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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历史已有两千余年，敦煌学也有百年之久，但是新时代背景下的敦煌和敦煌学已然焕发全新的时代气息。这个新时代的气息即是丝绸之路及其研究热潮所带来的对今天敦煌及敦煌学的巨大冲击。
在百余年的敦煌学研究历程中，处处不乏丝路的影子，但那毕竟是学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探索。总体而言，在敦煌学的研究中对丝路的关注、对丝路重要性的认识是不足的，学术界从未像今天一样形成如此强烈的丝路意识。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和人类世界新的美好愿景的提出，丝绸之路研究成为学术新热点，国家、地方各级政府，高校及相关科研院所，都不愿错过这次丝路研究的时代机遇。特别是丝路沿线的省、市、州、县和高校、研究机构，更是积极地投身其中，以各种形式搭建丝路研究的平台，扩大丝路研究的范围，强化丝路研究的团队，寻找丝路研究的合作伙伴，发现丝路研究的问题，把丝路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良好境地。像传统的中亚研究、西北史地研究、西北边疆研究以及民族学、藏学、西夏学、敦煌学、吐鲁番学、简牍学、长安学等学科，更是与丝绸之路的研究紧密相结合，深化丝路研究的问题和方向，同时也促进了自身学科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
在这个新时代学术的洪流中，凑热闹、赶场子的多，冷静下来观察，从事严肃学问，有的放矢，能够真正意义上从事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的并不多，而可以解决问题的就更是少而又少了。大浪淘沙，丝绸之路研究热潮中鱼龙混杂，能够真正推进丝路研究，或者说丝路研究离不开的学科倒也不多，但其中敦煌学应该说是丝路研究的排头兵，更是必不可少的学科代表。
因为敦煌不仅仅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个节点城市，还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占据了丝路文明不同文化交融碰撞中的关键位置。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是敦煌在历史时期所创造的丰富而多元的历史文化遗存，这是丝路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文化优势。或者说正是丝路文化交流、交融、互动、互鉴、互通在敦煌开花的结果，以大量的文化遗存把敦煌定位在丝路上不可替代的关键位置，这是任何因素都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
即使是汉唐长安城，虽然是丝路起点，但是作为汉唐盛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地位的都城，在强大的儒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左右下，在传统的封建政治的规范下，外来文明只能是用来点缀的一朵朵小花，其影响过于微小，不能达到像在敦煌一样处处充满着浓郁的丝路风情，时时可见胡汉交融的影子。同时非常遗憾的是，作为政治目标，由于受战争等人为因素破坏严重，汉唐长安城没有留下像敦煌莫高窟如此规模庞大、可见可视的古代文化艺术宝藏，没有留下像敦煌藏经洞一样非常接地气的古代写本文献图书馆。因为正史典籍的记载更多是传统的政治、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历史，那些曾经存在于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中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外来胡人胡商市井生活中的丝路气息，是很难被记载下来的，但这些恰恰是敦煌资料的主流成分。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汉唐长安城中曾经发生过的胡汉交融的丝路景象，但是这些在整个汉唐长安城的生活中显得微不足道。汉唐长安城是丝路起点，但毕竟是汉唐皇帝的家园，是朝廷将相的庭院，是那些秉持传统汉人天下观人群的物质和精神阵地。那些高鼻深目多须的胡人（图9），身着异装奇服，乘着中原人眼中视为稀奇之物种的骆驼（图10），走在长安城的大街上，那些在西市酒肆中“招素手”叫卖的“胡姬”，包括唐长安城风靡一时的胡旋舞等带有浓厚异域色彩的文化艺术，在汉唐长安城整体的生活秩序中，更多的是生活的调味品。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唐长安城人口一度有可能达百万
，但胡人仅占4万多。况且这些胡人极难从正面改变中原王朝政治的总体历史走向，更难在传统文化的主流社会中担当主角。即使在唐代前期，胡风盛极一时，“蕃兵蕃将”成为统治和维护唐王朝大厦的重要基石
，但是汉文化的大动脉，汉字文化圈的总体趋势是汉化，而不是胡化。发生在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安史之乱”，则是以安禄山、史思明为代表的胡人对大唐王朝的一次毁灭性颠覆，也使得从此之后胡人在汉人社会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往日不再重现。
图9 唐墓胡人俑几例（采自甘肃省博物馆等编《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
图10 唐墓骆驼俑几例（采自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
敦煌虽然也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遗存，但是其中充满着不同文化的浓厚气息，世界四大文明在这里交汇共存。这里的人口构成除了本地世家大族和汉人之外，还有一直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各少数民族，像匈奴人的后裔、羌人、氐人等，也有因丝路交通而来的中原汉人，还有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及更加遥远地区的印度人、波斯人、大食人，也有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吐谷浑人，以及漠北大迁徙而来的回鹘人和突厥人，有来自西域的于阗人、龟兹人、吐火罗人、焉耆龙家人，也有一直生活在祁连山的仲云人、嗢末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出了充满不同文化特色的文明，为敦煌文化一次次注入新鲜而异样的血液，最终铸就敦煌独特的多元文化大厦。唐代诗人说“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敦煌在唐代单城东从化乡的胡人就达1400余口，占据了整个沙州人口的十分之一，这还没有包括胡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可见敦煌的文化担当者的民族成分之复杂，最后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性。
而敦煌的这一特性恰是丝路的灵魂所在，是丝路文化交流的基本现象和主流方向，所以在今天“丝路热”的大背景中，敦煌成为提炼丝路精神的核心选择。丝路在历史时期成就了敦煌，今天的敦煌及其学术研究，则必然是当今时代影响丝路认识的最可选取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