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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国民党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众多：世界大战后重新安排世界政治格局的“雅尔塔会议”，只有美、英、苏三国参加，而将列为世界大国之一的中国排除在外，重新划分战后远东的各自利益，反映了中国大而不强的弱势外交；日军的“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丢盔卸甲，失去大量领土，遭受了空前的惨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污腐败乱象使国民党政府政治形象极度低下，造成了国人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强烈质疑和不满；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党争不断，经济上又通货膨胀，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中共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大后方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共顺应潮流提出建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深得民心，尤其是社会中间力量、民主党派。
1945年，抗战即将进入胜利阶段。在抗战周年纪念会上，蒋介石认为“今后一年为‘收获战果’的一年。……迎接反攻，作收复时期的一切准备”
。毛泽东也估计：抗战胜利后即将会有一场关于接收问题的“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以下编者梳理了从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到8月14日蒋介石发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这一时间段内的国际国内形势。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于8月8日正式声明加入），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
。
7月28日，就内外形势研究对苏政策，蒋介石在日记里说：“对国际形势与今后政策之研究：一、俄国已视美国为其假想敌，故其不能不以我国为其外交政策重大之目标，如我能自主自立，中立不倚，则彼当能尊重我中立地位，否则，彼必不择手段使我无法建设，甚至承认中共使我分裂，当在意中，若我用武力强制中共以期统一，彼则必在满蒙边境收容‘共匪’制造傀儡政权，如我因此不惜与俄一战，则在此八年战争以后，人力物力疲乏万分，政治与宣传几乎在俄共所笼罩之中，不能如七七对日抗战时之容易把握也，故今日之情形，无论对内对外，惟有用政治与外交方法求得谅解与解决也。……二、今后国际政策之方针：（一）自重自主自立。（二）防美孤立主义不问东亚事。（三）防俄操纵陷我孤危。”
7月29日，蒋介石力劝宋子文再赴苏联交涉，宋子文虽应允，但蒋介石以其不愿负责为忧。
7月31日，蒋介石召集赫尔利、魏德迈及国民政府军政高级干部，讨论日本投降时美军登陆地点及史迪威返回中国战区等问题。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实有派史迪威为华北美军司令之准备，且已预定，故其致魏德迈电，请余坦白交换意见，此事如果实现，则两年来所受苦痛与奋斗全归泡影，国家更增分崩之危机，以史之护共阴谋总不能消除也，故明告以不能再令史在中国战区服务也。赫尔利与魏德迈亦竭力反对，此与去年孤苦独战，其势已大不同矣。”
8月2日，蒋介石接见赫尔利大使，委托其转交备忘录一件给美国当局，对于选择指挥美军在中国境内作战之将领，盼能慎重考虑，尤须顾及与中国战区统帅及军队合作之能力。备忘录全文：“鉴于美国军队即将在中国海岸登陆，领导美国军队在中国境内作战之将官之选择，为一极端重要之问题，选择美国将官必须顾及其能与中国战区统帅合作之能力，同时并须注意其能与中国军队及其将官合作之能力，此种将官，不应为曾经在作战上及中美其它关系间表示无能力与中国方面合作之人。换言之，美国在华将官之人选，不应有任何曾经显明表示与中国政府及中国国民志趣企求敌对之将官参加其间，中美现有之良好有效合作，中国之政策极愿继续维持加强，中国不愿再见其作战努力与对美关系，因不良人选而遭受重大影响及阻滞之最近痛苦经验，重新来临。职是之故，亟盼美国政府对此形势慎重考虑，派充可以得有中国政府及人民完全信任之将官。总之，中国愿有未曾干预中国各种内部争议，自存门户之美国将官；至中国方面可以接受之将官，吾人包括魏德迈将军、辛浦生将军、褚斯可将军及其他在欧洲战区已表显其成绩之各美国将领在内。”
8月3日，美国杜鲁门总统、英国艾德礼首相发表联合声明：集中使用盟国对日作战部队，于最早可能期内，彻底击败日本陆海军，使其无条件投降，并解放日本之占领区。
8月4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重申上次谈话（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彼得罗夫大使，与谈外蒙古、大连、旅顺及东北铁路等问题，并明告中国外交自主，此次柏林波茨坦会议，如讨论有关中国问题而有所决定，中国决不承认）要旨，嘱其面达斯大林，并明告对于军事合作，中国可予以方便与协助，而对于政治方面，则苏联务须尊重中国之主张；总之，我国之主权不容有所损害也。
8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电报就准备应付必将到来的内战局面指出：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8月6日，蒋介石分别电美国杜鲁门总统、英国艾德礼首相，表示同意将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南地区划归东南亚战区。先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于8月2日同时电蒋介石，谓彼等在波茨坦会议时，英、美联合参谋团建议，将法属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南地区归入东南亚作战地境内，如此中国战区仍包括越南一部，以掩护中国作战之侧翼，同时可使蒙巴顿将军得以进出越南南部地区，彼等认为合理，特以此征询蒋介石意见。蒋介石分别电复表示同意，并声明：“在中国战区包括北纬十六度以北越南及泰国地区在内，所有英、美、法及其他盟国之陆上、海上、空中及两栖作战，必须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管理，除非事前报告最高统帅并经批准，不得执行任何军事及秘密活动。”
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地共死伤20多万人。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宣布从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8月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
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蒋介石则曰：“今日接俄国已对日宣战之消息，忧虑丛集，而对国家存亡之前途，与外蒙古今后祸福之关系，以及东方民族之盛衰强弱，皆系于一身，能不战栗恐惧乎哉。”
8月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分别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的讨论意见修改后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他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
8月9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表示深信日本“必因贵国压倒势力之加入，迅速完全崩溃”。他立即召集会议，商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的对策。
8月9日10时30分，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战与降的问题。军方与外务省意见对立，双方相持不下，一直到10日凌晨3时，才以“天皇的决断”，即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为附带条件通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
8月10日7时15分，日本外务省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电报，发给驻瑞士公使加濑和驻瑞典公使冈本，令其转达给中、美、英、苏四国。
