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商人”图像志的民族特性

经典所要铺陈的仅是日常生活中商人、商队在行商过程中常见的一幕，即商人遇盗，并不具体化商人的民族关系，不同的信众会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认同，从印度到汉地，当有各民族不同的理解，荣新江的研究也强调了这些图像中商人首领的身份，从印度的商人向粟特萨保转化的过程 。

对于敦煌的艺术家与信众而言，各类绘画中所描绘的商人形象，总体上是以高鼻深目的胡人为代表，可以从莫高窟第303、420、45、217窟商人画像中看到，其中第45窟保存最为完好（图2-11），人物五官清晰，均高鼻深目，或络腮胡须，有的头戴尖顶帽，胡貌特征明显，应是张庆捷、荣新江、魏义天所论汉晋以来，北朝隋唐时期活跃于中国境内的以粟特九姓胡人为主的“胡商”“商胡” 。

我们知道，儒家文化是轻商的，因此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被排斥在上流社会之外，不能与官僚地主、世家大族的“衣冠子弟”同起同坐，不能为官，在生活上不能享受同等待遇。早在西汉时刘邦就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 纻罽、操兵、乘骑马”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 汉代时政治上明确是“法律贱商人” ，由此导致的“贱商”观念一直延续了下来，甚至可以说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据学者们对唐代社会阶层的梳理排序，商人位居倒数第二，略尊于包括官私奴婢、官户、杂户及部曲、随身、家人、净人在内的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贱口” 。中古传统儒家社会对商人的轻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族人从商的积极性，正好为来华的胡人创造了有利的活动空间。以粟特九姓胡人为主体的中亚移民，经商是他们的民族特长。中亚各国中最大最富强者是康国，《魏书·西域传》“康国”条记：

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

《旧唐书》“康国”条记：

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描写一位琵琶女“门前冷落鞍马稀”之后“老大嫁作商人妇”，但是“商人重利轻离别”，自己只能“江口守空船”，亲情人情的淡泊，加剧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下滑。该琵琶女“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善弹胡乐琵琶的穆、曹二善才，属于粟特胡人无疑，大概这位琵琶女也是流落长安的入华胡女 ，据入华胡人流行族内通婚的传统，其所嫁商人很有可能是位胡商吧。

唐人笔记《太平广记》记载了大量胡商在中原长安、洛阳等地行商、识宝的事迹，其中多有胡商作奸犯科之劣迹：

唐杨纂，华阴人也，累迁雍州长史，吏部尚书。纂之在雍州，司法参军尹君尝任坊州司户。省符科杜若，尹君判申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读谢朓诗误。华省曹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及雍州司法时，有胡盗金城坊者，纂判：“京城诸胡尽禁问。”尹君不同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靴。亦须汉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觅。请西市胡禁，余请不问。”纂怒不同判。遽命笔，复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太宗闻而笑曰：“朕用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伏得几筹。”（出《御史台记》）

同书又记：

天后时，尝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合，所直黄金千镒。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取之，尽为盗所将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惧，计无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驾苏无名，相与请之至县。游徼白尉：“得盗物者来矣。”无名遽进至阶，尉迎问故，无名曰：“吾湖州别驾也，入计在兹。”尉呼吏卒：“何诬辱别驾？”无名笑曰：“君无怒吏卒，抑有由也。无名历官所在，擒奸擿伏有名。每偷，至无名前，无得过者。此辈应先闻，故将来，庶解围耳。”尉喜，请其方。无名曰：“与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长史大悦。降阶执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赐吾命，请遂其由。”无名曰：“请与君求见对玉阶，乃言之。”于是天后召之，谓曰：“卿得贼乎？”无名曰：“若委臣取贼，无拘日月，且宽府县，令不追求，仍以两县擒盗吏卒，尽以付臣，臣为陛下取之，亦不出数十日耳。”天后许之。无名戒吏卒：“缓则相闻。”月余，值寒食。无名尽召吏卒，约曰：“十人五人为侣，于东门北门伺之。见有胡人与党十余，皆衣缞绖，相随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报。”吏卒伺之，果得。驰白无名。往视之，问伺者：“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冢，设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巡行冢旁，相视而笑。”无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尽执诸胡，而发其冢。冢开，割棺视之，棺中尽宝物也。奏之，天后问无名：“卿何才智过人，而得此盗？”对曰：“臣非有他计，但识盗耳。当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时。臣亦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所之，足知其墓。贼既设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毕，巡冢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伤也。向若陛下迫促府县，此（此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天后曰：“善。”赐金帛，加秩二等。（出《纪闻》）

