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作为近世日朝交聘史料的通信使史料十分关注。以对通信使史料的整理、编纂为基础，展开了多样的研究。但是，考虑到通信使史料与中国历史的直接关联度并不强，而收藏了通信使史料的日韩两国又已经在通信使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要从怎样的角度切入，才能在不重复日韩学术界既有研究的同时，做出具有开拓性的有意义的研究呢？在诸多的尝试中，葛兆光教授提出了“不在场的在场者”这一概念，即去探讨日朝间以通信使为载体而进行的交聘礼仪、儒学交流、知识交换、文学竞逐等交流活动背后的中国之影响。
这篇综述将从三个方面介绍中国的通信使研究。首先，是对中国学术界到目前为止的通信使研究的内容及其研究角度的介绍。其次，是对史料编纂情况和通信使相关的研究会议的介绍。最后，是对既已提出的研究方法的介绍。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及的中国的通信使研究，是指中国学术界开展的研究。而海外的中国学者，比如在日本进行通信使研究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日本既有的研究脉络中展开的，因此纳入日本的通信使研究更为恰当。故而本文并不会涉及这一类研究。
中国学者对通信使产生关注，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后。但是，直到2010年为止，中国学术界关于通信使的研究论文只有数篇而已。就笔者所见，赵建民在2002年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通信使研究。这篇论文在对江户时代的12次通信使的情况作出简略介绍的基础上，一方面探讨了通信使在当时的日朝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当时日本和朝鲜对中国的关心情况；另一方面，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在通过通信使进行的对朝交聘中，将自身的位置置于朝鲜之上，并随着交往的推移，对朝鲜的蔑视情绪日益高涨。这一倾向被日后的明治政府所继承，并最终发展成19世纪对朝鲜的侵略行为。赵建民在引用日本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通信使概况进行了介绍，尚未触及到通信使史料本身。
之后发表的陈文寿的《丙子通信使与近世日朝通交体制》（2004）在通信使研究上有所推进。该文指出，德川幕府对朝外交革新的尝试，实则在“柳川一件”之前便已展开。“柳川一件”可以说是革新的契机，但并非起因。陈文寿认为，德川将军之所以支持对马宗氏，是为了维护家臣必须服从于藩主的幕藩体制的基本规则。幕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置，相较于外交方面，在日本的内政方面发挥了更为重大的影响。日本通过与丙子通信使的交聘，实现了对国书中将军称号的变更，以及对日本年号的使用等外交上的革新。陈文寿的研究在切实地引用通信使史料的基础之上，对丙子通信使在日朝外交中的意义做出了分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实证性质的通信使研究。
另外，许多的通信使笔谈资料中蕴含着日朝知识人围绕中医及汉方学的交流情况。中国的医学工作者很早便注意到了这一批史料的价值。比如，梁永宣基于内阁文库及富士川文库收藏的18种笔谈资料中与医学交流相关的内容，分析了以通信使为媒介的日朝医学交流的情况（2004、2005）。全世玉也做出了类似的总括性的研究（2006）。总之，2010年以前的通信使研究，大都处在对通信使及其关联史料的基本介绍阶段，并未呈现出明显的研究方向，成果很少，相互之间也未形成讨论。
2006年，日本的通信使研究开始被介绍和引入到中国学界。首先被翻译过来的，是夫马进先生的《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一文。夫马进首先指出，燕行使史料可以作为明清中国的政治、外交、社会研究的新史料。通过对通信使和燕行使进行比较，可以判明近代之前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各自在东亚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该文讨论的中心是朝鲜知识人在东亚的学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夫马进指出，以通信使的身份到访日本的朝鲜知识人，注意到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中出现了反对朱子学，主张重视古代语言，通过对古代语言的综合研究来理解儒教的经典著作，回归古典、回归原始儒学思想的倾向，即所谓的日本古学。此后，作为燕行使来到北京的朝鲜知识人，发现中国存在类型的倾向，即曾盛行于乾嘉时代的汉学。固守朱子学并将其作为王朝统治基础的朝鲜知识人由此感到深刻的危机，同时意识到日本的学术已经脱离了朝鲜的影响。以此为契机，朝鲜知识人开始重视收集日本的学术情报，而这一举措又进一步影响了朝鲜对自身和清朝学术的理解。
两年后，夫马进的《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被刊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此文在对作为燕行使访问清朝的洪大容和作为通信使访问日本的元重举的经历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清朝、日本、朝鲜的知识人各自的精神世界。夫马进指出，无论是洪大容和清朝知识人的交往，还是元重举和日本知识人的交往，虽然都是以诚相待，但朝鲜知识人却对清朝知识人和日本知识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真情流露的举动无法理解。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盛行古学的日本和推崇汉学的中国都不约而同地对“情欲”、“情爱”有所肯定，而尊奉朱子学的朝鲜知识人，却认为应该抑制“情爱”。