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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有一句话：“不知其人，视其友。”如果你对这个人不了解，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他所结交的朋友。曾国藩考中进士后留在了翰林院，在京城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这些新朋友大多属于“破圈”的交往，不但让曾国藩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更为曾国藩一生的事功奠定了异常坚固的基础。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曾国藩一生的挚友。早在曾国藩第一次走出湖南、踏入京城时，他就眼界大开。那是道光十五年（1835），25岁的曾国藩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住在长沙郡馆，第一次参加会试，但没有考中。因为明年举行恩科，曾国藩与家人商量，留在京师读书备考。这是他走出狭小科举之路的开始。他研究经史，尤好韩愈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
眼界打开了，曾国藩颇有豪情万丈的气概。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去年此际赋长征，
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
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
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
又吹草绿满蓬瀛。
遗憾的是，次年的恩科仍名落孙山。曾国藩并没有气馁，他沿着运河下了江南。在经过江苏睢宁县时，得知同乡易作梅在睢宁任知县，因而前去拜访。易作梅，字春谷，是湖南湘乡大坪人，离曾国藩老家荷叶不远，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因在京一年有余，曾国藩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易作梅便借给他银子百两。曾国藩借了大笔盘缠，经清江、扬州，到了金陵。六朝古都人文荟萃，刻书业非常发达。曾国藩看中一套《廿三史》，但价格远超所余的盘缠，他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仍然不够，只能把衣服当了。等溯江而上回到家，展示所购《廿三史》，父亲曾麟书问起书的由来，且喜且诫之曰：“你借钱买书，我不惜为你弥缝，你只要能悉心读下来，圈点一遍，就算不辜负我的付出了。”曾国藩听后感到很惶恐，发誓每天读十页，间断为不孝。自此，拂晓起来读书，半夜才休息，泛览百家，一年时间足不出户。
功夫不负有心人。曾国藩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他28岁那年考中进士，并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继续深造，进入词垣。他的老师为他改名国藩。他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读书自为课程，编摩记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时有论述，不以示人。他跨过了进入仕途的门槛，也认识到取得功名仅是人生之一端。他在写给几个弟弟的信中说：“我觉得六弟今年考中当然好，万一考不中，就应该把以前的东西彻底放弃，一心一意地学习前辈们的文章。年纪已过了二十，不算小了。如果还似摸墙走路一般，为考试卜题忙碌，等到将来时间付出了而学业仍不是精通，一定会悔恨失策的，不能不早做打算啊。我以前确实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早早得到了功名，而没受到损害。假如到现在还未考中，那么几十年都为了考取功名奔忙，仍然一无所得，怎能不羞愧呢？这里误了多少人的一生啊！国华是世家子弟，具备天资又聪明过人，即使考不中，也不会到挨饿的地步，又何必为科举耽误了一生呢！”
曾国藩在京城踏入另外一个人际交往的圈子，而发奋读书，是从30岁开始的。这又有赖于好友的“挟持”。其中，唐鉴（字镜海）对他的影响尤其大。湖南善化人唐鉴，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他由江宁布政使入京，出任太常寺卿。既是同乡，又是仰慕的学问家，曾国藩追随唐鉴讲求为学之道。当时曾国藩对历史研读尤为用功，他力图从古人的智慧中吸取经验得失。唐鉴专以义理之学相勉励。曾国藩到琉璃厂，买了一部《朱子全书》。唐鉴教曾国藩敦品治学，当以《朱子全书》为依据。这书不仅要熟读熟记，而且要照着书中所说的身体力行。他告诉曾国藩学问有三途，即义理、考据、辞章，其中以义理为首要。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功夫，其余文章、辞赋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而义理工夫最切要处，乃在于“不自欺”。时贤在这方面用功最笃实的，首推倭仁。他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都有札记；凡自己思想、行为有不合于义理的，全都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曾国藩认为古人所谓的“经济之学”，似不是上述三种学问所能涵括。唐鉴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唐鉴与曾国藩这次谈话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十四日。曾国藩听了很受感动，他自己说：“听了唐先生这番话，使我宛如盲人重见光明一样。”他致信同乡前辈贺长龄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由于唐鉴谙熟于义理之学，亦即宋朝的道学，曾国藩常向他请益，用力于宋儒之学，这对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尤大。曾国藩后来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经常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若不是靠着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周旋到底，恐怕也不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益于他此一时期的陶铸。唐鉴在太常寺的时间不是很长，后因病回乡。曾国藩为他刊刻著作。
曾国藩拜师交友有他的原则和标准。他说：“若果威仪可测，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就是说一个人若举止威仪，诚实通达，可以尊之为师；一个人若博学典雅，擅长诗文，可以待之为友。前者如唐鉴，后者如赵烈文。曾国藩还说，无论是尊为师还是结为友，都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能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渐渐地怠慢不敬，如果这样就再也不会从他身上获得教益了。
倭仁也是京师出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对他的倾倒，仅次于唐鉴。为了学习倭仁的“诚意”和“慎独”功夫，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一日起，便立志“自新”：一是和倭仁一样，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逐日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克制。二是为自己规定十二条课程，照此努力实行。三是将所写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批评。虽然这种楷书日记没有写满一年，次年七月便因为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途中无暇而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刻刻自讼自责的精神，却终身不变。
吴廷栋（号竹如），也是曾国藩交往非常好的朋友。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曾国藩寓居果子巷万顺客店，病热危剧。同寓湘潭人欧阳兆熊（字小岑）细心照顾，六安人吴廷栋为其诊治。至八月初，病渐好，始能食粥。吴廷栋动员曾国藩搬到城里来，因为“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倭仁）先生、窦兰泉（即窦垿）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有好老师和好朋友的帮助扶持，就算是懦夫也会立志上进的。曾国藩在理学方面的成就，可以说主要得益于唐鉴、倭仁等人。
对于搬到城里和师友相处，他也表示认同：
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
曾国藩认为，朱子说为学如煲肉汤一样，先用猛火煮，再用慢火温。自己生平的功夫并没有全用猛火煮过，不求甚解者居多，就算略有见识，也是一时所悟，偶尔用功却如未沸之汤，改用慢火去温，结果越煮越不熟。所以要搬到城里去，抛掉一切杂念，使自己能够学有所成。
曾国藩手书“心欲小，志欲大”联语
搬进城里去，房租会贵很多，曾国藩有所犹豫，他还舍不下城外的朋友。
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蕙西常言：“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颇有此风味，故每见辄长谈不舍。子序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城外的朋友经常跟他讲的，有的确实说中曾国藩身上的毛病。吴子序所说的“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对他后来治军理政有重要影响。平定捻军时，他就与刘铭传以此互勉。
有了良师益友的加持，曾国藩的进步非常明显。他对几个弟弟兴奋地说：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叶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曾国藩在京城结交的益友，名单越来越长：“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习诗文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这四位皆是听说了我的名声而先来登门拜访的。虽说他们造诣有深有浅，但都是有志之士，不甘于庸碌无为。京师为人文荟萃之地，不去探求便没有，越探求人才越多，近来闻好友甚多，我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名。交朋友是要匡正自己的不足，这样大有益处；自我标榜以盗虚名，则是大大有损。”
在曾国藩的交友圈中，对他有重要影响的，还有刘传莹。刘传莹是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期间，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挚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欲兼取汉、宋二家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