胡人入华后有一部分不法分子如此聚众偷盗，大大影响了胡商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以至于汉人对其长相面貌也颇有低视之见。

隋有三藏法师，父本商胡，法师生于中国，仪容面目，犹作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时朝官及道俗观者千余人。大德名僧，官人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议。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最后有小儿姓赵，年十三，即出于众中。法师辩捷既已过人，又复向来皆是高明旧德，忽见此儿欲来论议，众咸怪笑。小儿精神自若，即就座。大声语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经文，未审狐作阿阇黎，出何典语？”僧语云：“此郎（郎原作即，据明抄本改）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儿即应声报云：“法师以弟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法师眼深而鼻长，何不截鼻而补眼。”众皆惊异，起立大笑。是时暑月，法师左手把如意，右手摇扇。众笑声未定，法师又思量答语，以所摇扇，掩面低头。儿又大声语云：“团圆形如满月，不藏顾兔，翻掩雄狐。”众大笑。法师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别送问，并语未得尽，忽如意头落。儿即起谓法师曰：“如意既折，义锋亦摧。”即于座前，长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惭，更无以应，无不惊叹称笑。（出《启颜录》）

作为高僧的胡僧，本来在汉人的心目中地位是比较高的，亦因其胡貌而不能免于被嘲弄取笑，则社会地位低下的胡商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儒家文化圈内的汉民族一般不愿意从商，因此为具有“逐利”传统和经商特长的中亚粟特九姓胡人、大食人、波斯人、回鹘人等提供了广阔的商业空间。另一方面，胡人所带来的具有异域特征的物品和文化的刺激与冲击，以及西方社会对中国丝绸、瓷器等高档奢侈品的需求，促使“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丝路行旅，相望于道，因此史书记载商人，以“胡商”“商胡”“兴胡”居多数。北朝隋唐墓葬中出土大量的“胡商俑” ，墓主却多为汉人，表明中古时期随葬“胡商俑”成为时髦，从侧面反映胡人在汉文化圈的职业特点之一，以及汉人对胡人从商的认可，最终形成中古时期一种特有的商业文化现象。

因此，我们在敦煌《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及《观音经变》中看到的“怨贼难”“商人遇盗图”中的商人，以胡商为主，正是中古时期的普遍现象，在敦煌这样一个作为入华粟特胡人“聚居地”的丝路重镇，其面貌当为粟特九姓胡人无疑。早在三国曹魏时期，敦煌就有粟特胡人进行贸易活动，受到敦煌太守仓慈的保护，甚至于出现“胡女嫁汉”“汉女嫁胡”的民族融合景象 。西晋时期，就有粟特人在敦煌、凉州、金城、洛阳一线从事商业活动，斯坦因在汉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信札中（图2-12）有可信的记载 ^[1] 。隋代，裴矩经营河西，隋炀帝西巡张掖，丝路贸易空前繁荣，因此莫高窟隋代第303、420窟出现场面宏大、情节复杂的“商人遇盗图”。到了唐代，8世纪中叶粟特人聚落“从化乡”的最终形成，则表明胡人商业的极致发展，壁画中“商人遇盗图”中的“商人”必为“胡商”，第45窟“胡商遇盗图”有很强的时代意义与文化代表性。

但是到了晚唐五代宋时期，壁画与纸本画中“商人遇盗图”的商人形象有所变化，出现完全汉装者，如莫高窟盛唐第128窟（图2-13）、晚唐第468窟（图2-14）、S.5642（图2-15）、晚唐第18窟（图2-16）等；也有汉装与胡装同时并存的现象，如P.2010（图2-17）、P.4513。说明商人民族属性的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汉人中从商者比重在不断加大；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晚唐五代宋时期，入华的粟特胡商通过通婚等方式已汉化了，因此在画像上不再表现其胡貌的特征。当然完全是胡装的胡商也仍有表现，如莫高窟宋代第55窟（图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