故而，夫马进认为，与当时的清国和日本的知识人相比，朝鲜的知识人可谓生活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2010年，夫马进的专著《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在中国出版。就此书的内容而言，一是介绍了16、17世纪的朝鲜燕行使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二是介绍了18、19世纪经由燕行使和通信使进行的中朝、日朝学术交流的情况。同时收录了日本现存的朝鲜燕行使书目提要和中国现存的使朝鲜录提要。并通过将《使朝鲜录》和《使琉球录》进行比较，分析了中国人的朝鲜认识和琉球认识的区别。以对夫马进研究的介绍和引入为契机，既已对燕行使研究有着较深关注的中国学术界终于注意到了通信使这一研究对象。2009年，李永春的《简论朝鲜通信使》发表于《当代韩国》。此文也是概括性的研究，从通信使的派遣理由、活动概况、历史意义三个方面介绍了江户时代以来通信使的情况。
中国学术界对通信使抱以关心的另一个背景是，当时中国学界出现的对中国以外的国家保有的汉籍，特别是对东亚以汉文书写的使节日记、文集的加以重视的趋向。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葛兆光教授在2007年提出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方向。在同属东亚的日本、韩国、越南等以前以汉字进行官方书写的国家，保留有大量的汉文史料。其中关于中国的记录十分丰富。葛兆光教授指出，这些史料不仅反映了东亚各国间的关系，而且反映出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对中国的观察。以上国家对中国的观察，对中国自身史料的记载做出了重要的补充。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研究，可以更为立体地描绘出明清中国历史像的同时，帮助我们加深对东亚历史的理解。
随之，作为研究展开的基础，文史研究院着手进行了近世东亚汉文史料的整理编纂工作。于2010年编纂完成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011年编纂完成了《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作为其后续，2012年，推动了夫马进先生《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翻译出版工作的葛兆光教授提议进行朝鲜通信使文献的编纂工作。但是，与越南北使文献和朝鲜燕行使文献不同，除了壬辰战争时段之外的通信使文献与中国的直接关联性不强。而且，在日本与韩国已经有了丰厚的研究积累的情况下，中国学者要从怎样的角度切入，才能不重复于日韩的既有研究，同时又做出有意义的尝试呢？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学者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笔者将中国到目前为止的通信使研究作一整理，发现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是针对朝鲜通信使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观察的研究。这一研究以延边大学为中心展开，可以列举出金禹彤、朴在玉、徐东日、程美娜等人的研究。金禹彤的《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丧祭礼俗——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2013）分析了朝鲜通信使关于日本葬仪的观察和评价。金禹彤指出，通信使注意到，日本与中国和朝鲜不同，主要实行火葬，祭祀的仪式也分为佛教和神道两种。尊奉儒家思想的朝鲜通信使无法理解日本的丧葬文化，因此得出了“国无丧葬祭祀之节”这样偏颇的结论。另外，因日本持有万物有灵的思想，因此在各处散布着祭祀诸物的小神祠，对此通信使也一律视作淫祠。通信使通过对日本的这些偏离于儒家信仰和伦理的习俗的强烈批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信和优越感。同氏发表的《论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衣冠服饰礼俗——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例》（2013）则指出，通信使以儒家的衣冠制度为标准，指责日本人的服饰乃是“诡怪”、“蛮夷”之服。金禹彤认为，这些批判，反映出朝鲜知识人对异文化的排斥以及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此外，朴在玉、徐东日的《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器物形象》（2013）以及梁美娜的《〈海行总载〉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以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人服饰为中心》（2013）、金禹彤的《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婚俗与性观念——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2016）也采取了相同的研究方法。2018年7月出版的徐东日和金禹彤的合著《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海行总载〉为中心》可以说是以上研究的集大成。延边大学所在的吉林省，是明清时代中朝交流的重要地域。因此，延边大学通信使研究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地缘的影响。