8月10日，在日本即将败降的新形势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厘定了在华行动方针，训令魏德迈：“不得损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但将继续支持“中央政府军重新占领现为日本所占中国战区的一切地区”；“太平洋战区之美军正准备控制中国战区的关键口岸和交通要地”。训令表明：“美军将把他们解放的中国要地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所委派的机构和部队”。还命令魏德迈：“帮助中央政府迅速运送中国中央政府军到中国的战略要地去”。同时又指示：“同中央政府之外的中国军队和机构打交道，将严格限于军事形势之需要”
。
8月10日，蒋介石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指示各战区对日军投降应注意事项，电曰：“（一）敌已无条件投降。（二）同时令敌驻华最高指挥官转饬所部，即就现态势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物资、交通，扰乱治安秩序，听候所在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或战区长官之处置，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三）各战区应注意下列各项：甲、对敌可能之抵抗的阻扰，应有应战准备。乙、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丙、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丁、对投降之敌军及俘虏，不得危害，并剀切通令所属官兵。戊、各战区除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外，应酌留必要部队维持当地治安。己、国军之整编，得由各战区长官斟酌状况暂缓实施。（四）该总司令对敌后各要点、要线之挺进占领，及令敌军分区集结、监视、缴械办法，仰即日拟具详细计划呈核。”
8月10日下午5时35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称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次广播是外相东乡茂德未通过军事当局的检查，代表日本政府播发的。
晚上7点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当时设在渝中区两路口）证实。美国新闻处立刻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消息。
下午八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时，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抗战胜利，蒋介石有许多事亟待决定、处理。偏偏这位大使不识相，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纠缠不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很不情愿地离去。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按照早就拟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战区发电，并令吴铁城、陈布雷提出宣传与各党部应办之事，已经深夜12点了。
8月10日，中共中央迅速致电华中局，对新四军的部署做如下指示：“一、六两师及苏南、苏中担任夺取南京、上海之线”，“五师集中全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总之，延安的要求是：“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同时，作为政治部署，延安指示：“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五师师部即日发表武汉市长及湖北省主席，人选你们拟定之”
。中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所部：“全军区部队应立即部署，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大同、阳泉、张家口、唐山、山海关前进，准备接收日伪军的投降。”同时命令：“立即以边区政府名义委任宋劭文兼北平市长，张苏兼天津市长，王昭任石家庄市长，刘秀峰任保定市长，朱其文任秦皇岛市长，张萝旭任张家口市长，张明远任唐山市长，刘达任大同市长”
。
8月10日晚深夜12时，周恩来起草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命令第一号，宣称“同盟国在波茨顿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顿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8月11日清晨，蒋介石约见美国大使赫尔利，对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答复。蒋称：自己一贯主张，日本国体由日本人民自选。至于要求天皇出面签订降书以及将日本置于联军统帅之下各条，完全同意总统的意见。9时，再次约见赫尔利和魏德迈，就沦陷区军事紧急处置等问题表示看法。
11时，到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提出今后大政方针与各种处置。
8月11日，蒋介石电复美国杜鲁门总统，同意对日本政府请求投降与其联名答复，其所拟之复文稿，亦表同意。他主持国防最高委员会及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合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投降有关问题。
8月11日，蒋介石手谕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曰：“徐声钰已否经过第三战区或由兄另派员与冈村宁次作非正式通告：甲、日军各部队应驻在原地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交通。乙、武器必须完整保存负责交与我国军之正式代表，非由本委员长命令不得移动。丙、不得再有烧杀破坏之行为。丁、严令我各军对于归诚之日军或俘虏不得虐待。余已嘱徐声钰代告，亦望兄一面派干员与其非正式接洽，一面令其派正式代表到长官部洽商投诚办法可也。”
8月11日，蒋介石发布反对延安总部所发第一号令的《军委会电令全国各部队听命执行受降决定并电十八集团军遵照》：“军委会已电令全国各部队，听候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并于十一日电令十八集团军朱德司令等遵照，原电如下：延安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司令、副总司令钧鉴，现在敌国已宣告正式向四大盟国投降，关于盟邦受降各种问题，正在交换意见，即将作具体决定。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的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应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间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除分令外，希即严饬所部一体遵照，此令。军事委员会长蒋中正，八月十一日。”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七、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
。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王首道电：“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8月11日，晋绥军区向附近日、伪军送出限令投降的最后通牒。24小时后，部队一部向平绥路以北进攻，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一部在南线由同蒲路西侧反攻太原。
山东军区部署全面反攻的任务，随即编成山东野战兵团，动员10万民兵组成数十个临时脱离生产的“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以五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
