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

曾国藩早年在京城为官时，给在家乡的几个弟弟写信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人的眼界、胸襟与人的经历有极大关系。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里，虽然足不出户也可以知天下事，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此。如果见不多、识不广，就只能做井底之蛙。

曾国藩24岁以前，他的足迹从未踏出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作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在湖南，除郭嵩焘、刘蓉等外，也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当他的四弟曾国潢想找个书馆外出教书时，作为长兄，曾国藩回信说：“我的意见是教书馆废功误事，比在家中私塾还要厉害。与其出去教馆，不如待在家塾中。如果说一出家塾，就会有明师益友，而我们那儿的所谓明师益友我都知道，并且已在平时筹算了较长时间。只有汪觉庵老师和欧阳沧溟先生，是我认为确信可以作为明师的。而衡阳风俗，只有冬天问学要紧，自五月以后，老师、弟子都是奉行故事而已。同学又都是些平庸、卑微、胸无大志的人，又最喜欢取笑人。取笑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总离不开轻薄人而已。四弟如果到衡阳去读书，同学一定会以翰林的弟弟取笑你。浅薄的风俗实在可恶。家乡没有好朋友，实在是第一遗憾的事。不但无益处，而且大有坏处。习俗感染人，所谓与鲍鱼共处，也变得和它一样了。我曾和九弟说过，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因为损友太多的缘故。现在四弟你确定要跟从觉庵老师学习，那么千万听我嘱咐，只取明师的益处，不要受损友之害！”

又说：“我少年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从他们身上根本学不到什么，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诗、古文和书法。最初也没有结交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这才知道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仲淹、韩琦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就是在这封信中，曾国藩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对四位弟弟提出：

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既以丁君（长沙廪生，名叙忠）为师，此外择友则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不吾恶，吾强与之拒。”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曾国藩引用韩愈的处世名言，字面的意思是说：善，即使不是我参与的，我也要竭力依附过去；不善，即使不是对我有害的，我也要竭力拒绝它。引申的意思是：对于能够提升自己的良师益友，没有主动与我交往，我却一定要主动与他们交往；对于自己有害的损友，尽管他们不讨厌嫌弃自己，自己也一定要远离、拒绝与他们交往。孔子也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意思是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诚实体谅人的人交朋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有益处；与走邪门歪道的人交朋友、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有害处。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就是周围环境非常重要。交朋友也是如此，在青少年时代尤其重要，因为这时人的心志、性格没有定型，交友不慎，影响就会非常大。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早年在湖南结交的朋友感到很不满。他最信服的老师，是汪觉庵和欧阳沧溟先生。衡阳廪生欧阳沧溟，字凝祉，与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非常要好。欧阳沧溟见曾国藩不同于其他少年，就把女儿许配给他。这一年，曾国藩14岁。曾国藩20岁时，肄业于衡阳唐氏家塾，从师汪觉庵先生。由此可以说，曾国藩浸润其中，对衡阳的读书问学风气是非常了解的，他是确有所见才这样说的。

曾国藩有完整的求学、科考经历。过去把同一科考中的人，称为同年。这也是最重要的人事关系基础。14岁开始，曾国藩正式走上科举考试之路。23岁考中生员，俗称秀才，24岁在岳麓书院学习，同年考中举人。岳麓书院是创建于北宋的著名学府。广义上讲，从这里走出的同时期的学子，都有非常强的渊源关系。正是这一年，曾国藩在朱氏学舍与刘蓉相识，因志趣相同，交流十分愉快，作彻夜长谈。两人结成一生的朋友，后来又结为儿女亲家。27岁那年秋天，曾国藩路经长沙，正好赶上刘蓉与湘阴人郭嵩焘均在省城应试，三人相见甚欢，纵谈今古，昕夕无间，在一起一个多月，才各自别去。据近年在刘蓉后人家中发现的“拜帖”，三人做磕头弟兄就是这时候的事。第二年是戊戌年，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28岁时考中第三十八名进士。这一科会试，总裁官是大学士穆彰阿及朱士彦、吴文镕、廖鸿荃，房考官是季芝昌。以上五人，都是曾国藩的老师。湖南籍考中的有五人，曾国藩与宁乡梅钟澍、茶陵陈源兖尤为交好。这一科的同年中，与曾国藩后来治军理政发生重要关系的有王履谦、晏端书、陈源兖、何桂珍、毛鸿宾、陈启迈（以上同为翰林院庶吉士）、胡大任。