贯穿于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朝鲜通信使在对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做出观察和评价时，始终以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礼仪为标准，在对日本文化中偏离了儒家思想的部分进行批判的同时，强调了正确贯彻了儒家伦理和礼仪的朝鲜的优越性。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华夷秩序对日朝交聘的影响。刘永连与谢祥伟的文章从1590年通信使访问日本时围绕交聘礼仪与日本发生的冲突入手，指出朝鲜和日本共同受到中国的华夷秩序观念的影响，产生出以自己为“华”，以对方为“夷”的意识。但是，日本与朝鲜的固有文化原本便有所差别，因此对华夷秩序的理解也好，接受的方面也好，并不相同。双方在相互以对方为外交对象，将华夷观念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并试图将自己置于对方之上的竞争中，产生了诸多冲突。这可以说是发源于中国的华夷秩序对周边的影响。同时，朝鲜和日本各自对华夷秩序的理解和贯彻也对近代的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了潜在的影响（2015）。前文已经论及的陈文寿的《丙子通信使与近世日朝通交体制》（2004）则认为，“柳川一件”之后，日本以使用“大君”称号为代表的对朝外交改革是其试图回归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失败之后，为了重新定位自己在东亚的位置而采取的措施。以上两篇研究的共通点在于强调了“华夷秩序”对近世日朝外交的影响。只不过，刘、谢二人的文章强调的是日朝双方试图在“华夷秩序”中将各自置于对方之上时产生的冲突，而陈文寿强调的是双方在外交中相互的妥协。
第三是针对以汉字的使用为基础的日朝间文学交流和笔谈的研究。这一研究，是以汉字作为日朝知识人交流的基础这一前提下，对日朝知识人围绕汉诗、笔谈进行的文化上的竞争，以及通过竞争发生的朝鲜知识人对日认识的更新进行分析。张伯伟的《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2008）与夫马进的前述研究采取了相似的视角，但讨论的中心并非儒学，而是汉文学。张伯伟指出，1764年访问日本的通信使，通过与日本知识人的笔谈，对日本汉文学的现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此认识到日本人的汉文学水平有了更高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在内的汉文学圈的整体视野。不存在正式外交关系的中国与日本的学术，以通信使为媒介，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交流。徐毅的《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11）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即通信使与日本知识人唱和的汉诗中，对中国的历史典故多有引用。通信使在将中国的古典知识传递到日本的同时，也将明清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各方面的情报介绍到日本。但是，朝鲜知识人从日本得到的知识却没有被传递到中国。也就是说，通过朝鲜进行的中日间的信息交换是不对称的。
第四，是对围绕通信使的活动进行的外交礼仪的探讨。金禹彤、张雨雪的《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2014）将江户日本对通信使的接待，分为私人交往的非正式接待、地方上的正式接待和德川将军代表国家进行的接待三种，指出通信使对德川将军所行的四拜之礼是以明朝的礼仪为基准制定的。根据《明会典》，四拜礼是明的官僚拜见太子、藩王时所行之礼。张佳的研究《朝鲜通信使礼仪交涉发微：以崇祯丙子、癸未使行为中心》（2014）则指出，在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秩序中，朝鲜国王的地位等同于明的藩王，因此朝鲜官僚对朝鲜国王行四拜礼合乎明朝的礼仪规定。而日本与朝鲜乃是敌礼之国，朝鲜使节向德川将军行四拜礼，即意味着朝鲜一方承认德川将军乃是与朝鲜国王对等的交聘对象。即，无论是德川将军还是朝鲜国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中是平等的。概而言之，以上的研究均认为江户时代日朝间的外交礼仪是参照明朝的礼仪而制定，这恰恰是明朝的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的证据。
第五，是对经由通信使进行的日朝间医学交流的研究。推进这一研究的大多是医学工作者。在通信使的成员中，包含有医员或者是精通医学的人才，他们与日本的医生以及知识人围绕汉方医学的交流散见于笔谈资料中。中国的相关研究大都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展开。2010年之前已经有了梁永宣的总括性研究，2010年以后，以某部史料为中心的个案研究相对多见。例如《日本〈桑韩笔语〉中的日朝医学交流背景与内容》（2005）、《日朝医学交流史的生动记录——〈韩客治验〉》（2011）、《日本〈两东笔语〉所载笔谈医学史料研究——以药物、诊疗为核心》（2015）、《日本〈和韩医话〉所载笔谈医学史料之所见》（2016）等。2017年，李敏的博士论文《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史料研究》完成，论文从“医学问答人物史料”、“医籍史料”、“药材史料”、“疾病诊疗史料”、“朝鲜医药馈赠史料”五个方面归纳了日朝笔谈资料中的医学交流相关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汉方医学对日朝医学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个研究方向是聚焦于某一人物的研究。