华中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在“三战区集有远较我为优之兵力，近更从闽浙赣源源增援”，我方目前能抽出机动参战部队，“不能超过十二万”，“在苏中尚有孙良诚、颜秀五、李明扬等顽伪二万人以上”，故对同时担任向南、向西任务，“颇有兵力不足、顾此失彼之感”，为集中兵力夺取南京及准备击退顾祝同部来犯，与彻底消灭苏中伪顽起见，“我们由第七师抽三个团渡江夺取芜湖”，同时“以苏浙军区各部夺取南京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上海”，“我们估计顽军仍将尽一切可能与力量和我争夺大城市，内战危机将日益严重”
。
8月12日零时45分左右，日本军政要员从美国广播中听到了中、美、英、苏四国对日照会的答复。
8月12日，新四军军部发布命令，要求全军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交通要道和津浦铁路，并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为接收管理江苏、浙江、安徽及南京、上海等省、市行政事宜，任命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叶飞为浙江省主席，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粟裕为南京市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
8月12日，唐纵向蒋介石进呈《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其中称：“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如毛泽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在这里，唐纵不仅明确建议邀毛来渝，更为重要的是，唐纵点明了其中之利：毛来，可使其就范；不来，则将负破坏统一之责。也就是说，毛来与不来均对重庆有利。
8月12日，赫尔利致电美国国务院，声称“如果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允许中国的一个拥有武装的敌对政党接受日本投降，并缴收日本人的武器，那么中国的内战因而不可避免”。他建议，日本须向国民政府投降，将所有在中国的武器交给国民政府。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也向美国参谋部提出同一建议。（抗战中后期，美国为将中共纳入对日作战体系，要求国民党改造政府，支持国共合作抗日，因有1944年11月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的延安之行。1945年初，赫尔利调停失败，美国政府采取扶蒋反共政策。
）
8月12日，麦克阿瑟出任远东盟军最高统帅。当日，杜鲁门向麦克阿瑟下达一道命令：“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以及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法属越南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满洲除外，是因该地区为苏军作战区域。
8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晋察冀两分局电：“我绥远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古军及红军。”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晋绥军区全力抗击自绥沿平绥线向张家口进攻的傅作义部队。同日，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万毅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北力量的任务是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同日，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10月13日改为中原局）。
8月13日，晋冀鲁豫地区部队开始对日、伪军全面反攻。
8月13日，毛泽东为朱德、彭德怀起草联名致蒋介石电，批评蒋介石11日所发两个命令“互相矛盾”：“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一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八月十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8月13日，《中央日报》刊发了国民党方面反对延安总部所发第一号令同时，并以“中央社”名义加了“附注”二字，声称“另据延安广播，朱德司令曾以‘延安总部’名义另发布命令，其内容与军事委员会之电令各节相悖，特录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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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话和蒋介石命令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本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究竟谁有权接受日伪的投降呢？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得以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抗击着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没有这一个军队，中国绝无今天的局面！实在说，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 。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报告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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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其社论中号召：“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在这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军中，要坚决的、大胆的、迅速的进攻”。该社论并不明确说明是否将弃用八路军、新四军之名，解放军之名的出现，带有试探、放风的性质，使解放军这一名称头一次公开出来。
8月1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如下任命：罗卓英任广东省主席，熊斌任北平市市长，张廷谔任天津市长，钱大钧任上海市长。
南京市长仍为原市长马超俊。这样，国共均在第一时间向日占区任命了各自的一批接收官员，尤其是最能体现政治地位的京、沪、平、津四个中心城市，双方都任命了各自的市长。当然，国共都明白，眼下的任命还只是名义上的，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日军向何方交防。
8月14日10时50分，日本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天皇鉴于大势已去，才作出接受同盟国答复的决定，并让政府起草“停战诏书”
。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4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总命令》下令，除了东北以外，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只能向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
这一点，使蒋介石特别满意。日记云：“研究美总统对中、英、美、俄接受各区域之任务及招降办法，而独于中国战区，指明接受蒋委员长之招降，此乃美国对余特别之协助也。”
8月14日，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两缔约国应在对日战争终结以后，共同采取一切可能方法，防止日本重新侵略或破坏和平。（二）两缔约国一方如受侵略之时，他方应即加入军事行动，给予一切军事及其他之援助。（三）两缔约国互允不缔结任何密约，亦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之联合组织。（四）两缔约国允于和平实现后，以友好合作之精神，共同协力工作，遵守互相尊重主权领土之原则，不干涉缔约国他方之内政。（五）本条约有效期限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