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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艺术品作为佛典的图像语言，是艺术家从现实生活出发，对佛典的形象诠释，在这方面《观音经变》颇具代表性，因为其所表现的内容较为贴近信众的现实生活，集中表现在“观世音菩萨救诸难”情节画面当中。对于观音经“怨贼难”而言，经典所要表现的是观音救渡“一商主”带领下的“诸商人”，可以认为是一支商队。这支商队“赍持重宝”，经过“满中怨贼”的“三千大千国土”，恰遇“险路”，正是这些拦路抢劫的“怨贼”最容易出没的地方，言下之意正是偈颂所描述“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显然是遇到了执刀抢劫的“怨贼”即强盗了。在这样的危难情形下，众商人“俱发声言”，念观音菩萨名号，“即得解脱”。
敦煌画中最早出现法华经变或观音经变“怨贼难”“商人遇盗图”的洞窟是隋代第303、420二窟，按敦煌研究院分期，第303窟早于第420窟
，以下按时间关系分别简述之。
第303窟窟顶人字披东披法华经变普门品之“救诸苦难”，其中的“怨贼难”，展现崇山峻岭之间，一支商队正在行进（图2-1）：中间画三头负重的毛驴奋蹄前行；后面跟一高鼻深目的胡人，头戴尖顶卷檐帽，身穿红色圆领小袖紧身袍，双手上举，持一物，作驱赶状；毛驴右前方一衣着形貌完全相同的胡人，右手持一物，不明，似为拜观音情节；商队最前面一身形高大的胡人，同样高鼻深目，头戴高顶帽，身着翻领小袖紧身紫色长袍，有边饰（现变色为黑色），脚蹬长筒靴，呈现出正在张口和对面的三身强盗说话状，当为商队的头领“商主”“萨宝”
；身后立一人，服饰相同，只是颜色变黑，面相变色不清，从翻领的胡服可以看出同为胡人无疑，似为商主随从。和商队对立的是三身全副武装的强盗，头戴兜鏊，身着甲胄，腰束护身，各持一带四流旗长矛，脚蹬战靴，三人并排而立，其中为首者伸出左手，五指张开，显然是与商队头领“讨价还价”。该画面商队构成有商主、商人、驴队、货物，强盗形象完全为官兵装束打扮（后论）。
图2-1 莫高窟隋代第303窟顶法华经变普门品及商人遇盗场景（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
第420窟窟顶法华经变，东披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有大篇幅表现“救诸苦难”，其中的“怨贼难”之“商人遇盗图”非常精彩，情节丰富，位于东披上部，横卷式，从右向左展开（图2-2）。据贺世哲解释
，参考段文杰
、樊兴刚、邵宏江
的两幅今人临本，再结合笔者观察和理解，图画依次表现：商主拜别，一建筑台上一人骑马，台前方一人跪拜，旁立一披挂整齐的马；商队出发，有一头戴毡帽身披风衣的骑马者领头，从其装扮考量，应为商队的头领“萨宝”，其后跟随两头身负重物的毛驴，后有一人，下方前后行进着由毛驴和骆驼组成的商队，后有胡人装束者跟随；商队上山，路遇一高山，道路险峻，一面紧挨悬崖，崖下河水翻腾流淌，商队前后排开，缓慢上山，在爬山过程中，一骆驼坠崖，货物散落，有商人惊恐地朝崖下眺望；为病驼灌药，一骆驼卧在地上，一人骑骆驼身上控制头，一人立前拿一物灌入骆驼口中；商队下山，山路依然非常险峻，有商人紧扯着毛驴的尾巴，小心翼翼；商队下山后休息，被卸了货物的毛驴，有的吃草，有的饮水，有的打滚，还有商人正在为骆驼卸货；路遇全副武装的强盗，强盗均骑马，头戴兜鏊，身着甲胄，腰束护身，手持武器，与手持盾牌和弓箭的胡人装束的商人进行激烈战斗；战斗结束，商队被劫，并被逼迫向强盗交出货物，手握长枪全副武装的强盗分立两旁，中间坐一位全副武装者，腰佩长刀，应该是强盗头领，中间诸人各拿有一装满物品的袋子，有人正在向一砖砌储藏台倒物品，后有骑马全副武装的强盗持枪驱赶。画面中的商人装束，基本上都是小袖紧身衣，高筒靴，头戴各式毡帽，当是表现胡商无疑。对于最后画面情节，在一些出版物中，图版说明多沿用贺世哲的观点，认为画面中全副武装者是前来解救商队的官兵，与其作战及最后交出货物的是强盗；或认为画面最后表现的是强盗放下屠刀，立成两排，商人得救
。笔者不同意此说，因为据同时期略早的第303窟画面可以非常清楚地反映出，敦煌画中表现《法华经》“观音普门品”救诸难之“怨贼难”“商人遇盗图”，强盗的形象即是官兵的形象，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其后的唐五代宋壁画中，即使是同一铺的第420窟顶壁画中的“救王难”部分，“刀杖自断”的官兵形象，也是完全一样的。
