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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后改夷初，号石翁、寒香，浙江杭州人，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活动家。曾任教于浙江高等学堂、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两广方言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北京大学等，精研老庄哲学、文字训诂与书法艺术。不仅学识渊博，一生经历也极为丰富，曾参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一二·九”运动，是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和首任主席。民国时期曾任教育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首任部长、高等教育部首任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石屋馀渖》《石屋续渖》分别正式成书出版于1948、1949年，可谓民国笔记的殿军之作，某种意义上也是我国传统笔记著作的绝唱。由于其珍贵的文献价值，多年来广受关注。“石屋”为马叙伦别号，一般认为，此号得自其家乡杭州南山的石屋洞
。马叙伦60岁时，亲戚晚辈请画家作过一幅《石屋图》，内容即云水山木，正是文人向往的读书佳处
。“馀渖”意为残留的墨汁，借指正式著作之外的札记、杂谈，“续渖”则是续作之意。《石屋馀渖》《续渖》以较为轻松的文笔、精干的篇幅，记录了作者的亲身经历、交游往事、读书所得、游览见闻、时局思考等，内容涉及历史掌故、政治秘闻、诗词书法、戏剧表演、社会舆论等方方面面。不过，以往出版界较少注意到，《石屋馀渖》从马叙伦最初写作、结集，到刊载、出版，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版本，在内容、形式上都不尽相同。在此，我们首先就《石屋馀渖》《续渖》的写作与成书过程做一简单梳理。
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文献得到整理、公开，我们发现马叙伦一生写有大量笔记，除专门的读书笔记外
，所写的杂谈类笔记均可纳入《石屋馀渖》系列，内容远多于后来出版成书者，其写作过程延续了至少40年。
词人夏承焘见过一种《石屋馀渖》的手稿本。原稿共8册，浙江大学教授任铭善得到了其中的6册，夏承焘曾从任氏处借阅。据称“今坊间印本，不及此稿之富”，他在日记中引述的几条内容，均不见于成书
。但是由于手稿现在已很难见到，不知是否尚存于世，而夏承焘日记也只记录了很少的信息，所以要探究更多情况已无据可凭。包括夏承焘是否读完了全稿，也无法判断。他在日记中说《石屋馀渖》稿“记温州诸先辈遗事颇多，乃民国元年著笔者”。仔细推究，这里提到的写作时间似乎并非就《石屋馀渖》全稿而言，因为仅从有限的引文看，手稿至少有部分内容是马叙伦在北京的见闻
，应是民国二年（1913）以后所记。
聊可告慰的是，现在可以看到马叙伦于1913年5月至9月以“石屋馀渖”为题，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连载的百馀条笔记，内容涉及自身经历、师友逸闻、奇闻轶事等。其风格、体例、范畴与后来成书出版的《石屋馀渖》相近。虽然大部分内容并不重合，却也有几条可以从中看到联系。比如，后来成书中《清初轶闻》《清帝恶洋鬼子》《左宗棠》《云林寺僧》等篇的早期版本，即在连载中可见，只是细节、表述不尽相同。这批笔记至晚在1913年发表前写成，其中应有相当一部分最初记于清末。比如关于广州生活与时事的记录，应源自马叙伦1906至1909年间在广州教书时的札记。
此外，可以确认的是，后来成书的《石屋馀渖》《续渖》中还包含有马叙伦早期写作的一些人物小传和家族史料。比如，在马叙伦的《天马山房文存》中，就可见到不少篇章与《石屋馀渖》相关，其中时间较早的有写于1908、1909年的《周都司传》《童疯子传》《李知县传》《召试经济特科平阳宋君别传》等，可视为《石屋续渖》中《周之德》《童疯子》《李钟岳》《宋恕》的早期版本。
最终成书的《石屋馀渖》《续渖》虽然并不以时间排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篇章的写作时间有迹可循。因为它们常常以某日某事为由头，引出记事或议论，日札的特色明显。仅举几例，如《游南海子》开篇写“五年九月，以事入都”，文中有很多游览的细节，应来自1916年当时的记录；《锦城行记》几乎就是1936年10月成都之行的日记；《马君武》一条是听闻“马君武死矣”后的追忆，可知为1940年马君武去世时所写；写作较晚的如《马将牌》一则，提到“时卅五年八月四日”“乃暗记云”，即1946年8月。
