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与朋友们交流，他们不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曾国藩的成功品格，会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以曾国藩的话作答：“有恒为作圣之基。”通读曾氏全集的梁启超总结道：文正一生得力处，在立志，在知困勉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曾国藩在回复陈湜信中说：“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当他的九弟曾国荃表现出不耐烦时，曾国藩写信道：“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并再三告诫他：“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又对程桓生说：“凡办一事，必有许多艰难波折，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亮。”

曾国藩的“有恒”表现在治学、为政等方方面面。他经常讲，人生是一个常字。道光二十年（1840），庶吉士散馆，曾国藩开始为官生涯。他向唐鉴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对“经济之学”尤为在意，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唐鉴告诉他：“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自此，曾国藩对经世致用之学苦下功夫。他为自己制订了系统读书的计划：单日读经，双日读史，至午正。未初起，单日读史，双日读集。午正是正午十二点。未初是下午一点。也即逢单之日，上午读经书、逢双之日上午读史书。下午是单日读史，双日读集。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读书日程表中，读史书占了一半时间。他系统读的第一部史书是康熙时期吴乘权等人编的《纲鉴易知录》。这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自上古至明末间的历史。曾国藩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至次年正月，完整读完。“阅《易知录》……思将古来政事、人物分类，随手抄记，实为有用。”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又制订了日课、月课计划：每日所学，必有记录，是为日课；每月作诗、古文若干篇，是为月课。二十四年（1844）三月始，他又给自己定下新目标，每日抄写百字，并发誓“倘有不抄，永绝书香”。

经过7年的努力，曾国藩由七品小京官升至二品高官。任礼部侍郎时，又兼刑部等大部侍郎。每个部的属员少则八九十人，多则一百四五十人。请示、裁断、会堂，职务繁委，值班奏事，益无虚日。他一再提醒自己：“除却进德修业，乃是一无所恃，所谓把截四路头也。若不日日向上，则人非思责，身败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

“在坐假寐二刻。在刑部十刻，在礼部七刻，来回七刻。”他每日奔走在二部之间，“曲肱而枕”，把自己的胳膊作为枕头，在办公室假寐一刻，接着又进入繁重的工作，已成常态。

繁忙的工作之暇，他手不释卷，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他为此特制了两个大书柜，内里有“抽屉十八。将凡经世之务宜讲求者，分为各屉，以便抄存各件纳于屉内，备缓急之用”。他担心职位升得高，能力不配位，为此拼命学习，乃至吐血。“因家中客来太密”，他经常至东邻愿学堂义塾“看书，习静”。咸丰元年（1851），已近不惑之年的曾国藩，读《史道邻集》，大发感慨：“孙高阳、史道邻皆极耐得苦，故能艰难驰驱，为一代之伟人。今已养成膏梁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负得大事？”这一年，他积数年之功力，完成了《经史百家杂钞》的编选，他选编的《十八家诗抄》也即将告竣。

咸丰二年（1852）起，曾国藩在家乡创办湘军，咸丰十年（1860）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主持江南军务，后又晋为大学士。每日军书旁午，朝廷每有要务，也征询他的意见。公余之暇，他舟次不废学。身边幕僚方宗诚问他何以如此自励自苦，他回答道：“吾日治军事、治吏事，若不兼读圣贤书，则心不能养，理不能明，何以能知人？何以能应事？古今来膺大位而颠蹶者，皆不学之过也。”晚年自撰一联：“遍读牙签三万轴，收取声名四十年。”说自己一生的成就都来自学问二字。向古人学习多看书籍，向今人学习多觅榜样，问当局者知道甘苦，问旁观者知道效验。勤习不已，才能渐长而不觉。