曾国藩30岁时，庶吉士散馆，他授为翰林院检讨，正式为官。从翰林院为官，是仕途中的最佳起点，但也有“红翰林”“黑翰林”之别。“红翰林”是指放差快、次数多的翰林；“黑翰林”是指长时间无法获得好差事的翰林，他们在京师苦熬，生活较为艰难。

曾国藩恰是一个“红翰林”，而他最要好的同年、同乡、朋友陈源兖则是“黑翰林”。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33岁，在大考翰林院、詹事府共127人中，以二等第一名的成绩升授翰林院侍讲，官居五品。他给其祖父报喜说：“湖南以大考升官的，从前雍正二年只有陈大受，官居乾隆朝宰相，是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道光十三年（1833）胡云阁（胡达源，胡林翼父亲）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加上我才三人而已。孙子的名次不如陈大受高，而升官与之同。”据曾国藩说，此次升官，约多用银百两，东扯西借，尚不窘迫。

曾国藩这一年确是好事不断。在五月共有241人参加的考差中，曾国藩被取中，六月被钦命为四川正考官。曾国藩乃至曾家在经济上有重大改善，确是因为这次考差的收入。这次任考官，共录取宋文观等62名、副榜12名举人。这些人也成为曾国藩的门生。按照科场上约定俗成的规矩，门生要给老师谢仪，少则几两，多则十几两、几十两。曾国藩此次四川充任乡试主考官，收取门生谢仪约1500两。这是其五品官年收入的20多倍。所以他在次年初写给父母的信中说：“男前次信回，言付银千两至家。以六百为家中完债及零用之费，以四百为馈赠戚族之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徒步。”次年，曾国藩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八月，新宁举人江忠源因准备明年会试，留在京师，因郭嵩焘引见求见曾国藩。江忠源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曾国藩与他谈论市井琐事，酣笑移时。曾国藩目送江忠源离去时，对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又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江忠源自此遂师事曾国藩。

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曾国藩被钦派为会试同考官。签分第十八房，荐卷64本，中试周士炳等19人。李鸿章中甲辰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是年九月入都会试，拜师曾国藩。曾国藩对其十分器重。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迎来仕途中的重要升迁，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超越四级，由从四品骤升至从二品。湖南37岁至二品者，此前还没有过。以后除户部外，曾国藩任六部中吏、礼、兵、刑、工五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六月，曾国藩又充江西乡试主考官。因母亲去世，回籍守丧，后来办湘军。

与曾国藩关系最好的同乡、同年进士陈源兖（字岱云），曾国藩称他为“与吾处处痛痒相关”，却是在京城苦熬的“黑翰林”。曾国藩说陈因未得考差，过得辛苦，“南北负累，时常忧贫”。道光二十五年（1845）底，陈源兖外放知府，但陈并不以为荣，曾国藩在写给父母信中说：“岱云年仅三十二岁，而以翰林出为太守，也是近来所仅见的。别人都为他庆幸，而他却因不得外放做主考、学政而遗憾。并且近日地方官的情形，做什么事都常被人掣肘，不如京官清贵安稳。能多外差，固为幸事，即便不得外差，亦可读书提高声望，不沾染俗世尘埃。岱云虽以得任知府为荣，但还是以离开翰林院而后悔。自接到外放任命后，收拾了一个多月，已于十二月二十八出京。”曾国藩练湘军后，其九弟曾国荃赴吉安训练，多得知府陈源兖的照顾。曾国藩与陈源兖后来结为亲家。 vGMOmsH18lWTWhvEgfL8X3yQvwveEi1swmCcwTVG4WbAV1OIZ4LBizX7AehAtc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