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要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张远航
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