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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来凤乡一村熊家湾，这里原名樊家沟。据说，原来是以樊姓人家为主住在这条沟里，因此得名。清朝末年樊家将土地分别卖给康家、熊家和陈家，自己却离开农村去城市经商。那时，我的祖父熊开麟佃租了樊家沟的土地10亩和草房数间，是比较有能力的佃耕农。因为樊家的人急于离开农村，就要将我祖父佃租的这片土地和房屋卖给我家，可是，祖父突然病逝，家里根本没有钱买这些土地与房屋。于是，樊家就将我的祖母和大伯父告到清政府的安岳县衙门。那时，我的父亲还很小，祖母背着我年幼的父亲与大伯父一同去县衙门和樊家打官司。经过县政府的审理，强逼我家买下樊家的土地与房屋。为了支付买地和房屋的钱，祖母和大伯父做主，除了向亲友借贷之外，就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和口粮卖了才筹足这笔费用。口粮卖了之后，家里没有吃的，就只能用瓜、菜、杂粮作为口粮，而且实行吃“对时饭”，即今天这个时候吃了“饭”，到明天这个时候才吃“饭”。也就是说一天只吃一餐“饭”。这样熬了一年多的光景，终于把买地所欠的债务还清。从此，我们家才由佃户变成了有田地耕种的自耕农民。
据长辈说，我家的祖籍在江西省丰城县登仙乡下村堡。清朝康、乾时期随移民大潮来四川乐至县盘龙乡某村落户。入川的始祖是熊高茂、熊高宪兄弟二人，传到曾祖父熊景胤时，他在境临的安岳县来凤乡买了田地数十亩，并与蓝氏曾祖母养育了五个儿子。他们把田地分给五个儿子，即熊运兴、熊运隆、熊运旺、熊运相、熊运伦，就是后来发展为熊家的五大房人。
我的父亲是第四房熊运相的后裔，他又有兄弟姐妹七人：大伯父熊人宽（号阔然）、二伯父熊人田（号纪云）、三伯父熊人谦（号受益）和我的父亲熊人爵（号伯农），以及大孃（嫁到罗家）、二孃（嫁到周家因为姑爷早年病逝，又改嫁到胡家）和三孃（嫁到伍家）。父亲年幼时，经祖母和大伯父商量，决定送他去上小学读书。当时在我们家乡只有清政府设立的初等小学堂，他读完小学后，家里没有钱送他去县城的高等小学堂读书。于是就送他去跟随当地的名医龚翳生学习中医，所以，我父亲熊伯农（原名人爵）成年后既是农民，又是乡村里的中医生，不仅务农种地，又从事医药服务活动。有人请他治病或买药，他就去医病与卖药，其余时间就干农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的侵略、封锁，农村缺医少药，又疫病流行。父亲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治好了许多濒临死亡的病人。当时就有民谣说：“狮子崖（因为修公路已经挖掉了），熊家湾，出了一个活神仙，医瘟病真得行，好像唐朝孙真人（即孙思邈，人们尊称他为药王）。”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基本上脱离农村，参加乡里的卫生协会工作，专门从事医疗服务。直到1962年，因国家经济困难，压缩公职人员，父亲被迫退职回家，才从国家认定的正式医生转变为一个农民。“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因为他的医术精湛，生产大队书记和大队长邀请他到“大队合作医疗队”做顾问，义务服务，指导年轻医生处方治病。“文革”结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被废除，但仍然有不少人熟知他医术精深，到家里来请求他治病。所以，他一直没有闲着，直到1996年10月，因肺心病逝世为止（享年80岁），他都在医疗战线勤奋工作。
我的家乡是四川盆地的中心区，属于浅丘陵的南北分水岭地带，多土少田，农产品主要出产红薯、玉米等杂粮。这也是老百姓的基本口粮。气候干燥少雨，冬寒夏热。记得有一年天旱，田里、土里都没有收成，一般贫苦农民都没有吃的，饿着了就只有去挖白黄泥土吃，俗话叫“吃观音土”。我小时候饿了也跟着大人去“吃观音土”。我生长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自然就营养不良，个头矮小。入小学前，就与我年纪相当的几位堂兄弟一起玩耍，常常在一起玩耍的有二伯父的儿子五哥哥（即比我大几岁的熊文近）、比我小的大伯的儿子六元子（即熊文尧），还有三伯父的小儿子疳娃儿（因为身体瘦弱没有成年就病死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偷”二伯、三伯家的红苕，给老祖母送去，以此可以得到祖母赏赐的一颗核桃。祖母的口粮由她的四个儿子供给，本来是够她食用的。但是，祖母把她的口粮给了她最心爱的小女儿——我们的五姑妈。这位姑妈很穷苦，每逢乡场的赶场天她都要到来凤乡赶场，以便到祖母家吃饭和拿走一些祖母的粮食。因此，祖母的口粮就不足了。我们几个小孙孙知道哪家在地窖里取红苕，就采用“偷”的方法，“偷”到了就给祖母送去，以求得祖母的欢心而给我们核桃。我们家里有一株大核桃树，结的核桃归祖母所有，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占有，唯有祖母才有支配的权利。我们几个小娃娃，见到哪家在取红苕，就联合起来去“偷”，并将所“偷”得的红苕给祖母送去。
由于祖母缺乏口粮，常常不吃晚餐以节约粮食。我的母亲就经常叫我给祖母送晚餐去，我得到核桃的机会也特别多。可能我小时候吃的核桃相对多些，使我后来的头脑也比较灵活，记忆力也比较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还要感谢祖母赏赐我的核桃。
另外，在我的儿童时代，正是日本飞机轰炸战时首都重庆的时候，飞机从我家对面铜鼓坡的上空经过，就如天上一群麻雀在飞，我们几个小兄弟一点也不害怕，还叫着喊着快到外边去看飞机，一天要经过几次飞机，我们就喊叫几次。现在想起来才知道那时日本轰炸重庆十分频繁，重庆一天都要拉几次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