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形象史学还原丝路历史真相

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包括：一是汉文典籍文献，以二十四史中“外国传”中的《西域传》《西戎传》为代表的正史资料；二是以《穆天子传》、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人的“西行记”，也包括西方人入华的记录，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三是以历代僧传、大藏经为代表的佛典资料；四是以公元前5世纪希腊作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著《历史》、公元2世纪埃及人托勒密（Ptolemy）撰《地理志》、拜火教经典《阿维斯塔》、11世纪喀喇汗王朝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编《突厥语大词典》等为代表的汉文以外的丝路国家、民族语言文字资料；五是自19世纪以来西方探险家在丝路沿线的中亚及中国新疆、甘肃、西藏、蒙古等地探险所获资料；六是近现代以来丝路沿线各国考古资料；七是藏于世界各地博物馆的丝路文献文物。基于这些基本的丝路历史、考古、民族、语言、宗教、艺术史料，一百余年来，丝绸之路的研究作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以不同文字呈现出来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汗牛充栋。其中涉及考古、图像、艺术、绘画的研究，则是形象史学的范畴。

整体而言，尽管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可资依据的资料丰富而多元，我们在这里仍强调形象史料即视觉艺术在丝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即是对丝路历史真相的还原。

列举几例以说明：

一、丝绸之路上毛驴的贡献

骆驼作为“沙漠之舟”，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符号 。今天，当人们提到丝绸之路，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穿行在广袤沙漠、戈壁、绿洲之间的驼队（图1-6）。这种想法其实也是历史时期中原内地人们的基本认识，因此在北朝、隋、唐历代的墓葬中，胡人俑总是和骆驼俑一起出现 ，共同构成丝路财富的象征 。不仅如此，传统典籍文献中对骆驼在丝路上的贡献也有正面的记载，如《北史·西域传》记且末西北的数百里流沙（即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駃，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

《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兽部中》云：

敦煌西渡流沙，往外国，济沙千余里，中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停不行，以足踏地。人于所踏处掘之，辄得水。

这是古人对骆驼在沙漠旅行中重要性认识的真实记录。

丝路历史真相是否果真如此？历史时期漫长丝路上的长途运输是否确如文献记载和墓葬陪葬品所反映的那样，骆驼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

经过我们对敦煌壁画中反映丝路交通运输的壁画如福田经变、法华经普门品中的“胡商遇盗图”、法华经取宝图等图像的观察，结合悬泉汉简、敦煌吐鲁番文书“过所”文书、市场账目文书等的记载，发现汉唐以来，毛驴往往是胡人商队的主要运输工具 。在高昌回鹘时期的柏孜克里克壁画中，可以看到供养佛的大商主的驮队，即是由马、骆驼和毛驴共同构成，而非骆驼单独出现。西州一直是丝路商队来来往往的集散地，又是骆驼的主要产地之一，因此壁画商队运输场景中毛驴的频繁出现，应该是丝路历史的真实记载，颇有说服力。

因此，如果没有这些珍贵的形象历史资料的记录和佐证，毛驴在丝路运输中的贡献可能要永远被人们遗忘。这个问题也是本书的一个焦点所在，详细可参考本书第二章第六节。

二、汉人社会对入华胡人女性的偏见与歧视

汉唐时期胡人大量入华，他们在丝路沿线建立起星罗棋布的胡人聚居地 ，胡人在各地的人口数量也应该不少。但奇怪的是，无论墓葬出土的胡人俑，还是寺观壁画中的胡人画像，几乎看不到入华胡人女性的任何形象。《宣和画谱》记载唐代画家张萱和周昉分别画有《日本女骑图》《天竺女人图》，二人均画过《拂菻妇女图》，同书记载五代画家王商画有《拂菻风俗图》《拂菻妇女图》《拂菻仕女图》，李公麟也画过《拂菻妇女图》，但这些作品均没有传下来，具体人物形象特征不得而知。同时检索文献也可以发现，对胡人女性的记载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笔法往往非常隐讳，除了像“胡旋女”“胡妓”“酒家胡” 等服务行业的职业女性之外，绝大多数的胡人女性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为什么胡人男性形象有大量的表现，形式多样，且个个面貌逼真，生动有个性，而同为胡人的女性形象却难得一见？是历史时期本来就不表现，还是我们今天考古发现的缺失？答案是明显的。

另外，难道历史时期入华的胡人中女性的数量本来就非常有限？在漫长的丝路上，胡人女性存在和生活的历史真实面貌如何？

胡人女性形象史料的集体缺失，正是我们基于形象史学视角所关注到的。通过梳理敦煌壁画中胡旋舞图像 、胡人女性的汉人表现、婆罗门夫妇中男性的婆罗门形象和女性的唐人形象，我们发现，出现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实是汉人传统社会对入华胡人女性的偏见和歧视 。其所导致的艺术品中对这些丝路重要推动者的集体选择性缺失 ，实是丝路历史值得注意的一个侧面（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十章）。

三、传入唐代宫室的景教及其艺术

作为沿丝路传入汉地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在汉地的传播，是丝路宗教文明传播的典型事例，特别是各自在长安城立寺传教，是唐长安城“国际化”的象征。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图1-7），虽然是一块碑文，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实是一幅珍贵的唐代景教传播图。而武惠妃大型石椁（图1-8）上具有浓厚希腊化风格的线刻艺术，其中那些画面奇特、内涵丰富的拂菻样神兽（图1-9）、人物图，是来自拜占庭的景教僧在唐宫室传播教义时带来的希腊化艺术影响，实可还原丝路上一种外来宗教在有深厚汉文化和本土宗教背景下的大唐皇室被接受的历史 ，让我们看到丝路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及其历史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像武惠妃石椁这样精彩而典型的希腊化艺术品，单凭已有的有关景教在长安传播的文献资料，恐怕很难想象其传播可以深入到如此程度。而武惠妃石椁对希腊化艺术传播的推动，也可以作为还原复杂而多元的丝路图样传播历史的重要依据。