比如温伟婧的《朝鲜通信使与雨森芳洲的研究——以〈缟纻风雅集〉笔谈唱和为中心》（2015）和熊琤的《从〈韩客笔语〉探究林罗山的自国意识和朝鲜观》（2017）。前者讨论了经由朝鲜通信使和雨森芳洲的笔谈反映的日朝知识人互动的情况，后者分析了通过与通信使的交流所见的林罗山的日本观和朝鲜观。但是，以上的研究并未能提出超越日本现有研究的新观点。另外，于泳、林范武的《江户“正德”年间朝鲜来聘仪礼修订策略解读》（2017）在对新井白石推进聘礼改革的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德川时代的日本业已滋生出“自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并试图在东亚缔造以日本为中心的秩序。对朝的聘礼改革，包含着在政治和文化的方面与朝鲜一较胜负、进一步提升日本在东亚的位置的目的。此外也包含了对抗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意识。
当然，研究的展开必须以史料的获取为前提。近年来，中国的通信使史料的编集和整理工作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从周边看中国”方向下，对中国以外的东亚各国使行文献的整理（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为中心）。
二、“东亚笔谈文献研究”方向下，对东亚各国笔谈文献的整理（以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为中心）。
三、“域外汉籍研究”方向下，对东亚各国保有汉籍的整理（以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为中心）。
其中，已经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出版的成果，是文史研究院编集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这是作为《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后续，由文史研究院主持编纂的第三部东亚使行文献资料集。但是，与《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采取了原本影印的方式不同，《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采取的是点校整理的方式。《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中包含了18种通信使记录，选择的标准是在日朝交通的重要时间点发生的记录或者内容较为丰富的记录。与日本尤其重视江户时代的12次通信使不同，作为倡议人的葛兆光教授提出要在朝鲜王朝和日本整体的外交史中去认识通信使史料的价值，因此这18种史料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420年直到1877年，虽然就朝鲜半岛而言只涉及到朝鲜王朝一个王朝，但日本列岛却经历了室町、织丰、江户和明治四个时代。当然，这一史料集编纂的背景，是中国学者对于明清中国对周边影响的关心。
《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的编集工作前后进行了3年的时间，于2015年6月正式出版。但是，这一工作还远称不上完美。2012年的时候，中国学术界对通信使的关心相较于现在还要淡薄，可供参考的研究也十分有限。当时在编集者当中，并无一人是以通信使为研究方向的。但庆幸的是，当时的团队中，有从事中日交流、中朝交流、明史、清史专门研究的学者。大家互补长短、交换意见，尽可能地对史料进行正确的编纂和整理。对于底本中存在的错误，也参照他本进行了校对和注释。《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的编纂目的，是为了在唤起中国学术界对通信使史料关心的同时，为今后的通信使研究提供基本史料。
当然，《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与韩国编集的《海行总载》以及日本编集的《大系朝鲜通信使》相比，收入的史料较少。但是，这部资料集的出版，为中国的通信使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既已对通信使有所关心的研究者围绕资料集的出版进行了讨论；另一方面，尚未对通信使产生关心的研究者也以《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的出版为契机了解到这一史料，其中一部分人产生了研究的兴趣。
此外，2014年，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召开了汇聚了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学者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周边看中国（二）——以朝鲜通信使史料为中心”。其中，中国学者的研究，多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角度去阐明通信使文献的价值。按照研究所涉及时代的顺序，首先介绍朱莉丽的研究《围绕“己亥东征”的日朝交涉及其背后的明朝因素》。此研究以宋希璟的《老松堂日本行录》为主要史料，通过对中、日、朝三国史料的对比，分析了围绕“己亥东征”进行的日朝交涉背后的中国因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朝鲜时常将明朝、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作为处理朝日关系的一个手段，比如朝鲜在决定讨伐对马之际所列出的出征理由中，便特别强调了倭寇对“上国”即明朝的不敬。作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对日本的讨伐，包含了向明朝尽忠的意味。宋希璟在京都和作为将军使者的五山僧围绕国书所署年号的交涉中，也特别强调朝鲜作为明的藩属国必须使用明朝的年号。虽然朝鲜和明朝之间并非全无矛盾，但是在围绕“倭寇”这一问题与日本的交涉中，朝鲜却刻意强调自己和明朝的同盟关系，以将日本排除在朝鲜和明朝的亲密关系之外。