李续宜是湘乡人，后出任湖北、安徽巡抚。其兄李续宾与曾国藩之弟曾国华是儿女亲家，2人均死于三河之役。李续宜向曾国藩请教如何读书。曾国藩复信提出要读“本根之书”：“鄙人尝谓古今书籍，浩如烟海，而本根之书，不过数十种。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二十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韩非、淮南、鹖冠，集则《文选》《百三名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袭前人之说以为言，编集众家之精以为书。本根之书，犹山之干龙也，编集者犹枝龙护砂也。”在复邵顺国信中，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英年读书，温经为上，读史次之，时文又次之。六经义精词约，非潜心玩味，本难领其旨趣。然熟读《诗经》，自足使人之情韵日深；熟读《左传》，自足使人之笔力日健；熟读《礼记·曲礼》《内则》《少仪》诸篇，自足使人之威仪动作皆有范围；熟读《乐记》《学记》《祭义》，自足使人之心思识趣渐有把握。……若成名以后，又当进而求之《史》《汉》、百家，古文古诗，自未可存自画之见。楷书最有关系，唐时专设一科。鄙人虽在军中，尝教人习字，大则径寸，小则蝇头，每日以二百字为程，久之自有进境。”

毛泽东早年研读曾、胡、左、李等人的著述与史事。对曾国藩的“大本大源”极为推许。1917年8月，在致黎锦熙信中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读《庄子·逍遥游》有感而发：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其跼蹐失度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实类之矣。”认为李鸿章的失度是学养基础不厚。毛泽东最初非常欣赏胡林翼，后来反复比较胡、曾之差距，在给蔡和森信中说：“三年而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他还认为，宋朝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朝左宗棠、曾国藩并称，而韩、左是“办事之人”，范、曾是“办事兼传教之人”。着眼点仍是学养基础。

毛泽东还把《经史百家杂钞》作为国学研读的基础。1915年9月，他在致萧子升信中提出：“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而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曾书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如果说“有恒”更多属于曾国藩优秀的品德，而条理精密则属于他“能”的方面。他在京城为官时，“在部司员，咸服其条理精密”。后来在地方办团练，培养人才，尤重“条理”。李榕是曾国藩的核心幕僚，后独领一军。曾国藩告诉他：“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这里的“守约”，就是有条理。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除治军打仗外，兼有三省察吏之责。为此，他把所治之事归为四类，即兵事、饷事、吏事、交际之事。其治之之道三端，曰剖晰，曰简要，曰综核。他具体解释道：“剖晰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综核者，如为学之道，既日知所亡，又须月无忘其所能。每日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当综核一次。军事、吏事，则月有课、岁有考；饷事，则平日有流水之数，数月有总汇之帐。总以后胜于前者为进境。”他提出，如果将求取人才与治事四类“二者，日日究心，早作夜思，其于为督抚之道，思过半矣”。

曾国藩的“条理”也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思维逻辑。他在与僚属通信中，针对不同职位和具体情况，经常用“第一义”、“第二义”等排列，有时用“本”表达其头等重要。如：

兵勇以不扰民为第一义。

爱民为行军第一义。

新军以禁贪财为第一义。

耐劳为立身之第一义。

战事以审机为第一义。

实事求是，不徒托诸空言，是办事第一义；陶熔性情，不敢参以客气，是处人第一义。

讲求纪律，禁止骚扰，即耐烦中之第一义，亦淮、湘军之老招牌也。

以激励人才为第一义。所以激励之法，则以“勤”字为先，又以远声色、屏嗜好为“勤”字之本。

外甥王镇墉第一次进京科考，曾国藩写信叮嘱：“甥初入京，总以勤、俭、敬、信四字为本，而以择交为用。无四字则凡事皆无根柢，纵有才华，亦浮荣耳；不择交则无观摩规劝之益，故须物色贤者，明以为友，暗奉为师，乃借以约束身心之资也。”

曾国藩凡事讲求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在复宋梦兰信中说：“弟昔作有《得胜歌》云：‘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狠如老虎。’虽粗浅之言，而精者不外乎是。凯章（张运兰）办事皆从浅处实处着力，于勇情体贴入微，阁下与之共事，望亦从浅处实处下手。贼匪最谲诈，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知，而所误更甚。鄙人阅历之语，谨贡一得，以备刍询。”

曾国藩北上平捻，请刘秉章独领一路，刘以为难，曾国藩激励他：“贵部不趁此时新发于硎，大加阅历，何日乃有接战之时？敝处当作函与少泉宫保（李鸿章）力陈之，请阁下亦力争之，慷慨自任，担承一路。古来英杰，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也。”刘最终成一代名流。