综上可见，马叙伦与“石屋馀渖”有关的笔记写作贯穿了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各个时段，有些内容为随事而记的日札，有些则经过反复修订、改写。累积起来，马叙伦的札记至少有十七八册。抗战期间，这批手稿曾一度失落，流入市肆，为汪伪政府考试院院长陈群所得。抗战胜利后，“接收人员检陈群遗书，见此知为马先生物，遂归故主。然而也只有一小部分，闻尚有数册在南京中央图书馆中”
。这是《石屋馀渖》手稿流转的情况。
顺便提及，因为《石屋馀渖》系列笔记的写作时间跨度大，所以前后对照正可以看到作者的思想变迁和心路历程。夏承焘看《石屋馀渖》稿后，认为“多记神怪，有甚可笑可愕者”。核之《时事新报》上的连载，马叙伦曾明言自己的观点：“鬼神，达者所不道，然亦可异焉。”因此确实记录了一些看似不经的传闻。再看后来成书的《石屋馀渖》《续渖》，其中仍延续有志怪者，如《狐异》《狐祟》《姑妄记之》等。但总体上看，马叙伦的思想在40年中发生了不小变化，有时会对这些奇异事件增加“唯物”的解释。另外，他的人生旨趣也在不断发展，这里不必详谈，仅举成书的首尾两则，便可大致得到一些印象。《石屋馀渖》首条《金鱼唱和词》，记民国九年旧历五月十一日北京大学同人宴集的情形，虽是五四之后，但唱和词之意旨仍具有浓厚的传统趣味。而《石屋续渖》末条《日本之畸人》则写道：“使早得马克斯之说而读之，必将有以自处而处世矣。”了解了系列笔记漫长的写作过程和作者思想的发展，或可更好地理解书中内容的多样性、复杂性。
最后成书的《石屋馀渖》源自20世纪40年代《文汇报》的连载。据作家、报人黄裳回忆，1946年冬，上海《文汇报》开办副刊“浮世绘”，时为编辑的黄裳到马叙伦家中约稿，希望他能“写些轻松的小文章”：
我提出的要求，使他感到了非常的为难。当时的一些民主期刊大半是周报，他几乎把全部空馀的时间都用来赶写时论了，实在没有馀暇和兴致给副刊写稿。他稍一踌躇就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册厚厚的稿本。这是用大张毛边纸订起的、有三四百叶的本子，封面题着“香影楼日札”几个字。打开看时，是一色娟秀的小行楷。这是一本“日记”，但也并非正规的日记，里面记下了琐事、见闻、随感、掌故旧闻、戏剧电影评论……五花八门，内容非常丰富。他把这稿本交给我：“你去翻翻看，也许可以随便挑选一些发表。”
马叙伦提供的这册“日札”，即《石屋馀渖》手稿的第七册。黄裳得到后，摘录了部分内容，于1947年3月起，在《文汇报》以“石屋馀渖”为题开栏，进行了连载。可惜《文汇报》于1947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馀渖”虽不涉及时政，但也无法继续连载。据黄裳回忆，发表的只有这册手稿的“五六分之一”
。《文汇报》在上海被查封后，转移至香港，在爱国人士支持下，于1948年9月重新创刊。此时马叙伦也已赴港从事民主活动。由于“石屋馀渖”此前在沪刊载“歆动一时”，于是香港《文汇报》便开栏“石屋续渖”接续推出。不过，马叙伦很快又离开香港秘密北上，积极投入建国大业，“石屋续渖”在港连载时间不长便结束了。
在连载的基础上，1948年7月上海建文书店结集出版《石屋馀渖》一书，1949年4月又印行了《石屋续渖》。这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石屋馀渖》《续渖》最初成书出版的情况。书、报对比可知，编印成册的两书补充了不少连载未及刊登的内容，其中《馀渖》比连载多近一倍条目，《续渖》则多了近两倍
。
黄裳曾表示，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香影楼日札》还是从被查封的报社取了回来，并交还马叙伦。他认为如果《日札》尚能保存，“是有全印的价值的，就是影印也好，因为他那一手小行楷实在是太漂亮了”
。
遗憾的是，《香影楼日札》与其他《石屋馀渖》手稿现在都已很难见到。无论连载还是成书，都只是马叙伦札记中很小的一部分，可谓冰山一角。无法读到原作全貌，不能不让人感慨。
由于手稿已不可查，因此1984年上海书店再次出版《石屋馀渖》《续渖》时，翻印的还是建文书店的版本，并在版权页上分别说明“本书根据建文书店1948年版复印”“本书根据建文书店1949年版复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照这一版与当年旧版，会发现实际上这两册书并非原原本本的“复印”。