黄修志的《事大与交邻：丁酉再乱期间中朝围绕〈海东诸国记〉展开的书籍外交》，首先介绍了申叔舟《海东诸国记》的作成背景。然后进入主题，指出丁应泰以杨镐在丁酉再乱即庆长之役中谎报军情的事件为契机，对杨镐进行弹劾的同时，对维护杨镐的朝鲜也进行了告发。告发的依据，就是《海东诸国记》中记载的朝鲜三浦通倭问题、对日国书中使用日本年号的问题，以及朝鲜国王的谥号僭越称“祖”的问题。得知这一消息的朝鲜慎重制定对策，向明朝派出进行申辩的使节。使节通过在京期间的一系列交涉和斡旋，最终获得了明朝的谅解。通过此次的“书籍外交”，明朝和朝鲜都加强了对彼此的了解。明朝对朝鲜对日外交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朝鲜则深化了对明朝的“事大”观念。另外，朝鲜对日本的态度也从申叔舟时代的乐观转向了消极。黄修志认为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朝鲜外交观念转变的一个契机。
钱云的《壬辰倭乱前后的朝鲜通信使录与东亚国际关系》，从黄慎的《日本往还日记》和庆暹的《海槎录》两部史料着手，探讨了中国在与周边国家交涉的场合，以及受到“朝贡制度”及“宗藩体制”影响的朝鲜在与日本交涉的场合，“中国的世界秩序”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并试图揭示在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中，有没有不同的规则。钱云认为，战争中明朝对丰臣秀吉的册封是对“宗藩体制”的一种活用，即明朝想将日本纳入宗藩体制作为解决战争的一种手段，但是却以失败告终。战后，日朝间逐步修复关系，并最终实现了外交的稳定化。对此，明朝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也就是说，明朝在处理周边事务时，并未一味的强行贯彻“朝贡制度”，而是会根据现实情况采取有弹性的政策。此外，文中也强调了朝鲜在对日外交中对“中华礼仪”的强调，认为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与文化对周边的影响。
当然，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也有单纯从日朝交流的角度入手的，徐凡的《故国残梦：壬辰倭乱后的俘虏刷还与道德困境》便是一例。徐凡的文章以战争中的朝鲜俘虏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儒学者、一般人和女性三个群体面对归国问题的选择及其背后的原因。首先，徐凡通过姜沆的例子，指出具有强烈的华夷思想的朝鲜儒学者对本国文化持有强烈的优越感，而将日本视作夷，因此具有强烈的归国意愿。而一般人却因在日境遇的不同，相应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女性的抉择更为艰难。那些已经与日本人结合的朝鲜女性，被固守儒家思想的朝鲜使节视作失节之人而遭受了严酷的批判。通信使的俘虏刷还活动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关于“归”抑或“不归”，被掳人根据其社会身份和在日境遇的不同，做出的选择也各不相同。
以上的论文，全部被收录在《东亚的文化比赛——朝鲜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一书中，于2019年出版。
此外，2018年发表的朱莉丽《朝鲜通信使与壬辰战争前的朝日交涉及信息传递——以〈金鹤峰海槎录〉的记载为中心》，亦是着眼于日朝关系的研究。本论从1590年通信使副使金诚一的记录《金鹤峰海槎录》着手，分析了以丰臣秀吉的大陆侵攻计划为背景的此次通信使对日交涉的情况及其对日本的认识。关于这一时期的日朝交涉，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积累，本论针对以下两点，进一步挖掘史料，做了以下研究。首先，据中村荣孝的先行研究指出，此次通信使携带了两封国书回朝鲜。但中村氏的研究并未阐明秀吉之外的另一封国书的发出人是何者。本论利用《金鹤峰海槎录》中收录的金诚一给宗义智的书信，指出另一封文书的发出者是宗义智。在这封文书里所见的开放二浦即荠浦及盐浦的要求，其实包含了宗氏扩大对朝交流的愿望。另一点是关于金诚一误判了秀吉意图的原因。以往的研究多将其归因于党争。即隶属东人党的金诚一故意采取了与隶属于西人党的黄允吉不同的言论。但本论认为，金诚一认为秀吉不会发动战争是发自本心的判断。极其重视礼仪的金诚一，目睹了秀吉在接见通信使时的一系列无礼行为，认为秀吉并非是可以成事之人。也就是说，身为儒学者的金诚一用儒家的行为准则去衡量作为武人的秀吉，因此出现了误判。这可以说是当时朝鲜和日本之间文化冲突的一个例子。
前论列举了近年来中国通信使研究的几个方向。接下来进行方法论方面的介绍。葛兆光的“不在场的在场者”是中国的通信使研究代表性的方法论。即在通过通信使进行的日朝间的交聘礼仪、儒学交流、知识交换、文学竞争中，去探索近世日朝交流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的方法。
2008年，葛兆光的《揽镜自鉴——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刊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这篇论文中，葛兆光教授首次讲到，《海行总载》里所记录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察、想象和评价，可以作为中国史研究的资料。2014年，在《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的编集工作进行当中，葛兆光发表了《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一文，此文后来也成为《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的导言。在这篇文章中，葛兆光如此阐述了通信使研究对中国的意义。