《清史稿》评价曾国藩“尤知人、善任使，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咸丰九年（1859），他预感即将迎来人生的突围，对人才尤为加意。一度对相法痴迷。三月初八日日记载：“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美六恶，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遁。”同年十月初八日日记又载：“细参相人之法：神完气足，眉耸鼻正，足重腰长，处处相称。此四语者，贵相也，贤才相也。若四句相反则不足取矣。”日记中类此者不一而足。如“洪琴西来，久坐时许，戏言余有扑面相法，谓初次一见，即略知其人之梗概也。”“傍夕与马昂谈相法。”他的相人口诀，浓缩《冰鉴》精华。其日记载：“因忆余昔年求观人之法，作一口诀曰：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曾国藩不但与僚属、友朋多次谈相法，更与其九弟深谈。日记载“夜与沅弟论观人之法”。万启琛任职江南，曾国藩嘱咐他：“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之道，总须多见几次，亲加察看，方能得其大概。”李鸿章代其平捻，清廷对刘铭传功高而赏薄。曾国藩多次写信劝慰李：“阁下忍辱耐烦，肃清中原，虽不以劳浮于赏为意，亦必对省三（刘铭传）而歉然。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古今往往然也。”鲍超是湘军有名的勇将，率军入陕时，曾国藩与他条分缕析，历数陕地不同于平原，告诫他“从古居大位立大功之人，以谨慎败者少，以傲慢败者多。阁下千万记之！”鲍超统领十五营，曾国藩告诉他务必分枝，“且在上位者，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则人心皆服”。

曾国藩提出：“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他为父亲居丧期间，反省既往的刚猛之过，在复黄淳熙信中坦白心迹：“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重新出山后，曾国藩对他九弟曾国荃和数知己表示，此次之出，约旨卑思，脚踏实地，但求精而不求阔。检讨“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他总结人生“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的十六字箴言。走向高位的曾国藩，不忘“六畏”，复邓汪琼信中说：“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日虔恭、曰祗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做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盖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恕之者少。”饱经风风雨雨，成大功的曾国藩，毫无沾沾自喜之意，以“左列钟鸣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自警。还对蒋益澧说：“宦海风波，极无常态。得时则一岁九迁，失势则一落千丈。绛侯提师百万，尚畏狱吏之尊；李广才气无双，尚为醉尉所辱。”他一再对九弟曾国荃说，人的职位愈高，众人责望愈切愈重。兄弟要学郭汾阳，国家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国家不需要的时候，挥之即去。惟有拼命报国，侧身修行，方能长保平安。

曾国藩的“正面突破”智慧，体现在其“结硬寨，打呆仗”的务实哲学中。这种思维拒绝取巧，从不回避问题和矛盾，而以直面本质的钝感力破解复杂困局。

管理上，他以“耐”字破局。湘军对抗太平军时，不迷信奇谋，而是以深沟高垒逼敌正面决战。这种看似笨拙的战术，实则是消解变量、聚焦核心的破局智慧。他创立“幕府”制度，用“八法”“五到”选拔培养人才，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皆从中淬炼而出，体现其“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的实干逻辑。

为人处世上，他以“诚”字立身。面对清廷猜忌，不玩政治平衡术，反以“不怕死、不要钱”“屡败屡战”的耿直、血诚赢得信任。其家书中“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的训诫，正是将道德底线转化为战略定力的典范。这种直道而行的品格，恰是最精妙的迂回。

教育层面，他用“拙”字筑基。强调“读书不二”，主张“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以专注力对抗浮躁。直到衰病老年，仍每日吟诵不辍，这种用传统文化不断赋能，咀嚼“本根之书”的“深度阅读”习惯的养成，暗合现代“刻意练习”理论，获得“接受现实的冲撞，却保持内心平静沉着的能力”，对于那些习惯于碎片化者不异于一剂醒药。

曾国藩面对复杂艰难的时局，摒弃投机取巧，以长期主义的定力、正向的思维方式和扎实的办事方法，实现逆势翻盘。曾国藩的这种顶级思维揭示：真正的突破，往往产生于对本质问题的持续正面攻坚。其方法论核心在于——用战略上的绝对专注，化解战术上的万千变化。这种思维对当代人破解复杂挑战，仍具镜鉴价值。

本书从格局塑造、品格锤炼、破局思维、用人智慧、成事谋略、交友之道、家风传承等七个维度，解读曾国藩正面突破的顶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