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6年前后，我跟我的朋友和学生们商议，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教育学派。我个人最初的设想是创建“西南学派”。由于我对“高等教育”“民国教育”“教育家”等概念有自己的理解，学界也有人将我的思路称为“西南派”。

后来，我们放弃了以地域、地缘的方式命名，直接将我们的教育研究路子称为“自我教育学派”。2010年，我们在广州召开了“自我教育学研讨会”。

2012年，考虑到自我教育学的自我概念离心理学更近而离教育学较远，因而将我们的研究正式称为“生存教育学派”。那年，我们在长沙召开了“生存教育学研讨会”。

近年来，团队成员利用国庆节的假期，在成都聚会，召开大小规模不同的研讨会，围绕生存教育学派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立场，提出改进和发展的建议。同时，他们建议我用教育自传的形式，记录我个人的成长与生存教育学的内在关联。

在撰写自传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我们所提倡的生存教育学派虽然有自己特别的主张和立场，但这些主张和立场与其说是我们的独创，不如说是我们的选择。中国教育学向来有诸子百家的争鸣，百家之争，以儒家教育学派影响最大。而在儒家教育学派内部，一直有心学和理学的分歧。生存教育学派只是在已有的传统中综合了心学和理学的各种主张。我们的基本立场是：理学为体，心学为用。在教育目标上接受理学的主张，而在教育方法和教育过程中更倾向于心学思路。

我个人的一生，尤其是三十而立之后，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学术研究，总体上倾向于心学。我所佩服者，乃心学所追求的自信与刚毅。只是，在倾心追慕心学之自信与刚毅的同时，我亦服膺理学所推崇之“道问学”与谦逊。在我所记录的传记文字里，处处可以看到理学如何为体、心学如何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