《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题目是《暗潮与潜流：朝鲜赴日通信使时代的东亚国际秩序》，这一部分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朝鲜通信使。即通信使派遣的时代背景、通信使的使命和通信使汉文文献的概况。第二部分的题目是《政治上的自尊：名分与礼仪》。在这一部分中，葛兆光指出，虽然日本和韩国的通信使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但除了夫马进以外的研究者，几乎不曾注意到中国的视角。葛兆光将日本的通信使研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对通信使文献（包括笔谈、唱和、书法和绘画作品）的整理。第二，是关于15—19世纪朝日外交关系和外交制度，以及朝鲜和日本间相互认识的研究。第三，对15—19世纪日本和朝鲜之间政治、思想、文化交流的研究。第四，对15—19世纪日朝贸易的研究。以上研究无一不欠缺中国的视角。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视角是必要的？2012年葛兆光教授访问韩国，就通信使资料的出版问题与韩国学者进行商议时，也曾被韩国学者问道：“通信使史料是朝日交聘的史料，与中国有何干系？”
对此，葛兆光教授做出了以下回应。以通信使为媒介的日朝交流，随处可见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重视“名”、“实”关系，希望通过“名”来责“实”，用严格而清晰的名分，来建立上下有序的等级，并以此形成社会上整齐有序的政治秩序。朝鲜王朝在接受儒学的基础上，将中国制定的礼仪作为与日本之间的交聘礼仪的基准，比如对外交文书署名和年号问题的重视便是一例。柳川调兴向幕府举出的宗室的一项罪状，便是宗氏在对朝外交文书中将德川将军署名为“日本国王”。对此，朝鲜认为这一称号表明了朝鲜和日本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下的平等国家的象征而予以赞成。德川幕府却认为，自己并未从中国那里接受过“国王”称号的册封，而采用了“日本国大君”的称谓。换句话说，日本向朝鲜表明了自己并非是中国皇帝的臣属。无疑，日朝之间围绕国书署名的论争，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为背景的。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对朝鲜和日本产生影响的证据。当然，无论是年号的使用，还是交聘的礼仪，在日朝交流的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礼仪的影响。
第三部分的题目是《文化间的比赛：服饰、风俗、儒学与艺文》。朝鲜通信使访问日本时，对日本人的服饰，日本的风俗、儒学、艺文等做出了评论。他们以中国的衣冠制度、伦理道德和朱子学为标准加以衡量，得出了朝鲜在礼仪、学术、艺文等方面全面优于日本的结论。同样的，与朝鲜知识人交游的日本知识人，也在强调日本的学术优于朝鲜的地方。日朝之间围绕儒学和汉诗文的竞争，是以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为前提所出现的现象。《文化间的比赛》主要提出了以上论点。
概而言之，葛兆光认为中国的通信使研究，可以采取与日韩学术界不同的视角，即去发现日朝的交聘与交流中潜在的中国因素。虽然现实中明清中国在日朝交流的场合经常是缺席的，但是中国文化以及历史上存在的华夷秩序、册封体制等，却对近世的日朝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朝鲜通信使文献虽然主要记载了近世日朝交聘的情况，但同时也反映了明清中国在东亚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不在场的在场者”。
受这一方法论的影响，围绕日朝间的文化竞争的研究相继出现。比如王鑫磊的《批评与回应：通信使与朝、日“文化比赛”》（2014）、宋荟彧的《通信使文献所见东亚汉文化圈的差序格局——以〈东槎日录〉为例》（2014）、韩东的《十八世纪朝日文人的“文会”与“文战”——以笔谈唱和集资料为中心》（2017）。《批评与回应：通信使与朝、日“文化比赛”》在分析了通信使对日本人的外观，日本的风俗、文学和学术、饮食的批判的基础上，讨论了朝鲜知识人以“小中华”自居，对日本文化的蔑视心理。而日本对此的回应方式，便是通过对通信使豪华的接待来展示日本的国力。《通信使文献所见东亚汉文化圈的差序格局——以〈东槎日录〉为例》从更为广阔的层面分析了1682年通信使对日本社会的观察。观察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通信使对日本的政治制度的认识。比如，天皇是日本象征性的统治者，实际的统治权掌握在德川将军手中；幕府通过将繁华城市作为“天领”，并征收租税的方式来获得经济上的收入；将军通过参勤交代制度掌控地方大名等。对于以上情况，金指南都有所了解，并记录在日记中。其次是通信使对于日本城市的印象。金指南在给予京都、大阪等繁华城市较高评价的同时，又将它们与中国的苏州、杭州相对比，得出了日本的城市较之苏杭有所不及的结论。最后讲到了通信使对日的佛教信仰的批判。独尊儒学的朝鲜知识人，对日本人拥有多种信仰这一现象，认为是其作为“夷”的一种恶习。另外，金指南从拜访自己的日本僧口中，听闻到一个叫土木子的明朝移民的事情，却对其真实性怀有疑问。因为在金指南看来，明朝的移民在明清鼎革的战乱中，没有去往继承了中华文化的朝鲜，却选择了蛮夷之国的日本是不可思议的。宋荟彧指出，这种怀疑的背后，是朝鲜知识人对日本文化的蔑视。总之，本文的结论是，汉文化圈的差序格局，是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按照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而在东亚文化秩序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一种格局。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文中引用了葛兆光的“不在场的在场者”的概念。韩东的研究从“文会”和“文战”两个方面分析了朝日知识人之间的交流。“文会”对于双方的知识人而言，是一个提高自己名声的绝好机会，因此双方都高度重视，并在“文会”中争取好的表现。但与此同时，这种切磋也有“文战”的意思。关于“文战”的讨论则从“文化”和“学术”两个方面展开。从文化方面而言，与朝鲜高度强调自己与中国文化的共通性不同，日本则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而在“学术”方面，则可以说是朝鲜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之间的对决。换言之，日本在与朝鲜进行文化比赛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文化抱有自信，并非一味追随中国文化。
