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丝路研究中的敦煌

丝路成就敦煌，敦煌则必然是丝路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因为敦煌是丝路上东西方文明、多民族文明碰撞交汇的一个地方，这样的地方在丝路上以敦煌的特征最为明显，其他地方并不完全具备这一特点。虽然像西域的于阗、龟兹、高昌及更远的中亚碎叶、撒马尔罕等地，也是历史时期民族汇聚、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但是受地理位置和民族关系及传统文化的制约，汉人和汉文化在这些地方的影响较为有限。缺少了汉文化的影响和汉人的汇聚，所产生的丝路文明似乎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至少缺少东方汉文化滋养的丝路文明，会有其文化构成因素上的先天不足。正因为如此，敦煌在历史时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文化融合中，形成的文化、艺术、宗教必然有其不一样的特性。而藏经洞发现的文物文献，以及敦煌洞窟中保存下来的精美壁画，除了本身作为丝路文明的产物之外，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无疑为中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互补的新桥梁。

我们知道，藏经洞文字文献材料的题材内容不仅限于中国和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还涉及我国境内不少古代民族，如乌孙、月氏、匈奴、羌族、鲜卑、楼兰、龟兹、于阗、粟特、突厥、吐蕃、吐谷浑、回鹘、龙家、嗢末、沙陀、黠戛斯、黑汗、西夏、蒙古等，几乎涵盖了历史时期曾经活跃在中国北方的主要民族。尤其是在藏经洞和莫高窟南北两区洞窟中出现的佉卢文、粟特文（图6）、突厥文、梵文、叙利亚文（图7）、龟兹文、焉耆文、婆罗谜文、吐蕃文、回鹘文、希伯来文、于阗文（图8）、西夏文、蒙古文等文字文献资料 ，更把敦煌的丝路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而敦煌材料中涉及的古代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粟特地区各国，波斯、大食、朝鲜、日本等国的问题，也彰显了敦煌历史元素的国际性。丝路的研究涉及以上的民族、国家、语言、文字、宗教、艺术，而这些恰能在敦煌集中体现，因此对敦煌的研究具有难以想象的学术代表性。

敦煌材料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国际性特点，正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主流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历史积淀则集中体现在了敦煌地区。反过来讲，敦煌无疑是丝绸之路研究的最重要对象。事实上，百余年来的国际敦煌学研究中，以敦煌资料为切入点从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不胜枚举。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际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过程中，敦煌资料一直是最核心的内容，可以不夸张地说，每一本研究丝绸之路的专著当中都少不了敦煌的影子。

因此，我们也看到，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不仅有中国人，还有英、美、法、俄、德、匈牙利、芬兰、日本、印度、韩国等许多国家的学者，敦煌学的研究队伍可以说是一支国际联军。各国敦煌学者，尽管肤色不同，语言有别，甚至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各有不同，但在敦煌学研究上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语言。早在东西方观念对立、政治敌对时期，各国敦煌学者就已经结成了良师益友，成为东西方和解的先行者。近年来，国际敦煌学界更为频繁地往来交流，进一步加强了敦煌学的国际合作，通过合作交流，优势互补，敦煌学研究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局面，成果累出，日新月异，大有目不暇接之势。敦煌学成为国际文化交流新的桥梁，打破了政治上的隔阂，如今更成为东西方合作的一支方面军，发挥着民间交往的巨大作用。

丝绸之路研究与敦煌学研究，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交叉性。但是从概念大小分析，丝绸之路的研究显然要大于敦煌学。当然敦煌学“以地名学”，又是国际“显学”，彰显的其实是敦煌学本身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敦煌学在很多方面的研究都可以纳入丝路研究的范畴，而丝路研究中敦煌学只能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二者是不能相互取代的。但敦煌材料的多元性，敦煌在历史时期与丝路千丝万缕的关联，使得敦煌学的研究一定会影响到今天对丝路的认知和解读。

从这一点出发，今天的敦煌展现给我们的是新时代背景下敦煌的丝路新面貌、国际新现象、交融交汇的新精神，这些都是新时代背景下敦煌的新贡献，而这些新的贡献又必然要融入丝路大背景之中，否则局限在对敦煌本身的解读上，还是不能客观阐释敦煌文化应有的博大精深的丝路文化内涵。 zX42tb4ioq1aVS65Xhsfy6mlK/1xDOVwfmxc9i/74LkgbP1ADXSvLdPE+/lkhZG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