一是修订了建文书店原版的部分校对错误。黄裳曾在自己保存的原印本上写有题记：“此书错字之多，无与伦比。夷丈原稿为竹纸大册，厚二寸许，小行楷精绝。余请陈君钦源抄之，刊于报端。此更据剪报重刊，校者不学，遂不可问。漫阅之，少加改定，亦不能尽去其误也。叹叹！”
由于20世纪40年代末正处于政治斗争、战火纷飞的激流之中，进步报纸和书店面临随时被查封的风险，成书过程又经历由原手稿转抄，再到报纸排版、结集再次排版，因此出现许多手民之误，可以理解。对照1984年版与建文书店版，可以看到，大部分错字和标点误植得到了订正，如“阑中”改正为“阑干”，“偏修”改正为“编修”，“棲台”改正为“楼台”，等等。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原本不必改而改的问题。比如将“署以隶书题名”改为“皆以隶书题名”（《石屋馀渖·故宫书画》），“菩萨鬘”改为“菩萨蛮”（《石屋续渖·杭州闺秀诗》）等。
二是删去了个别内容。学者杨焄曾对照后来的版本与建文书店原版，发现后来的版本中《石屋馀渖》“欢喜佛”一则被略去了部分内容，《石屋续渖》“房中术”一则被全文删除，并将后文“车夫之言”一则移至于此处填补。删去的原因，杨焄分析：“正当出版社在1984年着手准备影印两书之前，刚刚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尽管没过多久就戛然而止，并未愈演愈烈，可设身处地来推想，编辑们势必心有馀悸而宛若惊弓之鸟，看到书中的这些字句就自觉有诲淫诲盗的嫌疑，才索性越俎代庖以防患于未然。”
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复印”本在修改与删除时并未作任何说明，且标注为“复印”，所以此后陆续出版的各种整理本，都想当然地以此版为底本，因此留下了一些遗憾，如山西古籍出版社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等都是如此
。
以上是对《石屋馀渖》系列笔记写作、连载、出版过程和不同版本的梳理。根据这些情况，本次整理不再以“复印”本为底本，而是选择以更接近原貌的《文汇报》连载版与建文书店版为基础，精心校正。
在整理过程中，部分参考了1984年“复印”本和以往整理本所做的工作，并进一步修改了之前未发现的错误。主要的原则是只校正错字，不删改内容。整理时以【】表示删改的字且将字号减小，将改正、补入之字置于〔〕内，如“阪【尔】〔泉〕之战”。圆括号为原文所有。正文中的缺字符□为原文所有，附录中□则表示漫漶残损难以辨认之字。由于底本排印错字过多，为避免逐一出校破坏阅读的连贯性，对于大部分比较明显的手民之误，一般径改，不再标出。有些为整理者参考相关史事后进行的修改，则加简要注释说明。对于通假字如“合／盒”“匡／框”“扁／匾”，径使用正字。此外，由于作者是文字学家、书法家，在原稿中常有旧体、异体字，为了兼顾保持原貌与便于阅读，我们将部分过于冷僻的字形改为现在通行写法。
此外，我们将1913年《时事新报》连载的“石屋馀渖”作为本书附录1，这是此前《石屋馀渖》各版本中没有的。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些内容确为马叙伦所作《石屋馀渖》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其内容可以补充许多有关作者生平、交游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内容，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叙伦笔记撰写、发表的过程。与后来成书的《石屋馀渖》不同，这部分连载没有为各条目起标题，为了方便阅读和翻检，我们在整理时进行了编号。本书附录2、3是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连载目录，及个别未见于成书的连载内容。附录4则是夏承焘日记所见《石屋馀渖》手稿的情况，所据为吴蓓整理的《夏承焘日记全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在整理过程中，参考了卢礼阳先生所著《马叙伦年谱》，该书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在此表示诚挚感谢。限于水平，此次整理难免存在疏漏，敬请方家赐正。
笔记文字看似散漫无章，但可以透露出许多其他史料难以提供的信息，既是时代的别样记录，也是作者的心史呈现。希望本次整理，可以对读者更好地阅读与研究这份文献有所助益。
整理者
2025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