图2-2 莫高窟隋代第420窟顶法华经变普门品商人遇盗图（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隋》）
这样的官兵形象，也可以在同时期第303窟法华经变普门品的解救王难场面中看到（图2-3）。早在此前的西魏第285窟主室南壁“五百强盗成佛图”中，和强盗作战的官兵形象亦类似（图2-4），此官兵形象，杨泓从军事装备的角度已有精彩的说明
。另一方面，作为经典的图像阐释，重在表现与经文有联系的现实生活中的情景，这里即着重表现商人遇盗这样的生活场景，而是否会有官兵出面解救则非经典所包含的信息，也是敦煌所有“商人遇盗图”所未有的情节画面。
图2-3 莫高窟隋代第303窟顶法华经变普门品之观音救难场面（敦煌研究院提供）
图2-4 莫高窟西魏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因缘画面中的官兵形象（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
到了唐代，以盛唐第217、444等窟和中唐补绘的第45窟
观音经变中的胡商遇盗图最为形象且有代表性，但图像的构成不像隋代二窟那样复杂，没有故事发展的情节演变过程，仅是简单的胡商和强盗的对峙。以第45窟为例，则是崇山峻岭之间，六个高鼻、深目、虬髯、戴胡帽、着圆领袍服的胡商，在一处山谷之中，面对从山崖后面走出的六个身着唐服、手持长刀的强盗，胡商们个个战战兢兢，多双手合十，正在和强盗头领交谈，地下堆放着货物，胡商身后是两头驮载货物的毛驴（图2-5）。略早的第217窟的商人遇盗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同样是崇山峻岭之间，一个身着胡服的商人，身后跟随象征身份的一头毛驴和一头骆驼（后面的画面残），面对四个身着具装、全副武装的官兵，不过有意思的是，官兵所持长矛均为折断状态，旁边有一天人乘云而来，表现观音救度的结果，颇有趣味（图2-6）。同时期的第444窟则出现骑马具装的官兵样强盗（图2-7）。第23窟商人遇盗的场景颇大，在群山之间，四位具装的官兵，挡住了一群胡人打扮的商人去路，可惜画面模糊严重（图2-8）。
图2-5 莫高窟盛唐第45窟中唐补绘壁画观音经变观音救难的场景（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
图2-6 莫高窟盛唐第217窟观音经变胡商遇盗图（采自《敦煌石窟全集·法华经画卷》）
图2-7 莫高窟盛唐第444窟观音经变胡商遇盗图（采自《敦煌石窟全集·法华经画卷》）
图2-8 莫高窟盛唐第23窟法华经变普门品胡商遇盗图（采自敦煌研究院官网“数字敦煌”）
到了中晚唐和五代宋归义军时期，基本上延续盛唐样式，其中中唐第231窟南壁法华经变下屏风画中的“商人遇盗图”，三身官兵装束持长枪的强盗站成一排，前二商人，胡跪，第一身着圆领小袖黑衣袍，高帽，第二身服饰类同，第三身残甚，胡商身后跟一负重的毛驴和一骆驼。而同时期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插图本《观音经》商人遇盗图中出现汉族商人的形象，如S.6983；也有胡汉商人共同出现的现象，如P.2010、P.4513（图2-9）。其中变化最大的是绢画EO.1142中出现胡人形象的强盗与汉人形象的商人（图2-10），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样式和人物组合搭配关系。到了西夏时期的版画中，完全没有了民族的区别，似乎全是汉人形象的商人与强盗。
图2-9 敦煌写本P.4513插图本观音经（采自《西域美术·集美美术馆藏伯希和收集品》）
图2-10 敦煌绢画EO.1142观音经变（采自《西域美术·集美美术馆藏伯希和收集品》）
以上是敦煌石窟商人遇盗图的基本图像志，最早出现在隋代壁画中，画面情节故事性强，结构复杂，极力表现商人在丝路上前进的艰难和路遇强盗时反抗的战斗场面。到了唐代及其后，画面中仅表现商人与强盗路遇时的一个场面，简单了许多，旨在表达经文的意思而已。这种画面结构由复杂到简单的转换，除了经变画表达方式与画面结构在隋唐之间的变化因素之外，也应该与隋唐时期人们对丝路胡商的认识有些关联。隋代在以炀帝西巡张掖为代表的国家行为的推动下，丝路出现新一轮高潮是必然，至少在河西走廊会有不同的表现，正是我们在第303、420窟看到的情形。唐代的丝路贸易常态化，已不再是新鲜的带有异域风情的场景，因此在画面中的表现也简单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