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新蜀报+新蜀夜报（1921年）

1921年2月1日出版，创办人陈愚生，并任首任社长。

陈愚生，四川泸州人，1911年参加四川保路运动，民国初年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在1919年7月1日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副主任、主任，《少年中国》月刊经理。1920年底，受川东道尹叶秉丞的邀请，任川东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建议创办新蜀报，宣传新文化。

创刊时的《新蜀报》，土纸竖排单面印刷，后改为新闻纸，发行最高时近两万份。《新蜀报》馆设置在重庆商业场白象街。

《新蜀报》最初所需经费由陈愚生回川后，约集刘湘部21军高级将领鲜英、袁承武、罗仪等筹集。集资万余元，成立新文化印刷社，并于1921年1月向当局呈请立案，立案人彭大年。鲜英后来较长一段时间任《新蜀报》社长，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给予了《新蜀报》很大的支持。周钦岳接任《新蜀报》总经理后，曾请川盐银行董事长吴受彤、川康银行总经理宁芷邨、通惠银行董事长邓华民等投资，并由吴受彤、宁芷邨先后任《新蜀报》董事长。 到全面抗战爆发前，《新蜀报》实现了很好的市场效益。

创刊后《新蜀报》坚持“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的宗旨，支持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为，并连续刊文支持学生的这一行为，最终触怒反对当局，报社遭到查封。后经四川社会名流张澜等人疏通，得以复刊，继续出版发行。复刊后，新派文人沈与白经张澜推荐担任报社社长兼总编，宋南轩任经理，并聘请陈毅、周钦岳作主笔。1922年秋，沈与白北上任刘湘驻北京代表，周钦岳接任报社总编。

周钦岳（1899—1984），重庆巴县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春回到重庆，出任重庆《新蜀报》主笔、总编、总经理、社长等职。1925年，经刘成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离开重庆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6师政治部主任。后流亡上海、日本等地，参加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秋返回重庆，续任《新蜀报》总经理、社长。1949年11月赴北京参加政协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重庆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重庆市文化局长、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办报初期，《新蜀报》有3个主要笔杆子：陈毅、萧楚女、漆南薰。陈毅是总编辑周钦岳挚友，又同是四川人，也一同被聘作《新蜀报》主笔。陈毅一直很支持周钦岳，在1923年至1926年的三年间，陈毅无论在四川还是去北京，都一直寄稿给他，除时评外还有短篇小说、白话诗和杂作等共10多万字。陈毅文笔生动，思想新颖，文章深受读者欢迎。

萧楚女作为党的特派员来到四川。1923年初，经友人介绍到《新蜀报》担任主笔。萧楚女到《新蜀报》后，开辟“社会青年问答”专栏，解答青年中的各种问题，宣传革命思想。1924年“德阳丸事件”时，萧楚女在国民大会会场散发赶印的《新蜀报对德阳丸案所见疑点》，揭露官方媚外谎言，抨击其丧权辱国的行为，被当局下令禁刊萧楚女文章。萧楚女被迫离渝。萧楚女在《新蜀报》期间，充分利用这块阵地，撰写了大量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文章。1933年的“新蜀报四千号”发行纪念册上称萧楚女为《新蜀报》“第一个功臣”。

1925年春，报社又聘请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继任主笔。漆南薰同萧楚女一样，坚持每日写一篇社论。社论内容多侧重反帝斗争，对封建军阀的抨击也很深刻。漆南薰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对中日关系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在《新蜀报》刊发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一文有很大的影响力。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漆南薰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周钦岳因在《新蜀报》刊文揭露“三·三一”惨案真相，触怒当局，也被迫离开了《新蜀报》。

报社优秀人才的离开，使得《新蜀报》元气大伤，陷入较长时间的困顿状态。1935年秋，经《新蜀报》社长袁丞武和报社同人专函催促，周钦岳回到《新蜀报》担任总经理，不久兼任报社社长。二进《新蜀报》的周钦岳，积极革新人事，辞退庸人，整顿报纸，任命杨丙初为总编、漆鲁鱼（漆南薰的侄子）为副总编、萨空了为经理，周钦岳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金满成担任报纸主笔，重组了《新蜀报》班底，推动《新蜀报》再次走向辉煌。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蜀报》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组织、策划宣传抗战的报道，积极参与捐款捐物，推动民间抗日团体如“救国会”、“义救会”等的成立，不少采编人员也在这些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国民党中宣部迁渝后，实行“新闻专制”，力图控制新闻界，这使得《新蜀报》遇到不少困难。如，1939年一天，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打电话给周钦岳，到他家中去谈话。谈话的内容是说服漆鲁鱼、葛乔、邝抱斋、赵铭彜四人有政治问题，应调离报社。随后三番五次催办，还要派人打入报馆，控制版面。周钦岳采取“去一、调一、留二”的斗智方案，即将赵铭彜调沙坪坝区女职校教书，葛乔调经理部任经理，漆鲁鱼和邝抱斋仍留编辑部。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漆鲁鱼才秘密离开。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当日即迁到山城重庆并奇迹般出刊。作为《新华日报》的友报，《新蜀报》积极与《新华日报》配合，并相互支持。《新华日报》迁渝前夕，周恩来曾对周钦岳说：“前方军事不利，武汉又将失守，《新华日报》决迁重庆继续出版。你主办《新蜀报》，又是本地人，要全力协助。” 《新蜀报》为《新华日报》的在渝出版发行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在《新华日报》被封锁、故意捣乱时，经常帮忙印刷。同样，《新蜀报》遇到困难时《新华日报》也积极帮忙，1941年5月27日《新蜀报》化龙桥印刷厂着火，设备受损，附近的《新华日报》印刷厂大力协助，短期代印。