“不在场的在场者”虽然作为中国的通信使研究的重要方法被提出，但在日韩学者看来，可能多少有些“中国中心论”的意味。在韩国学者当中，也有着儒学自传入朝鲜半岛以来，已经过上千年的时间，已经融入到朝鲜半岛的文化中，故而应该称作韩国的儒学这样的主张。当然，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也好、日本也好、越南也好，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但是，朝鲜王朝确实受到了最初产生于中国的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并且学习与之相关的伦理，尤其是明朝的礼仪和服饰制度。虽然朝鲜也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之做出了某些调整，但在与日本交流的过程中，朝鲜知识人还是会主动提及明朝对朝鲜的影响。也就是说，那个时代人们自身并不否认这种影响。作为历史研究者应该承认这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现象。
当然，通信使文献也可以作为研究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比如通信使所记录的在日唐人、唐人村的情况，在中国的史料中很少见。基于倭寇事件、中日贸易、中国的国内战争等原因，有大量的中国人移居到日本，这也是当时活跃的中日交流的一个方面。这些人在当时的中日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也时而反映在通信使的记录中。像这样通过通信使的笔端记录下来的中日交流相关的史料不在少数。对这些史料的分析，以及基于这些史料的对明清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研究，可以作为此后通信使研究的一个方向加以推进。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大多数的通信使研究，是以丰富中国史研究的史料，在更广阔的视野里研究中国历史为目的的。因此，极有可能陷入对自身的立场过分重视的中国中心主义当中。为此，中国学术界必须与日韩学者保持积极的对话，相互尊重对方的立场和方法，避免自说自话，这也是今后中国的通信使研究必须展开的工作之一。
赵建民：《17—19世纪初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朝鲜通信使访日与朝日两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注》，《东北亚研究》2002年第6期。
陈文寿：《丙子朝鲜通信使与近世日朝通交体制》，《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二辑），2004年。
梁永宣：《藏于日本的朝日医家笔谈》（上），《医古文知识》2004第3期。
梁永宣：《藏于日本的朝日医家笔谈》（下），《医古文知识》2005第2期。
梁永宣：《日本〈桑韩笔语〉中的日朝医学交流背景与内容》，《医古文知识》2005第4期。
全世玉：《浅谈朝鲜时代日朝间的医学交流》，《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九届中医医史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萃》，2006年。
夫马进、胡宝华：《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辑），2006年。
夫马进、蔡亮：《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张伯伟：《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葛兆光：《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李永春：《简论朝鲜通信使》，《当代韩国》2009年第1期。
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梁永宣：《日朝医学交流史的生动记录——〈韩客治验〉》，《中华医史杂志》2011年第2期。
徐毅：《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第5期。
刘嘉元：《17—19世纪朝鲜通信使的汉字书写》，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金禹彤：《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丧祭礼俗——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东疆学刊》2013年第1期。
朴在玉、徐东日：《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器物形象》，《东疆学刊》2013年第2期。