作为地方民间报纸，在战时新闻统制政策和国共摩擦的复杂情况下，也常面临“左右为难”的窘境。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宣传部门见《新蜀报》一周都没发表评论，便派中宣部新闻管理处处长彭革陈找周钦岳说：“委员长问，《新蜀报》怎么没有言论表示？”迫于压力，《新蜀报》以“相忍为国”为题，泛泛地谈，不提“事变”，写了三百字，登在第三版国外要闻之后和广告之间，用“小评”栏名，三号题目，应付过去。 1941年1月21日刊发的言论文章《肃军与抗战》中说：“新四军叛变事件，全国人民无不痛心！军事当局尤其痛心！希望这种痛心的事件，今后永远绝迹。”24日社论《再论新四军事件》中继续说道：“政府制裁新四军，纯是为了军纪之整饬……过去部队长官因违犯军纪判处死刑的有韩复榘、李服膺、石友三。”这也多少影响到了《新蜀报》与《新华日报》的感情，也凸显了《新蜀报》“左右为难”的窘境。

抗战期间，《新蜀报》积极派出战地记者，报道前方战事，为帮助读者认识抗战形势，报纸还经常刊出《抗战形势图》。同时《新蜀报》也借助自己的言论优势，积极刊发言论文章宣传抗日，如1937年9月8日的《懦夫——请以此为榜样》中说：“我驾驶员阎海文在作战失利时误堕敌人阵地，敌人立刻包围他，阎海文即出手枪向敌人射击，当场击毙敌人数人，直至最后一粒子弹向自己的太阳穴自击殉国，其悲壮牺牲的勇气，使敌人亦为钦佩，称此真正抗敌健儿也。”这些新闻和言论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为革新言论面貌，1942年冬，周钦岳还特地聘请了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文化人高天为主持编务。

《新蜀报》的副刊也在抗战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副刊也是《新蜀报》的一大特色。最初，副刊名为“文峰”后改为“蜀道”。邝抱斋、金满成、沈起予、姚蓬子等都主持过副刊。抗战期间，《新蜀报》副刊开辟的“金刚钻”、“新副闲话”栏目倍受读者喜爱。他们把“一钻日本帝国主义，二钻勾结敌人之汉奸，三钻贩卖仇货之奸商，……十钻一切不合理的语言行为”作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金刚钻”每天用二三百字嬉笑怒骂的短文，揭发抨击一人或一事。“新副闲话”专栏始终不与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妥协。“蜀道”还因展开过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受到文艺界的注目。

《新蜀夜报》是重庆《新蜀报》的晚刊，何时创刊不详。1946年4月复刊，发行人由《新蜀报》总编辑杨丙初担任，日出四开纸一张。此时，《新蜀报》已经落入国民党人之手，《新蜀夜报》的政治立场和《新蜀报》一样，也成为国民党的喉舌，大肆鼓吹“戡乱”。较场口事件发生后，“《新蜀夜报》当天抢先刊登了市农会、市教育会、市商会等团体的声明，诬指中国劳动协会、育才学校是凶犯”。《新蜀夜报》没有社论和短评，却有以“金刚钻”为名的小言论。这实际上假借此前金满成主持的《新蜀报》“金刚钻”专刊来混淆视听。《新蜀夜报》后来维持不下去，便出版《新蜀报·新蜀夜报联合版》，实际上是两张报纸变成了一张报。

接近抗战胜利时期，《新蜀报》内部人员混杂。1945年6月初，特务张俊以会议的形式，由武装特务到场，接管《新蜀报》报社。周钦岳状告张俊等败诉，被迫登报辞职离去。此后的《新蜀报》，改变了民间报纸主持社会正义的进步立场，开始为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鼓吹。

《新蜀报》勉强维持到重庆解放，由重庆军管会接管。自1921年2月1日正式出版到1950年1月7日停刊，《新蜀报》在重庆发行出版近29年，共出10579号，是重庆近代史上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大报。 wsaR32nX+qBu62FbP04Ol4Nqur6n3RSYV966fKApvcxYP9ImS8Ca/KkuFQqtz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