金禹彤：《论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衣冠服饰礼俗——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梁美娜：《〈海行总载〉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以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人服饰为中心》，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4第2期。
金禹彤、张雨雪：《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东疆学刊》2014年第4期。
宋荟彧：《通信使文献所见东亚汉文化圈的差序格局——以〈东槎日录〉为例》，《当代韩国》2014年第3期。
张佳：《朝鲜通信使礼仪交涉发微——以崇祯丙子、癸未使行为中心》，“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二）——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中心”会议论文，2014年11月，收入《东亚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书局，2019年。
王鑫磊：《批评与回应：通信使与朝日“文化比赛”》，“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二）——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中心”会议论文，2014年11月，收入《东亚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书局，2019年。
朱莉丽：《围绕“己亥东征”的朝日交涉及其背后的明朝因素》，“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二）——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中心”会议论文，2014年11月，收入《东亚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书局，2019年。
黄修志：《事大与交邻——丁酉再乱期间中朝围绕《海东诸国纪》展开的书籍外交》，“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二）——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中心”会议论文，2014年11月，收入《东亚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书局，2019年。
钱云：《壬辰倭乱前后的朝鲜通信使录与东亚国际关系》，“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二）——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中心”会议论文，2014年11月，收入《东亚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书局，2019年。
徐凡：《故国残梦——壬辰倭乱后的俘虏刷还与道德困境》，“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二）——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中心”会议论文，2014年11月，收入《东亚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书局，2019年。
刘永连、谢祥伟：《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以庚寅朝鲜通信日本为例》，《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温伟婧：《朝鲜通信使与雨森芳洲的研究——以〈缟纻风雅集〉笔谈唱和为中心》，浙江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朴成日：《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人的汉诗交流——以〈海行总载〉中的记载为例》，《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
李敏、梁永宣：《日本〈两东笔语〉所载笔谈医学史料研究——以药物、诊疗为核心》，《中医药文化》2015年第1期。
李敏、梁永宣：《日本〈和韩医话〉所载笔谈医学史料之所见》，《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年第5期。
熊琤：《林罗山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研究——以〈韩客笔语〉为中心》，《日本研究》2016年第3期。
熊琤：《从〈韩客笔语〉探究林罗山的自国意识和朝鲜观》，浙江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李敏：《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史料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韩东：《十八世纪朝日文人的“文会”与“文战”——以笔谈唱和集资料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于泳、林范武：《江户“正德”年间朝鲜来聘仪礼修订策略解读》，《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6期。
朱莉丽：《通信使与壬辰战争前的朝日交涉及信息传递——以〈金鹤峰海槎录〉的记载为中心》，《史林》2018年第5期。
徐东日、金禹彤：《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海行总载〉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